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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徐新建:以本土连接世界——徐杰舜教授《人类学的中国视野》序
时间: 2018/3/21 8:46:21 浏览量:

【作者简介】徐新建,四川大学教授,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等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多民族文学共同发展研究”首席专家。




徐杰舜教授的文集《人类学的中国视野》即将出版,约我写序。全书从人类学的学科理论、学科建设一直谈到中国视野和本土话语,话题博大丰富,年代跨越很长,洋洋洒洒数十万字,要想全面论及实为困难。盛邀之下,只好说点与作者交往的经验联想,权当为读者提供些许知人论世、由事识人的资料吧。

 

我所认识的徐杰舜是一位活跃于“改革开放”平台的学者、充满激情的策划组织高手、彼此间能豪爽相处的挚友以及长于在学府内外合纵连横的人类学教授。

1993年冬,我与徐杰舜教授初识于泰国。当时,经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推荐,我应邀参加了在清迈召开的第四届国际瑶族研讨会,在那里认识了徐,以及会议组织者雅克·勒穆瓦纳、乔健和武汉大学的宫哲兵等。徐杰舜教授来自广西民院。我和他在会上交流不多,但后半段到曼谷参观访问几天后却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我们两人姓徐,为了区别,大家对我就以名字相称,叫他老徐。

在我印象中,老徐的特点是精力充沛,见多识广,为人豪爽,说话大大咧咧不卖关子。最初我们的专业不同,彼此互不了解。我在贵州社科院,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偏向口传叙事的分析;他在广西民族学院(现为广西民族大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偏向于民族学调查。清迈会议把我们聚到一起,随后便汇入了更具魅力的人类学潮流之中。先是老徐以独胆英雄式的勇气挑起对《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的改版壮举,随后以封面人物的方式对看中的各路豪杰逐个刊登。在十多名之后,我也被强拖入内,被拿去做了期“相思湖对话”,在老徐设计的访谈中讲了走进中国人类学的简历。

接下来的合作一发不可收拾。自2002年起,老徐心血来潮发起举办民间型的“人类学高级论坛”,以每年一届的频率召开,邀请国内和国外学者参加,讨论范围广泛的人类学话题。从那以后我们的联系日益紧密,隔三岔五就会被拖入与论坛筹办有关的事务之中,不是被要求提供事前的议题方案,就是担任圆桌主持或专题评议,实在赖不过时最次也得作为“感言人”加入到论坛闭幕式里做观察发言。为了壮大队伍,扩展声势,老徐不久又把我拉去担任论坛副秘书长,也不经过什么程序手续,直接在电话里告知了事,那派头就跟民间戏班做法一样,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得行。

不过虽说连正式社团学会都不是,行政上也攀不上什么级别,但长期参加的同人们都把论坛当作自己的家,都愿意聚起来各抒己见,展开论争。在当时的时风里,学者间开诚布公、踊跃争鸣的场面并不多见,很多会议都是排座次、看风景、说空话、走过场,老徐组织的论坛却尖锐激烈,异常兴旺。我印象最深的是银川和凯里的两次年会。2004年在银川讨论人类学与生态文明,开幕式的发言上就发生了叶舒宪同李亦园两教授针对“发展”问题的争论,一个相信人类会有永续发展,一个揭露“发展”只是政治神话。见众人兴致高昂,老徐组织大家起草一份人类学的生态文明宣言。会议议程早已排满,没有空余时间,除了我和舒宪外,王明珂、彭兆荣、王建民等学者也连夜加班至次日凌晨,一起把《宣言》初稿赶写出来,待大会通过后即见诸多家报刊。令参与者们自豪的是,宣言对“生态文明”的呼吁比后来官媒的跟进早了好几年[①]

另外一次是2010年,第九届论坛在贵州凯里举办,汇集大家讨论“原生态文化”。承办方积极筹备,热情接待,意在将“原生态”概念打造成宣传品牌。不料发言的学者不大配合,而是秉承论坛惯习,各抒己见,开幕式后的主题发言一上来就对“原生态”提法进行质疑,一个接一个地追问:“什么是原生态?”“谁的原生态?”“为何原生态?”把主席台上的领导僵在台上,要求台下的学生们赶快离场,提前去吃饭。即便如此,发言的学者仍不买账,照讲不误,直到把“原生态”提法暴露的问题揭示完毕。那时的我们相信学术是社会良心,既不媚俗,也不媚上,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老徐擅长于对每次聚会做详细记录、整理,从现场拍照到全程录音,直到经整理打磨后正式出版,体现了我称之为人类学的人类学。翻阅他整理汇编的这本文集式著作,令我仿佛再度回到那一幕幕一同亲历过的聚会场景,浮现出唯有“改革开放”之风才可能催生的时代火花与精神现象。可惜这样的现象正失去土壤根基,变得日益稀少起来。

好在可以文载史册,通过往事的表述汇集,为将来存留一份社会记忆。如今,在出版过多部不同内容和风格的人类学著作之后,徐杰舜又把一组以往的相关文章汇总起来,以《人类学的中国视野》为名出版,一方面或许体现了继续存放记忆的企图,同时又凸显了他长期坚持的一个基本看法和呼吁,即人类学发展的中国化或本土化。文集中,他对“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最大的区别”做过分析,认为西方学者重在考察异国社会及文化,而中国学者——在引入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后,则主要用于考察中国,所以“中国人类学者一开始就具有天生的本土性”[②]“本土化是中国人类学者长期追求的一个学术目标”[③]。其中的理由,徐杰舜教授是这样解释的:

本土化的问题,实际上也很容易理解,既然现在所讲的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都是西方建构出来的东西,那传到中国以后,中国的学者当然要把外国的东西化成中国的东西,那就是把外国的理论用中国的事实加以解释,加以验证,这是一种本土化。[④]

这就是说,因为存在中外之隔,人类学从西方传入后,中国学者当然要进行转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化西为中。具体的任务还不仅仅是单纯的翻译介绍,而是要用中国事实对外国理论进行解释和验证。他举吴文藻为例,将其称为中国人类学本土化“最好的一个代表”,标志是在民国时期就通过请进来派出去之办法,建构出最有特色的中国功能学派。如果以吴文藻为例的表述还带有以西学中心痕迹的话,在跨入2007年提出人类学“中国话语”则进一步阐明了人类学中国化的新拐点。这时的老徐开始强调“不能老拿西方的话说我们自己的东西”。那什么是人类学中国话语呢?他论述说:

人类学中国话语的学术内涵,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中归纳、概括、提炼和升华出可以为人类学作出贡献的中国理论体系。[⑤]

在通过中国经验为人类学做出贡献这点上我是十分赞同老徐观点的。我也不认为现有的西方作品即已代表人类学的全部,无论早期“进化学派”“结构—功能学派”还是后来的“解释人类学”或“反思民族志”等学说主张,都仍只体现了西方经验下的“地方知识”。其中的经验既包括源自西方的理论体系亦包括以其为基础的异文化田野。我的看法是,正如处于支脉纷呈且不断演变的人类物种一样,人类学也处于未曾终结的过程之中,其原理和体系始终是开放而非封闭的,不可以任何单一的“地方知识”将其定义和终结。

说到底,人类学的对象是人及其文化。在此意义上,如果“人类学中国话语”可望出现的话,它的前提与目标仍然是人及其文化,也就是通过中国的经验,进一步阐述人何以为人。若不如此,所谓“中国”“中国的”“中国式”存在——无论经验还是话语,同样仅指向“地方知识”;由此建立的学术成果,更确切的名称是锁于本土的“国学”而不是向世界敞开的人类学。用2007年我们围绕同一话题对话时我讲过的话说,二者的区别在于“国别叙事”与“人类叙事”,国学的指向是“国家之学”“一国之学”,人类学的指向则是人类世界。为此,人类学中国化、本土化的任务就不应是化为国学,而是提升国学,使其从自我中心、有边界的系统转向开放,进而能跟其他系统对话、交融,[][⑥]从而使“中国经验”或“中国话语”都能迈向连接世界的“整体人类学”。[⑦]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把徐杰舜教授看作具有本土关怀并关联中外的人类学家。他的主张和实践——从学术论述到主办期刊及汇聚论坛,均体现了中国视野的人类学。作为命题而作的短序,本文所要表达的意图,不过是把一些他说过的话复述一遍,同时将我认为重要的观点稍加发挥而已。对于早已著作等身且广获嘉评的老徐而言,希望此篇短序不至于被看作画蛇添足。

期待这本《人类学的中国视野》文集能通过人类学中国化聚焦,再度唤起以中西学术交汇为背景对本土国学的超越,并为这样的超越辟出新途。

 

2017115

记于成都望江河畔


【文献引用格式】徐新建.以本土连接世界——徐杰舜教授《人类学的中国视野》序[J].文化遗产研究,2017(01):153-156.



[] 参见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生态宣言:走向生态文明》,载《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人类学高级论坛2004年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 见该书《中国人类学的现状及未来走向》篇。

[] 见该书《从本土化到中国话语———中国人类学发展拐点初探》篇。

[] 见该书《从本土化到中国话语———中国人类学发展拐点初探》篇。

[] 见该书《从本土化到中国话语———中国人类学发展拐点初探》篇。

[] 参见该书《人类学与国学》篇。

[] 徐新建:《回向“整体人类学”》,《思想战线》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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