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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访谈】悼念潘英海教授丨潘英海,罗安平,付海鸿.文学、历史与人类学的跨界表述——潘英海教授访谈录
时间: 2017/11/9 10:06:47 浏览量:


2017117日上午,人类学家潘英海教授因病在海南三亚去世。潘教授是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人类学博士,曾任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人类学所所长、原住民教育文化与生计发展中心主任,海南三亚学院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潘教授为推动海峡两岸人类学界的互动和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不幸逝世,是海峡两岸人类学界的重大损失。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处、学术委员会、青年学术委员会和人类学乾坤谨以此文与海峡两岸人类学界一起悼念潘教授。潘英海教授千古!!!



摘要20126月,“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在重庆召开,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潘英海教授应邀出席并作了有关台湾原住民民族习俗的主题发言,同时接受了与大会主题相关的专题访谈。访谈中,潘教授结合《东番记》《金枝》和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等文献,谈论了他对文学、历史和人类学三者关系的见解。

关键词】《东番记》;台湾;人类学

来源】文化遗产研究,2012,(00):295-303.



20126月上旬,“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在重庆召开,主题是文学、历史与人类学对话。潘英海教授应邀出席并作了有关台湾原住民民族习俗的主题发言,同时接受了与大会主题相关的专题访谈。

潘英海教授是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人类学博士,曾任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兼任该校原住民教育文化与生计发展中心主任等职。潘英海教授在文化合成理论、族群研究(平埔族、畬族)、民俗知识、诠释人类学、知识人类学、数字文化与信息社会、物质文化研究等诸领域有大量著述,并担任“数字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生活与文化主题小组、人类学组召集人,行走于人类学的“学术”与“实践”间。

采访人是四川大学文学人类学博士研究生罗安平、付海鸿。为节省篇幅,以下访谈内容里,主谈者简称为“潘”,访谈人简称“问”。

一、文学、历史、人类学:“三合一”的跨界书写

问:潘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在会议发言中,您用人类学视角解读了《东番记》[1],我们想请您讲一下文学与人类学的关系。

潘:真正讲起来,我不是研究文学人类学的。《东番记》刚好和我的研究有关,而且有些部分我已经写了十年。当年着手研究《东番记》,是因为我在做平埔族群史,刚好《东番记》写的是“安平”,那个地方是我主要研究的区域,这是第一篇对台湾描述的文字。在很多汉文的文献中,讲到的“台湾”其实都不是台湾。它们讲的空间、地理与人文都与现实对应不起来。在《东番记》里面,你一看就知道他讲的是台湾的哪个地点、哪个族群。而且后来荷兰和清朝的文献里面,都有可以印证的记录。《东番记》是我们研究台湾必读的一篇文章,也是很人类学的文章,是一个民族志,所以我要做一个人类学的解读。

问:潘老师,您将《东番记》同时看作是游记、历史文献与民族志。那么,您如何理解这三种文本之间的跨界问题呢?

潘:这三个东西可以说是“三为一”或者“一为三”。因为在中国的传统里面,文、史、哲不分。表面上看来,《东番记》是文学。陈第这个人很特别,他是一个淡泊名利的文人,经常写了文章就烧掉,所以他留下来的文章不多。他也喜欢玩,主要是在福建、台湾一带玩。当时他认识了一些武将,比如戚继光、沈有容这一群人。加上他喜欢玩,所以他就比较熟悉人文地理。沈是当时福建海防部队的司令,本来这一块儿是戚继光管理的,因为戚继光当时被人陷害入狱,所以后来沈就接替了戚继光的职务。当时,陈第跟着沈的船,有点像咨询顾问这样的身份。

之所以说陈弟这个人特别,即在于他不是一个人类学家(当时还没有人类学家的概念),但是,他的很多视野和看法,从他的文字里可以看出,是非常人类学的。第一个,他没有偏见。当时,他把台湾原住民当作葛天之民,认为在中华帝国社会中的人,都没有他们幸福。当时,沿岸的渔民与倭寇用欺骗的手法与他们做生意,陈第担忧他们很快就会失去他们的纯朴。

当然这种担忧他只是在文章的最后写了一行。整个来说,他是很客观公正的。《东番记》整篇文章只有1438个字,我们今天可能五万字都写不出来,他只用了1438个字就把一篇民族志写完了,我觉得这个很难得。从今天来看,他比荷兰、西班牙时期对台湾原住民的描述都要有价值。当然这个价值是不同的。我觉得《东番记》的价值主要在于价值中立的立场,他没有用自己的观念去评断一个文化。但是,荷兰人是有的。当时荷兰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殖民台湾,而是要进入大陆。当时广州、福建这一带,清朝不让他们上来。于是,他们就跑到东南亚,在雅加达。所以,东南亚有很多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因为当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很多人是从南美洲过来的。

二、帝国的东番:异文化之书写

问:也就是说,当时的台湾,在那个时候相当于处在与多个帝国的交往关系中。陈第的书写是明帝国汉人对台湾的书写。您也提到了这样的书写与荷兰人、西班牙人等的书写之间最主要的区别,请您就这个问题再详细谈谈吧。

潘:在我这次提交的文章中,我没有比较他们的异同。其实,整个写下来,大概可以写一本书了。我有一本书的架构,可能要等一两年之后。说到不同的书写,就要回顾他们各自与台湾的关系。

陈第是1602年到台湾的,西班牙人到台湾的时候是1624年,荷兰人到台湾是1638年。清朝后来将台湾收编入疆土是1682年,康熙23年。

1602年的冬天,12月份,快过年前,冬天有海风,在一次与倭寇的决定性的战役中,陈第他们的20多艘船没有防御功能。幸好他们熟悉那一带的海域,还是顺利地赶走了倭寇。安平当时在台湾的地图上就是一个尖嘴的地方,在澎湖那带。在宋元时期,澎湖就有汉人往来,也有派驻军队,有点像预防海关走私一样。当时有数个巡警司,相当于一个警察哨。

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曹永合先生,他研究明代的海洋史。据他估计,明代的时候,在台湾的汉人并不多,他估计有1万人(但我觉得多了,我觉得可能只有一两千人)。总之,在台湾的汉人不超过1万人,而且这些人都不是常住的,只是随着季节变化到这里来捕鱼的,捕完鱼就回福建老家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台湾一直没有在帝国的脑海里。当时帝国的边疆一直是沿着陆地,到澎湖已经不错了。我在会议展示的那张图上,现在,台湾的西部是光秃秃的。但在以前,台湾90%以上是山,很多地方是丛林。因为台湾是亚热带,有瘴气,所以没有人会在夏天闷热的气候中去那里。

16世纪的时候,葡萄牙人经过台湾。他们经过台湾东部的花莲,也看不到人,就说:“伊拉·福尔摩萨(Ihla Formosa)”。伊拉,就是岛屿的意思,福尔摩萨就是漂亮的意思。即:一个漂亮的岛。那个时候,原住民都居住在丛林里面,他们没有看到,就以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无人岛。

其时,西班牙人在北边,荷兰人在南边。后来在1642年,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打了一仗,台湾就整个被让给了荷兰人。他们主要是来台湾淘金的,他们以为台湾有金矿,后来没有找到。所以说到17世纪末的时候,台湾就已经进入到国际市场。

当荷兰人到了东南亚之后,他们就在雅加达建立了基地。西班牙是在墨西哥建立的基地。在欧洲航海帝国前殖民的时候,他们各自都有一个文书系统。比如说,在台湾的这个最高军官,每天写日记,写完后,每个月就送到雅加达。到了雅加达重新抄写,再送回到荷兰。西班牙的呢,是写完之后送到菲律宾,再从菲律宾送到墨西哥,再从墨西哥送到西班牙。目前是,西班牙有关台湾的记载有很多。荷兰更多,听说有一公里长的档案。后来台湾有人到那边去,整理了一些档案出版。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些人的翻译去了解台湾的。

伴随着航海帝国来的有两种人:商人与传教士。前面所述的文书系统主要是为了商业目的,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官方系统。另外,传教士也要写。那个时候的教会,认为部落人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就要改变他们。所以,他们的态度就和陈第不一样。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的态度基本上相同,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航海帝国,又是同一个欧洲文化出来的,都是为了商业和改变“野蛮人”。

到了19世纪,很多人都想进入中国,又被挡在外面。所以台湾就变成一个缓冲地,三不管地带。当时在清帝国看来,台湾可有可无,一个弹丸小岛,没有也就算了。后来发生明治维新时的“牡丹事件”,是日本的一艘商船因为台风被搁浅了。搁浅靠岸之后,台湾山地的人因为与他们语言不通,就把全船的人杀了,结果有三个人被当地的汉族商人救走了。这几个人辗转到大陆又从大陆回到日本,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们的长官。于是日本内部开始讨论,到底要不要出兵?因为当时清帝国在台湾的领地主要是在平原,而日本要攻打的是台湾山地的原住民,就说这不是你们的领土,所以要出兵。清帝国说:不对啊,外面的是我们的,当然里面的也是我们的啊。

所以,清帝国从1875年就派了沈葆桢(当时的福建巡抚)、刘铭传到台湾,开始了台湾的现代化过程。沈葆桢是从福建监管台湾,刘铭传可以说是台湾的第一位省长。当时铁路、邮局、轮船等等就开始在台湾出现了。

可以说,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中,台湾的现代化非常早,仅次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因为当时台湾是边缘之地,慈禧也不知道,是李鸿章、刘铭传这类人在弄,所以台湾就比较没有束缚,发展很快。接着,因为《马关条约》,台湾被李鸿章出卖了。然后,日本就在刘铭传的基础上又往前走了,这是另外一段历史。日本当时是想要建立一个大东亚帝国,因此要找一个模范省,就找到了台湾。台湾成功之后,日本要将这个移到朝鲜,没有成功。有一些制度回到日本,也失败了。

所以,关于台湾地理、地形以及风俗习惯的资料,在当时已建置得非常完备,很多都是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在做这些资料,有些人还从哈佛拿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回来。所以,他们是有人类学的专业训练的,也带动了很多台湾的人去做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我认为这是东南亚最早的用人类学方式做的调查,而且非常有系统。我们现在来看的时候,都可以按口传的方式去看,隔了三四十年,和实际都还能够比对得起来。

问:您提到日本与台湾的人类学的关系。其实关于鸟居龙藏做的台湾民族志的调查,我曾看到一位台湾的原住民学者孙大川先生写的《“鸟居龙藏特展”罪言》[1],讲述了面对人类学家表述的台湾时那种复杂矛盾的心情。您如何理解这样的心情呢?

潘:我在讲田野工作课程的时候,我一定会警告学生,人类学这个学科不是一个好东西,它同时是一个魔鬼,它是一把刀的两刃。人类学其实一直是替帝国殖民服务的。就美国来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多人类学者去当了间谍,也有很多人当了间谍之后回来读人类学。几个早期的在三四十年代出名的人类学家在军队服务过。所以,人类学在西方、日本来讲,就是一个国家要去侵略另外一个国家的知识武器。人类学一方面想要了解他人,这是好的。但是重点是,你了解异己之后的目的是什么?为谁服务?所以,这个其实是蛮复杂的议题。

三、人类学:学习成长的学科

问:确实,人类学有其殖民工具的一面。其次,它还要面对自身的困惑。比如您也研究过马林诺夫斯基,您如何看待人们在他日记[2]公开后,对他日记与正式出版的民族志之间的争论呢?

潘:这不是方法的问题,这是知识论的问题,所以,我是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谈的。人类学有三个很重要的知识论支撑,其中一个是马林诺夫斯基1920年代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都来自于人类学,透过田野调查变成系统性的调查,它的研究方法是非常厉害的,很多学科都要用这个方法,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学可以和很多学科相通的原因。

谈到田野与民族志的关系,这是我在教学生田野工作里面的第二个重点。我喜欢田野工作是因为它是人类学者拿自己当武器、当工具。在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里面,这是最公平的,等于这是用“我”来交换“你”。

简单来讲,我们在做田野工作的时候,因为我们要用自己当工具,因此我们要面对自己的成长的体现。所以我常常给学生讲,如果你要献身于人类学的工作,你要想清楚,愿不愿意不断地成长?因为人的不断成长也是一种痛苦,就像蛇每一年的蜕皮,你的人格要不断地经受挑战与改变,不断地把自己重新打破,这是一个过程。

我觉得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反映的就是这个状态。因为他在成长过程里面,很真实地表现了自己的情绪,他会有性幻想,会在日记里面骂土著人是黑鬼、贪心、自私、小人、混蛋等。马林诺夫斯基的人格特征,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神经衰弱的人。他有数学、物理的双博士学位。你知道,即使是在现在,要拿到数学和物理的学位也很难。而且他的身体不好,以前的实验室不像现在有冷气,24小时要呆在实验室里,太累了。所以他就去跟随Wilhelm Wundt做实验心理学,结果还是病倒了。他在床上读到了弗雷泽的《金枝》。其实《金枝》并不是一个好的人类学著作。人类学在理论上谈很多东西的时候,不会去用它。

问:既然您说《金枝》并不是一本“好的人类学著作”,它又何以能影响到马林诺夫斯基等众多的人类学者呢?

潘:《金枝》当然可以被研究了,但是不会把它当作人类学的知识体系来看。很重要的是,它写得很生动活泼。

问:您认为马林诺夫斯基只是被《金枝》的生动活泼吸引了?

潘:《金枝》里有很多异国的想象,马林诺夫斯基很感兴趣,于是他就跑去读第三个博士。跟着赛里格曼学人类学。那时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之前,很少有田野工作超过两个月。那一次(1915-1917年),他带的盘缠没几个月就花光了。所以,他就打电报给他老师:老师,我的钱用完了,可不可以再汇一点钱给我?结果电报不通,也没有钱坐船,只有回小岛。他也不想和那些卖东西的白人混在一起,再加上他又多愁善感,忧郁,有女朋友又见不到面,所以,他就往小岛里面走,遇到了所谓部落的人,也就是土著,就跟着他们生活在一起,不知不觉就一年多了。

在这期间,他从中体会到了人类学的知识是什么,所以他就写《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的绪论,那是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第一篇知识论述,是最重要的一篇。

四、民族志写作:人类学者的“生活美学”问题

问:您讲述的作为人类学者的成长过程与准备,这样的观点太好了。我们还想问一点民族志的问题,就是所谓“科学民族志”和“艺术民族志”,现在还有人提到“人类学之感”之类的构想。那您认为,在人类学写作中,“科学”与“艺术”的并置,这二者之间如何能做到呢?

潘:可以啊。思考工作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艺术。自然科学家只是把思考当作一个工具,可能没有思考的美感,所以思考对于他来讲,没有美学的问题,只有“真”的问题。人类学家在求知与认知的思考过程中,不光是“真”,还有“善和美”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思考的时候,因为我们要体验,就会有身体的感受。身体的感受就是美学。但是做科学研究的没有美学感受,他只有脑袋。或者可以说,他的美感和我们的不一样。所以,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整个就是一个生活美学。

关于这个生活美学,我常常给学生讲,你写民族志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导演。人类学的导演和文学家不一样的就是,文学家可以去想象,创造人物、事件和情节。人类学家不可以创造,他要凭田野中当下的敏感度,把某些情景记下来,到后面(写作的时候)重新编排。这就是导演。比如说,在这个部落里面有100个人,那你要选谁来做主角呢,你要写什么主题呢?就是我们讲的问题意识。你选定了,你就要安排谁是主角,谁是配角。

但是,如果你在田野的当下没有注意到,没有敏感度,你到后面就写不出来。我把这个叫作anthropological sensitivity,人类学的敏感度。你们都应该看过流心写的《自我的他性》[3]一书,是典型的诠释人类学,第一章《尼桑之舞》里记录了他在车里面跟着领导去赴一个约会,听到领导与另外一个企业的老板约吃饭的对话。他没有见过对方,只是听到这边的应答,他就立刻把这个写下来,这个就叫敏感度。你现场不能够录音,起码拿个笔记下来。这个就是敏感度,敏感度是一个艺术的东西。

问:那您认为,“人类学感”或“敏感度”能不能通过靠培养得来呢?

潘:敏感度不是灵感,也是靠经验、知识、生活以及各方面的积累,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必须要去思考。你在做田野的时候,你要和你看到的资料对话,要能够问,能够对话。我们做学问就像是求神,你要懂得怎么问。

求神的过程有很多作用:第一个就是自己思绪理清的过程,就是认知自己的过程,认识自己的疑问与问题所在。就像我们写论文,不懂得问自己,这个论文怎么写啊!同时你要有一套地方的知识体系。你要了解这个神,你要懂得怎么去问,要烧什么香,摆什么水果,你还愿要怎么还,等等,它是一套知识体系。

我们做研究的就知道,把问题意识写清楚是最困难的。每一年在弄硕博论文的时候,最累的就是和学生谈问题意识。写了十万字,你到底要写什么啊?很多人搞不清楚,就是把资料堆砌起来,让人家知道你有多辛苦。但是学问又不是靠辛苦做出来的。你要做一个演出,你就要变成一个导演;你要变成一个神巫,你要审美,你要进入到那个状况,你要懂得怎么样去沟通,怎么样去表达,对不对?那这个不是艺术吗?这个是表演艺术。此外,人类学的关键词除了这两个,还有一个叫“变魔术”,magicethnographer's magic,借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概念来说,我们的魔术就是要将田野透过文字变到我们的读者面前。

五、结语

潘英海老师在访谈中,还谈到了自身的学术经历与人生感悟,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此问题没有得到充分展开。我们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再采访他,为我们带来更多心得与启示。

 

参考文献

[1]孙大川.“鸟居龙藏”特展罪言[EB/OL].中国民俗学网.(2008-10-12)[2012-08-25].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3140.

[2] B. Malinowski.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7.

[3] 流心.自我的他性:当代中国的自我系谱[M].常姝.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 《东番记》,明陈第撰,写于明朝万历年间,时值公历1602年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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