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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访谈】徐杰舜/问,靳薇/答:一位女人类学家的学术历程——访靳薇教授
时间: 2017/7/10 22:15:53 浏览量:

靳薇教授和她的大作《西藏援助与发展》(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徐杰舜,浙江余姚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靳薇,女,博士,云南昆明人,中央党校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是现代人类学的内容之一。作者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现实的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公共卫生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人类学之路辛苦而寂寞,但同时也是风景无限。做学问、看风景,一路前行。

关键词】西双版纳;西藏研究;新疆研究;艾滋病防治;人类学

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6:33-40.


 

徐杰舜:

很高兴约到你作访谈,作人类学的女性不多,所以希望有机会能多访谈我们的女人类学家。

靳薇:

很高兴在你们学报的这个有名的栏目中“出镜”,谢谢徐老师给我这个机会。你们的学报在学界得到大家很多认同和较高赞许。社科院民族所一些老师说:愿意将写得满意的稿子第一时间交你们发表。我也很喜欢这份杂志,每期都看,有自己欣赏的文章就留下来。

徐杰舜: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办杂志的目的之一就是给中国人类学家提供一个表现的平台,以此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言归正传,能不能谈谈你自己是如何进入人类学领域的?

靳薇:

我是云南人,从小就知道有“少数民族”。居民在交谈时说:某某是个民族。就指此人是个少数民族。若小孩不乖、很倔,大人就会说道:你真“苗”,你就像苗子倮倮;或说:再不听话,就叫倮倮拿大背篓把你背走做娃子。赶街子()时常看见苗、瑶、彝等居住在山区、半山区的少数民族。他们着蓝衣黑裤,蓝、白布包头,背着高背篓,卖苦菜、萝卜、蔓菁、鸡或鸡蛋,中午在路边吃自带的洋芋和荞面粑粑。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高中毕业下乡插队2年又做教师,在一个山区中学教书。当时很喜欢中文,其实是很喜欢读小说,高考前填写的志愿都是中文系。大学通知书来了,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是一个我没报的大学和专业。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很高兴。但还是想学中文。看中文系的同学读小说就是作业,羡慕得很。但那时没有“转系”一说,只是想想罢了。

第一次知道“人类学”是1981年。当时,北师大历史系请杨堃先生来开人类学讲座。那时恢复高考两三年,失学多年的学生们求知若渴,各种讲座都人满为患。一些学界名人来作报告时,阶梯教室连过道都挤满了人,四周的窗户上也“糊”着人。杨先生的课是一个学期的选修讲座,每周一次2小时,777879级都有学生选修。课讲下来,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我们77级只有陈为(后于中山大学师从梁钊韬先生学人类学,现在美国)、赵晨和我三人一直听到期末。

我对这个课有兴趣,因为它研究的内容与小时候听说和看见过的“民族”联上了。杨先生曾数年在云南生活工作,举例说的很多是云南的事,听起来很亲切。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必读书,自己又找了《澳大利亚和大洋洲的各族人民》和一些民族志来看,越来越喜欢这门课。

徐杰舜: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喜欢的原因是什么?

靳薇:

当时感觉人类学研究中到处是奇特的活“风景”,很多都是当下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这和“历史”大不一样。历史已经过去了,而且过去很久,生硬、冰冷;而“民族学”的对象是鲜活的,有血有肉,婚姻家庭、社会结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与我们惯常所见的大不一样。另外,人类学的研究还有历史研究所不能及之处,就是可以通过对这些奇异风景的研究远溯成文史之前的人类历史。当时已经大三,我还是不太喜欢历史,反感只靠背诵年代、人名、事件的“历史”课,或者说不喜欢那种呆板、教条、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教学方式。改学中文不现实。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类学比中文还有意思!多好的学科呵!一面可以饱览奇风异景,一面还可以名正言顺地搞研究、做学问,天下哪里去寻这等美事!就选人类学啦!我当时是抱着“好玩”的想法投奔人类学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日本民族学研究的历史及现状》。大学毕业后我就考了杨先生的研究生。

徐杰舜:

那你就从历史专业转向人类学了。

靳薇:

是呵,当时想,可算逃出故纸堆了。很幼稚,其实搞人类学也离不开故纸堆,不过关注的问题、所用的范式不一样而已。

研究生期间,杨先生让我选修了戴庆厦先生的语言学、李仰松先生的考古学、童纬先生的宗教学,还和中央民族学院的研究生们一块听过相关的选修课。杨先生每周给我讲一次课,主要有:民族学调查方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民族学史、中国少数民族等。讲课就在杨先生的宿舍,民族所63层一个向东的房间。

徐杰舜:

你的导师杨先生晚年的研究侧重于人类学史和理论,但你的硕士论文内容是田野中的现实生活。你的硕士论文的选题是如何决定的?

靳薇:

当时读了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民的摆》,江应樑先生的《摆夷的生活文化》、《摆夷的经济生活》几本书,对云南傣族的社会生活很有兴趣。1983年暑期回云南,探了父母,我就跑到德宏去。田汝康先生曾写道:“在滇缅公路未修筑以前,昆明到芒市间的交通距离需要走二十六天的路程,现在(20世纪40年代)公路开通,彼此间仍相隔876公里,普通卡车最快还得走四天。”我去时路上走了三天,比田先生稍好。乘的是长途班车,有车箱但坐位间极狭窄。路况不太好,颠簸、尘土飞扬。

记得到德宏首府芒市的第一天傍晚,看到很多人拿着小凳子朝一个地方走,就跟着走,想一定有热闹好看。到一个寺庙,二三百人聚集在院子中,一片油灯和蜡烛光摇曳,中间一个穿黄袈裟的和尚在讲话。听不懂,问旁边的人,说是在讲佛经。当时真的感觉震动。这里的居民不仅语言、服饰与云南其他地方的居民不同,而且过的日子也很不一样。我们惯见的是群众开会,领导讲话,这里的集会居然是为佛爷讲经!在我成长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城镇的居民因为“文化大革命”将“四旧”破得干净彻底,很多的传统活动都没有了。清明、“七月半”等我只听过名字,没见过具体的活动。汉族居住的县城和乡村中的寺庙空空的,既无僧人也无佛事,一片荒芜。而芒市的傣族又在虔诚地烧香拜佛、聚众听经!在德宏呆了几天,又去了瑞丽、婉町几个地方。看了不少佛寺,访问了一些傣族老乡。此行看到德宏各地区的傣族都在做摆(搞佛事活动)、赶摆(赶集)。田汝康先生写的“摆”还在,摆对德宏傣族的生活仍有着极重要的作用。在无宗教的环境中成长的我,为傣族生活中浓郁的宗教细节深深吸引。距田先生写那本书已四十多年了,其间经过了新中国成立、民族地区的社会制度改革、“文化大革命”等重大的社会变动。宗教对傣族社会生活的影响究竟还有多少呢?回京后与杨先生商量,初步将毕业论文的题目定为《傣族的宗教生活》。据文献记载,傣族信仰的小乘佛教是由缅甸传入西双版纳,然后逐渐传播至云南其他地方。杨先生建议,可集中调查了解西双版纳傣族的宗教生活,和德宏傣族互作参照。

这样,1984年暑假我去了西双版纳,在勐海县勐遮区的曼垒村住了近三个月。公社的干部安排我住在村长岩坎木拉家中。晚上睡在他家“客厅”的火塘边上,白天跟着村民活动。暑期是他们的农闲时光,也是各种宗教活动较集中的时期。我每天作访问、开座谈会、参加佛事活动,忙碌而快乐。回北京后,整理调查笔记,查阅文献资料,发现仍有不清楚的地方。1985年春节后,我又到曼垒村住了一个多月,作补充调查。然后乘长途客车从西双版纳到德宏,作半月余调查。

傣族主要居住在云南的德宏、西双版纳等地。“文化大革命”中曾一度被迫中断宗教活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政府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种宗教活动迅即恢复。至80年代中期,宗教仍深深地影响着普通傣族民众的生活。佛主释迦牟尼是至高无上的神,主管着今生、死后和来世;寨神、谷神、水神、各种魂灵也是他们崇拜、祭祀的对象。宗教仪式是傣族人生礼仪的核心环节,也是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各种宗教礼仪,纵横织满傣族人的一生。

徐杰舜:

能不能讲讲在田野调查中给你印象最深的事。

靳薇:

当时感受较深的有两点。首先是宗教信仰对傣族社区的柔性制约。信仰佛教的傣族人深信:“头上三尺有神明”,冥冥中有神看着你,记下你做的每一件事,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坏事,要多做好事,积德行善,为自己积福。宗教信仰养育了傣族民众的悲悯、敬畏的情怀,他们甚至每年要对牛、家具等行专门的礼仪。傣族是典型的稻作民族,牛是得力的帮手。每年有几次对牛行“苏玛”(傣语:对不起,请原谅)礼。开门节(宗教节日)、傣历新年时,每家的家长要为家中的牲畜点一对蜡烛,合掌行礼,口念“苏玛、苏玛”,请求原谅平日对它们的打骂。春耕结束时,专门给水牛举行“苏玛”礼,在它角上点一对蜡烛、拴线,给它吃糯米饭、红糖和鸡蛋。家具也有灵性,平时要轻拿轻放,不能乱砸使气,每年彻底清洗一次,摆放整齐,向它们说一声谢谢。宗教的柔性制约作用,使傣族人的社区秩序良好、民风淳厚。

历史惯性对傣族社会生活的影响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历史上,佛寺是傣族人的学校。每个傣族男子七八岁时须入寺为僧,接受启蒙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数月或几年后还俗,进入成年人的社会生活。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至20世纪80年代仍然顽强地保留着。1979年恢复宗教信仰自由后,大量716岁的男孩被家长送到佛寺当和尚。80年代初的几年间,佛寺的和尚激增;1981年,西双版纳全州和尚655人,至1984年增至6309(1982年人口普查西双版纳地区傣族总人口为22.5万人);而一些学校因男生流失过多而无法开学。学校作为佛寺教育的对立物,在解放前就开始兴办;20世纪50年代后,学校更普及至村寨,国家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但截止至20世纪80年代,勐海县的入学者只有0.8%从小学毕业。在我调查的曼垒寨,文盲占总人口的70.2%。老百姓认为,不当和尚是“兵爬”(没受过教化的生人),佛寺中教小孩子老傣文,教礼貌和作人的道理,比老师、爹妈教育得好。由于佛寺教育在教育内容上,在“成年礼仪”的意义上是独特的,所以学校教育受到冲击和挑战。

徐杰舜:

除了对文化和观念的影响外,宗教对西双版纳傣族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有影响吗?

靳薇:

对他们的经济生活也有较大影响。对佛的崇拜仪式和奉献称为“赕”。即将食品、钱财和特殊的供祭品供奉给佛爷,请他转献给释迦牟尼。傣族中流行一句话:“多赕多得福,少赕少得福,不赕不得福”。他们认为:赕,关系到自己今生、死后及来世的幸福,关系到父母的幸福和儿女的幸福。赕还关系到傣族人在社区中的面子。以“赕”为核心的各种宗教消费是傣族人经济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开支。据我调查,各种宗教开支可以占一家农户全年总收入的15%以上。

20世纪80年代的西双版纳,村村有佛寺,寺寺住僧人。晨钟暮鼓,伴随着傣族民众的普通人生。享受着滇西南优厚自然条件的傣族,栽种一年可吃三年,轻松劳作即衣食无忧。他们深深浸淫于宗教神话、传说、仪式、器物、建筑中,面容沉静安祥,说话柔声细语,生活不求华衣美食,听赞哈(歌手)、喝米酒、走亲戚其乐融融。

徐杰舜:

听你这么一说,傣族民众的生活是很惬意的。以前听过一首歌:《月光下面的凤尾竹》,知道西双版纳的风光很美,看来他们的生活也不错。

靳薇: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繁累的宗教费用让并不富裕的傣族民众经济负担加重,虔诚的求来世思想抵消了他们追求今生幸福的动力。另外,僧人对民众的消极导向也干扰到一些地方的基层行政。宗教在消弭矛盾、整合社会的同时,也拖了西双版纳傣族民众发展的后腿。从我的调查看,傣族比同居于西双版纳的如布朗、基诺等其他民族发展速度要慢。现在距我第一次去调查已经20年了,西双版纳肯定发生了较大变化,真希望有机会再重访曼垒村,看看村民今天的生活。

论文写成后,杨先生认为还不错,让我向搞傣族研究的几位先生请教,再作补充完善。有的老师提出,对佛教传入傣族地区的具体年代要讲清楚;还有老师认为,要在论文中详细论述西双版纳信仰的佛教是小乘佛教的哪一个教派。社科院民族所一位搞傣族封建农奴制研究的老师对我的文章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研究“傣族的宗教生活”这样的内容是不务正业,构不成硕士论文的内容。当时自己年轻,不谙世事,只认为研究领域和内容不同是很正常的事,宗教生活应该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这种“不务正业”的意见多少影响了我继续读博士,那已是后话。去年在社科院开会遇到原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孟宪范老师,她提起我的硕士论文,说在当年是很有创见的好文章,应该好好加工成“成果”。我只笑笑。俱往矣!

徐杰舜:

毕业后你为何没有选择在科研单位继续搞研究?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靳薇:

杨先生希望我毕业后留在民族所民族学室,所里也作了具体细节的安排。后来因为一些具体困难,我选择了到中央党校当教员。现在回过头看,真有点“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从某种方面说,当时我没留在科研单位,在学术发展上受到一定影响,耽误了不少功夫;但我在教学和为教学服务的研究中,运用所学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也不能说当初所学都是白费了。近几年,我发表了关于西藏和新疆的研究文章,有朋友说我“重返”人类学。其实,我从未离开过呵!不过,我搞的不是纯粹的人类学,只是用人类学的方法作少数民族的现实问题研究。

到中央党校科社部社会学室后,分配我讲四个题目: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到党校后有一个较长的适应期,刚去时不习惯,很压抑。一方面面临大量新东西要掌握的压力:民族学讲的是区域的、局部的、少数民族、不发达民族的事,现在要讲的是社会主义时期全国性的问题,很多新内容要学;另外中央党校的教学对象是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专题性授课,和以前自己听过的课不一样。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对“角色”的适应:党校的课,要讲党性,讲政策,学术问题也要在观点上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越界。这是最最重要的。

徐杰舜:

恭喜你终于修得正果,这也叫多年媳妇熬成婆。

靳薇:

徐老师又拿我开心。

徐杰舜:

还说正事。我很关注你对西藏、新疆的调查研究,能不能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靳薇:

1990年后,我比较关注西藏和新疆的现实问题。可能由于工作性质,我的注意力侧重在政策对这两个地方民族发展的影响上。西藏和新疆在中国,是面积最大、少数民族居住相对最集中的两个区域。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这两个地区对中国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研究中国现实的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研究民族问题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必须抓住这两大区域。

1991年,中央有关领导鉴于苏联、东欧剧变中民族宗教因素不可忽略的影响,指示在中央党校成立“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进行相关的教学、研究。党校领导一声令下,我就从社会学室划到了这个教研室。我们主要的教学对象是西藏民族干部班和新疆民族干部班。我讲授的题目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民族问题,巩固和加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周边国家的民族宗教问题等。给学员讲课时,经常听到他们说:老师你去过西藏(新疆)吗?没去过,应该去。我们希望听到老师用理论分析解释我们西藏(新疆)的实际问题。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看家法宝,有念硕士期间独闯西双版纳的经验,1994年暑假我自己筹钱去了西藏。在西藏,我又看到一个虔诚信仰佛教的民族,只是这里的自然环境非常严酷,这个民族的信仰也更执著。我在拉萨、日喀则、山南三个地区跑了几个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访问农户,开座谈会,走访寺庙和僧人,观察民众的宗教活动。此行粗粗体会到西藏自然景观的磅礴大气、人文景观的奇异多彩,深受震撼和吸引。同时也感觉西藏这个题目太大,必须找一个切入点才能进得去。于是在1995年申请了社科基金课题:援藏项目的社会效益研究。1996年批准立项。

徐杰舜:

作人类学田野调查,比较困难是经费,能申请到社科基金是幸运的。你为什么选择“援藏项目”作为研究西藏的切入点?

靳薇:

在经济上援助西藏,是我们人民政府在西藏和平解放后一直施行的政策,目的是帮助经济文化较落后的西藏加快发展。要研究中央政策对西藏发展的影响,就必须从此问题入手。

西藏自元朝以来,历代中央政府大多采取经济上扶持、政治上遥控的政策。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持续地给予经济扶助,其数量、力度远远超过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据不完全统计,19521998年,国家在西藏各项资金投入累计500余亿元。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行政开支、教育、支持农牧业发展等。此外,国家还斥巨资在西藏兴建了一大批包括水电站、公路、机场、邮政通讯等基础设施。那么,中央政府的援助政策是否被西藏民众知晓和认同?西藏这样一个经济较落后、文化迥异于内地的区域,这些项目建成后是否能“服水土”,能否正常运转,达到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领导期望的效果?援助政策对西藏的发展有哪些影响?这些是我想搞清楚的问题。

徐杰舜:

听说你曾四次进藏,都是作这方面的调查吗?

靳薇:

是的。199619982002年,先后得到社科基金、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基金的资助,我又三次进藏,历时近半年,北上那曲牧区,向东沿雅鲁藏布江至泽当、林芝及昌都,向西向南抵日喀则、跨过喜玛拉雅山下至樟木口岸,主要对1984年实施的43项工程和1996年实施的62项工程进行了系统调查。以人类学、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为主,对分布在西藏7个地市的20余个建成的援藏项目作个案调查,在18个调查地点做了二千余份问卷调查。主要了解两方面的情况:建成项目的基本运行状况,西藏民众对援藏政策和援藏项目的认知、评价与期待。

徐杰舜:

田野调查、个案调查和问卷调查正是人类学、社会学的长项。

靳薇:

书到用时方恨少。不过还是很感谢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学习到的文献检索、深入访谈、座谈会调查、问卷调查等方法。让我多侧面地了解到各种问题。

从调查结果看,西藏民众对中央政府援助西藏的政策有很高的认知率和良好的评价,中央政府的援助政策在西藏深得人心,是受西藏民众拥护的。援助政策和援建项目的建设对西藏保持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中央政府在西藏援建经济建设项目的初衷和目的已基本达到。

徐杰舜:

中央的援藏政策是我们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总体上应该是比较成功的。

靳薇:

的确是这样。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援建项目中60%左右的经济效益较差,部分项目严重亏损,建成项目的经济效益低下直接影响了社会效益的正常发挥;目前的投资结构——投资重点主要集中在拉萨等主要城市,援建项目主要是为城市服务的社会发展类项目——已明显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城乡关系、干群关系、汉藏民族关系的良性互动非常不利。

徐杰舜:

你能不能讲得具体一点。

靳薇:

调查发现,项目援建只是帮助建成工厂、大楼、水电站等硬件,这些项目要正常运转还需要软件——钱、物、人才——的支撑。比如布达拉宫广场。广场的社会效益很好,烘托了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改善了道路和交通状况,提升了拉萨的城市形象,也为公众提供了活动场所。但是,中央支持只是修建广场的经费,日常维修、维持的钱要地方财政承担。1994年广场建成,当年即面临维修经费困难的问题。由于电费的开支没有着落,广场的灯仅能在重大节日时打开。西藏的地方财政收入有限,90%左右的财政支出都由中央财政拨款,要匀出钱来养项目基本不可能。项目建成的其他公共设施也面临同样问题。生产性项目的经济效益普遍欠佳。由于生产能力过剩、生产成本太高、缺乏技术、管理人才等问题,很多建成项目运转不良、亏损严重。照目前的情况,要让援藏的项目正常运转,发挥正常的经济社会效益,中央政府不仅要出钱建项目,而且要继续出钱、出技术人员养项目。“软件”的严重缺乏,有可能使西藏目前靠投资拉动的每年两位数的GDP增长成为历史。

另外,目前的投资重点决策有可能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近几年,西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日愈拉大。1985年,城乡收入之比为3.05倍,1997年为5.39倍,1998年为6.08倍,2000年已至8.84倍。西藏目前已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区。项目援藏的投资重点如果仍然一直放在或主要放在城市和城镇,城乡生活水平的差距将更为显著,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将愈加突出。问卷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被调查对象认为项目援藏现在的主要受益者是干部,57.95%的农牧民认为援基层项目与自己的生活“关系不大”。调查表明,干部、尤其是汉族干部主要居住在城市,他们是援藏政策和项目援藏的第一受益人。西藏的农牧民占人口的80%以上,藏族居民占90%以上,目前项目援藏形成的利益格局,对城乡、干群、民族这三对关系的良性发展有负面影响。

曾有一个老师对我谈起他的看法:现在的援藏政策有问题,有可能花钱买敌人。他的话过于尖刻,但援藏政策和援建项目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确值得反思。在经济落后、文化有差异的少数民族地区全盘“植入”内地的经济发展模式,文化上的冲突、经济上的“消化不良”很可能造成事倍功半甚至是徒劳无功。决策的失误不仅仅造成经济成本过大,保持政治安定的社会成本也要增加。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应该总结五十多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搞建设的经验教训。

徐杰舜:

积极正面的政策也会有消极负面的影响,有时政策执行的结果与决策者的初衷相去甚远,世界其他国家也有这方面的例子。我们真的应该认真反思建国以来民族政策的制定、执行中经验教训。你什么时间去的新疆?

靳薇:

1998年暑期,我从西藏昌都地区回京后即赴新疆调查。着急慌忙地赶着去也是因为工作中的压力。在新疆班讲课,难度相当大。我刚到党校不久时,一次在讲课前参加学员的小组讨论,整整一个半小时,那个小组的全体少数民族学员都用维吾尔族语讨论,一句汉语也不说。那时还年轻,工作经验不足,竟不知如何处理,手足无措中一直呆坐到讨论结束。新疆班的少数民族学员是地厅级(或县处级)的领导干部,讲汉语根本不成问题,这种“故意为之”是要营造一种疏离的氛围。在课堂上,对教员阐述的理论观点,不同民族的学员反应差异极大,有时学员之间就在交流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细究起来,当中情绪化的东西很多。学员民族成分的多样化使课堂的讲授难度愈大。不了解新疆,不把握新疆民族关系的现状及问题所在,真的难以在讲台上自圆其说地对理论照本宣科。1998年夏季在新疆五十多天的时间里,我从乌鲁木齐动身,下石油新城库尔勒,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经美玉之地和田,历南疆重镇喀什,翻越天山冰大坂,达北疆名城伊犁,穿过新疆美丽广袤的土地。一路上访谈学员、召开座谈会、走访农户和牧民,对新疆的民情、区情增加了感性层面的认识,也促进了理性层面的思考。

徐杰舜:

新疆的情况与西藏不一样,有它自己的特点。你怎样看新疆的民族关系问题?

靳薇:

新疆的民族关系最重要的是维汉关系。维吾尔族、汉族是新疆居民中人口最多的两个民族,维汉民族关系是新疆各民族相互关系中最有影响力的一对。影响维汉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集中在两个方面:文化和资源。

文化问题。由于历史上政治、经济、地理上的联系,维、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但建国前民间直接而有效的交流极少。20世纪50年代后汉族人口的大规模迁入,使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得到推动和发展,交流的双方都受到对方文化的影响。这种已经发生、正在发展的文化融合呈现出一种“多元形势”,既有开始交融和涵化的方面,又存在矛盾状态和一定程度的文化对立。语言、饮食和风俗习惯上的交融在渐进平和的进行,双方处于不对称的互动中;宗教作为民族的文化边界,至今仍是弱势民族自我隔离和抵制文化涵化的重要因素。调查研究表明,在维吾尔族自身的伊斯兰教传统文化与中国主导文化的相遇中,由宗教因素产生的持久对立、抗拒和不接纳使两者目前仍处于对峙、冲突状态。近年新疆宗教问题的政治化、国际化使文化融合的过程更加敏感和复杂。主导文化和当地的传统文化要通过平和的相互渗透、影响而达成文化共享、共识并实现整合有较大难度。

徐杰舜:

你的看法类似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靳薇:

问题没有老亨说的那么绝对和邪乎,但两种文化间的冲突在宗教问题上的表现是明显的。另外,资源问题是维汉民族关系中一个复杂和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人口方面,由于移民的大量迁入导致区域内经济资源的重新分配,也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现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基本上是在1516世纪形成的,是新疆的主体民族。2000年,维吾尔族人口居新疆首位,占总人口的46.09%。汉族很早即定居新疆,1949年占新疆总人口的6.72%;解放后大批汉族迁入新疆工作,至2000年汉族人口已占全疆总人口的39.21%。移民的大量迁入导致人均占有的资源量下降,对当地少数民族形成一定心理压力;同时,民族人口的分布格局——维吾尔族聚居南疆,汉族人口主要居住在北疆,超过1/3的汉族生活在相对隔离的兵团——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民族融合的进程。

经济、政治资源的分配与共享方面出现矛盾。经济资源方面,乡村中,不同民族间的收入差距日愈突出;城市不同民族居民由于孩子数目多寡、生活方式不同等因素生活水平也有差距。一些维吾尔族居民将收入差距与汉族居民的迁入相联系。另外,石油开采中国家与地方的利益分成问题,石油开发对当地经济的带动问题也是当地少数民族最关注的重点,资源问题几乎是每次骚乱的煽动口号。政治资源方面,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低于人口比例,少数民族干部多担任副职并多任职于民族、宗教、统战部门等问题,引起较多的议论和意见。

在旗帜鲜明地反分裂、反极端民族主义的恐怖破坏活动的同时,值得中央及新疆地方的决策者注意的是,当前的政策应当是化解矛盾、促进各民族整合。一方面要进行政策调适,使包括文化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具有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减少因循的、过于刚性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政策导致的矛盾与冲突;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经济,提高新疆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加强各民族间的交流合作,促进文化整合和国家民族认同。

调查研究表明,中央政府的政策对西藏、新疆这两大民族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民族关系、社会运行影响至深,而且其特殊性是中国的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为国家计、民族计,决策者对民族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应当慎之又慎。

徐杰舜:

你的研究花了不少功夫,得出的结论也很有现实意义。希望能引起相关决策部门的重视,并做出相应的政策调适。

听说你前年考了北大的博士研究生,是什么因素促使你在已评了教授、正是出成果的时候又跑去读书?

靳薇:

这是近年常被关心我的朋友们问及的一件事。我研究生毕业后,逢年过节都去看杨先生。每次去,问过我的近况后他必要念叨两件事:要入党,一定要入。中国共产党是现在惟一能领导中国的党,且在中央党校工作,哪有不入的道理;另一件事,要读博士,上硕士时学得很好,应该再进一步,不读可惜了。说了不知多少次,真正是耳熟能详。但不肖弟子,因种种因素,有愧导师期望。2000年报考北大,动因主要是在工作中觉得民族学的学术工具稍嫌感性,期望能熟练掌握社会学的量化方法,弥补自己研究手段的欠缺。另外也由于职称已定,心无羁绊,正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

徐杰舜:

作为关心你的老朋友,我发现你又介入了艾滋病问题的研究。

靳薇:《艾滋病防治政策干部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

靳薇:

是的,谢谢徐老师的关心。目前我只是用人类学的方法在参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研究还待进一步深入。

介入艾滋病防治的缘起,是2001年初由中英性病艾滋病项目办程峰博士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等筹办的“社会科学与艾滋病防治”会议。“艾滋病”这个词给我留下较深印象是1993年夏天。当时我先生患肺炎入住北京医院,我去探病时两人散步至东单公园,一些学生模样的人派发宣传单给我们。一看,是预防艾滋病的。粗粗浏览,只觉得艾滋病与同性恋、多性伴、吸毒联在一起。什么乱七八糟,与自己毫不相干,当坐垫吧。后来看到王小波写的东西,恍然大悟:东单公园是一个“同志”聚会场所,此种宣传品的散发是有针对性的,是和我无关。

徐杰舜:

你不是搞医学人类学的,为什么对艾滋病问题产生兴趣?

靳薇:

这还要说到2001年春天景军教授筹办的那个会议,会议对参会的人类学、社会学界的同仁有启蒙作用。会议上诸多专家的发言让大家了解到,艾滋病不仅是一种传染病,也不仅是“堕落”、越轨的边缘人群的专利,艾滋病已成为一个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时,中国政府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60余万,专家估计实际数量大于此数。若得不到有力控制,2010年艾滋病感染者将达1000万。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艾滋病,医疗负担的增加和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将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严重障碍,并给地区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艾滋病在中国的急剧蔓延已经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安全和民族发展。

防治艾滋病要靠多学科的合力,对艾滋病的“治”主要依靠医学科学,包括疾病的治疗、疫苗的研制、药物的开发;但艾滋病的“防”则要靠社会科学,包括全体社会成员的预防知识普及、观念转变、其传播的经济、文化途径的阻断。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从不同的角度参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减少其社会危害。

徐杰舜:

听说你做的项目是在中央党校开展的,为什么?中央党校的学员是中高级领导干部,与一般认为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目标人群完全不同。

靳薇:

我通过调查和思考发现,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中级(地厅级)和次中级(县处级)领导干部是中国目前防治艾滋病工作最重要的目标人群。参加了景军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与党校的学员讨论、交谈,会有意无意地提及艾滋病问题,我发现这些党委政府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对艾滋病的知晓率很高,但对艾滋病问题的认识水平较低,有明显的道德化、意识形态化趋向。一种较普遍的看法是:只有性乱、吸毒的堕落人群才会得艾滋病,这些人死了活该,与我们无关。有的干部提出疑问:英国人为什么要出钱帮中国防治艾滋病,肯定有政治企图!有的干部说:卫生部支持在娱乐场所发放避孕套,对吸毒者实施清洁针具交换、美沙酮替代疗治,是纵容犯罪!

在中央党校的问卷调查表明,国务院1998年以来下发的防治艾滋病的法规性文件,我们的领导干部基本上一无所知;40.9%的领导干部认为艾滋病防治工作与自己的工作没有关系,36.8%的人否定“艾滋病在我国已进入快速增长期,威胁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在《中国预防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中,中央政府设定的目标是:“建立政府领导、多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参与的预防和控制体系,控制艾滋病的流行与传播”。就我们中高级领导干部目前对艾滋病问题的认识、观念和态度,实现这一目标基本不可能。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各级领导是艾滋病防治工作最重要的目标人群。他们是中央政府防治政策的执行者,又是地方防治政策的制定者,是全社会艾滋病防治的领导者,他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关系到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成效和未来。同时,由于制度性的原因,在相当数量的领导干部中存在高危易感行为,这既危害他们自身的安全,还因为他们的示范作用,对社会也有较大影响。因此,防治艾滋病,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和动员各级领导干部。

徐杰舜:

中央党校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你如何开展活动?

靳薇:

请教了一些老师,结合党校的特点,我决定在中央党校开展艾滋病防治政策培训研讨活动。活动有几个内容:(1)报告会,请专家讲授艾滋病的基本知识、艾滋病的社会危害、中国政府的防治政策、国外的成功防治经验;(2)研讨会,请专家引导学员讨论防治艾滋病的政策问题;(3)问卷调查,分为活动前的基线调查、活动后的效果检测调查。得到中英项目办、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得到相关专家和一些老师的支持鼓励,20012002年在中央党校搞了三次项目活动,效果很好。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显示,参与政策培训研讨活动的领导干部,基本上清除了在“防艾”政策上的盲点,提高了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对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对政策措施的看法亦有较大改变。参与活动的学员认为,这种研讨活动很好,非常必要,能提高参与者的责任意识、改变态度和观念,有利于将来在工作中须做出正确的决策。学员正面积极的反馈给我很大鼓励。

我做艾滋病的项目受到很多人质疑。同事说:好好的做民族研究,搞什么艾滋病,一听这名就咯哽。有的还说:中央党校搞这个,丢人。南方的学界同仁说:你们北京人怎么尽搞艾滋病?北大的老师说:艾滋病不能作博士论文(题目)。我这样想,艾滋病是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应该有一种责任感;平时常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有大难,每一个知识分子都不能漠不关心。另外,重大社会危机出现时,对社会是大不幸但对研究社会的人是一种机遇,对研究社会的学科是一种发展的契机。对艾滋病、SARS之类的重大社会危机问题,各学科都要有所回应,各尽其力。

徐杰舜:

有社会责任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为人类的知识库增加财富是我们研究的重要目的,但也并不妨碍我们对现实有所贡献。

人类学比较特殊的一点是需要作大量的田野,作为一个女性,你有什么体会?有没有觉得特别的困难?

靳薇:

贵学报这个栏目已访谈了二十多位民族学人类学家,但我印象中女性不多。这也很正常。因为在我们这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进入学者领域的女性数量很有限。一些女性朋友常抱怨作女人太累,我自己倒觉得作女人比男人更自由,没有必须成就事业的社会压力,可进可退。坏处是压力小有可能成绩也少,取法乎中得乎其下也。作田野调查,女性和男性的辛苦是一样的。最特殊的一点,可能是女性由于生理和文化的因素面临着性侵犯的危险和困扰。业内传说在泸沽湖边有若干个小某某(某知名人类学家),当然可能是无稽笑话,但女人类学家就不可能如此“潇洒走一回”,反而在田野作业中要尽力避免受伤害。另外女性要牵挂的东西会多一些,比如我假期去作调查时,首先要把女儿安顿好。女儿常受小朋友们羡慕的是已坐过近二十次飞机,因为她从四五岁就开始在假期独自坐飞机回云南姥姥家。我在短期外出开会前要买各种速冻食品、水果、蔬菜将冰箱塞满,有时真的想做一个大饼套在他们脖子上,省得我挂心。

回望入人类学之门后二十余年的历程,心中很多感激。感谢给我启蒙、引路的杨先生,感谢给我又一次学习机会和诸多指点的费孝通先生、马戎先生,感谢一直帮助、鼓励我的朋友们,也感谢理解支持我的家人。还要感谢人类学,它让我看到许许多多旖旎奇异的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古人说:人生如逆旅。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理解,人生的旅途中有无数风景,读书、行路都是为了看景,搞人类学这一行尤其能更多地看景、更好地看景。人生最快乐的莫过于看风景。我喜欢人类学,一路行去,风景旖旎。

徐杰舜:

谢谢你接受访谈。

靳薇:

谢谢徐老师。

 

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6: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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