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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徐杰舜丨世纪坦言:中国人类学的现状和未来
时间: 2017/7/3 9:30:47 浏览量:

徐杰舜主编:《人类学的世纪坦言》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徐杰舜,浙江余姚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中国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从中国学者进入人类学领域的经历,中国学者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中国学者对人类学理论的探索,中国学者对人类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所作的努力,中国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互动的态势, 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的交流,中国学者对人类未来的关怀等方面,对中国人类学近20 年的发展作了比较忠实、全面的记录,这对中国人类学史史料的积累是极具学术价值的一件大事。我们从《人类学的世纪坦言》坦率诚恳,如实说出的关于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种种情况、意见、观点、看法和评论中,既看到了人类学在中国百年发展的成果,又窥见了新世纪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

关键词】人类学;人类学本土化;中国人类学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成都)2003年第12 2-11页丨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404期丨本文为《人类学的世纪坦言——中国人类学家访谈录》前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因字数限制,此文微信版做了删减。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邀请,1996年、1997 年我连续参加了两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学习,不仅丰富了我的人类学知识,也使我结识了人类学界的许多前辈和朋友。在研讨班热烈、活跃的浓烈学术氛围中,我深深地感悟到人类学这一门学科仰俯天地、贯穿古今,融合中西的胸怀和气魄。在与中国人类学的精英和中坚交流、碰撞、沟通之中,又不断感悟到人类学在中国的命运和走向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于是我萌发了要对他们进行访谈的采访计划。我想:这个采访一定会成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的一个亮点。于是,我于1998 年底向中国人类学家们发出了访谈约稿信。我在约稿信中说: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进一步推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二是为了向国际学术界介绍我国中青年人类学家;三是为了加强中国人类学家之间的沟通和相互之间的理解。我们深感正在崛起的中国人类学还十分年轻, 要与国际人类学界接轨对话,要为国际人类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她还有许多许多的路要走, 还有许多的事要办, 让我们团结起来, 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努力、努力、再努力! 恭候您的大作赐回!

所幸的是,我的这个计划很快得到回应。《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从1999 年第2 期开始到2003 年第6 期为止,先后发表了26 位人类学家的访谈录, 此外, 《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在2000 年发表了3 篇访谈录,5 年来共发表了29 位人类学家的访谈录。

从一开始,我就打算在一定的时候要把所有的访谈录汇编成书出版。2000 4 月,我收到庄孔韶教授题为《人类学世纪坦言》的访谈稿时,眼睛一亮,这不是访谈集最好的书名吗?为此,我一直为出版这一本访谈集争取各方面的支持。2002 10 月我把出版《人类学世纪坦言》一书的计划向李亦园先生作了汇报,希望他能为访谈录写一个序,李先生欣然同意。

为了使李先生能简明扼要地全面了解访谈录的主要内容,我写了一个综述性的材料供李先生参考。2002 12 月李先生到北京出席“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把他写好的“序”交给了我, 高度评价了访谈录, 认为这是中国人类学的“口述史”,并建议我将写给他看的综述改写成“前言”,使读者能从中窥视全貌。于是就有了我的这一篇前言。

近五年来,我在采访和编辑访谈录之时,常有先睹为快之感。因为这些无拘无束的访谈,向国际人类学界展示了中国人类学的风采,风貌和风韵:

一、展示了中国学者进入人类学领域的经历

众所周知,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很大的马鞍型。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类学在中国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涌现出了吴泽霖、费孝通、岑家梧、杨成志、李济、凌纯声、潘光旦、林耀华等人类学大师,但五十年代以后,人类学在大陆却跌入低谷,甚至销声匿迹,一直到八十年代才开始恢复。经过20年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一支开始活跃在人类学领域的学者群。访谈录中不少内容就记录和反映了大陆学者进入人类学领域的经历,如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进入人类学领域的经历十分有趣,也有代表性,他说:

对我而言,进入人类学领域完全是被自己的学术情趣所趋动。1984年,我考入贵州大学攻读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主攻英美文学。从东南沿海的福建去往西南高原,我情不自禁地被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形态所吸引,它让我真实地感受到另一类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我虽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从父亲往上推,已有五代为知识分子。祖父和父亲都是大学教授。然而1958年,自从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我们家就“中道衰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开始了“低人一等”的生活。政治牵连、“狗崽子”、随父下放、上山下乡……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中国最基层的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我因此失去了来自先辈那种“士”濡染氛围而变得不羁。所以当我到了贵州,我觉得很开心。尤其是接触那些与汉民族完全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时,更有着来自本性的娱悦。从此,我一边学我的英美文学,一边了解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那几年正遇上中国对外开放,陆续有不少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民族音乐学家、宗教人士到贵州做田野调查,他们一边在大学里教书、学汉语,一边往民族地区跑调查。而我是中文系里英语学得最好的,于是被叫去当“老外”的汉语老师,而他们却成了我的人类学老师。课堂里他们是我的学生,田野中我是他们的学生。彼此“混”得相当熟悉。我的小屋经常成了人类学家、人类学博士研究生聚会的场所。我的原版人类学著作、西方大学人类学教本也慢慢地多了起来。与我玩得较好的有Louisa ScheinPrior夫妇,稍后有张兆和博士。我们从J.G.FrazerRuth Benedict谈到Levi-straussFoucault。这种学术兴趣甚至影响到我的硕士论文的方向:《从希腊神话的酒神看模仿及文化类型》。为准备毕业论文,我到北京图书馆搜集有关神话学的材料。特别当我借阅了当时在北图仍属孤本的《金枝》(我清楚地记得,在破旧的扉叶上遗着“巴金赠书”),我着实被它所吸引,而当我读到Frazer在书中引用的有关贵州苗族村落前神圣“枫树”的例子时,我被震撼了。于是,我把自己可以支配的可怜经费全部用于这本书的复印。后来我才知道,马林诺夫斯基也是被这一本书引入人类学殿堂的。

这种由兴趣、特别是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震撼进入人类学的学者,是大陆学者进入人类学的一种代表模式。中国学者进入人类学领域的另一个模式,是从学术研究的深入探索中切入的,如广西民族学院徐杰舜教授,他说:

汉民族的历史连绵不断,是世界上惟一的一个历史最悠久的民族。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没有中断过的就是我们中国的汉族。这样一个汉民族,哪怕是在灭顶之灾的情况下,它照样能够妙手回春。对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用传统的理论去解释它,也有不少的解释,但是我觉得还不是那么透彻,还可以作许多新的解释。还有一个就是汉民族的语言,那实在是太复杂了。所以如果按照中国方言的情况去划分的话,可以说不知道有多少民族,多少国家。但是恰恰这个汉民族不管语言怎样不能交流,但是文字是相通的,汉字在这里起的作用太大了。因此,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民族。但是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去解释它,你能解释得通吗?是不是需要我们重新加以提升?由此可见,对汉民族作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除了能对汉民族社会的本质提供新的、实证的和客观的说明外,还能对人类学的许多基本命题,如比较鉴别、文化相对性、传统与濡化、文化涵化、民族形式与国际化等命题用新的案例来确认和诠释;或可能提出新的质疑而发掘出新的命题来,把汉民族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价值观提炼出来充实甚至更新人类学民族学,从而使我们不只对汉民族的文化,甚至整个中国文化,乃至对整个人类文化变迁的历程有一个更全面、更清楚、更准确的认识,使现代人类学民族学在当代汉民族的研究中受到一次洗礼,不仅可以加速人类学民族学的本土化,而且会使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升到一个高度,从而更具有国际性。

这种从学术探索切入的模式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十分自然的,正是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魅力之所在。

二、展示了中国学者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人类学在大陆的发展中学科地位的问题一直在热烈的讨论之中。由于大陆特殊的原因,在人类学“销声匿迹”之时,研究少数民族的民族学却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有关部门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而人类学则时而附于民族学之下,时而又附于社会学之下,其学科地位一直不能确定,在这种态势下,不少学者仍然从人类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和中国的实际,对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作了有意义的思考,如中央民族大学的张海洋教授说:

我理解人类学无非是由三个体系组成的学科。

第一是目标体系,即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性和文化。人性本来应是首要目标。但由于我们说不清人性的哪些内容由生物决定,即使说清了,它作为共性也不能解释人类行为上的巨大差别,因此只能不得已而求其次,把文化,特别是复数的文化当成首要目标。例如,我们知道饮食男女是人之大欲,但这解释不了为什么不同民族用如此不同的手段来满足这点儿简单而共同的“欲”。又例如我们知道任何民族对于死者的尸体总要处理,但这解释不了为什么不同地方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要弄出水葬、土葬、火葬、崖葬、天葬,甚至拣骨洗骨二次葬等花样。人类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解释这些差别,并自诩握有理解它的钥匙,那就是文化。但文化这个概念几乎是无所不在和无所不包,我们对它简直像对身边的空气一样视而不见或“日用而不知”,因此不得不用一套概念、定义和模型来从逻辑上理解它,因此构成了学科的目标体系。

第二是对付这个目标体系的工具体系。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学科架构,即人类学的四个分支或四领域。它圈出了理解文化的范围。二是方法论架构,即收集资料的方法——田野工作,处理资料的方法——比较研究,还有指导资料的收集和分析的方法论——整体论、相对论和当代世界体系。它开列了研究文化的规范和程序。

第三是应用体系。它本来不属于学科本体而足学科与现实的结合点,但现代学术离不开应用,况且应用也是检验学科效能,特别是学科工具体系效能的最重要环节。人类学的应用体系随所处社会不同而有差别。但在当代所有社会,它都有两个重要而紧迫的内容:一是研究和解答社会现实问题以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二是抢救和记录濒危的文化以备将来研究和复制之需。这当然也跟探讨伤性、文化及两者间的关系这个命题密切相关。

而对人类学学科建设实践最力的是云南大学高发元教授,他说:

我校民族学学科发展很快,首先在于我们提出了“大民族学”或“民族学学科群”的概念,并围绕“大民族学”的建立,以改革的方法整合相关学科、优化壮大学术队伍,并大力引进人才。在此基础上,1996年我们申报民族学硕士点成功了。1998年获得民族学博士点,分民族文化、民族经济、民族法学、少数民族婚姻家庭等四个方向。博士点拿到后,1999年至2000年,我们先后又获得了民族学一级学科(下面有五个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和教育部的文科研究基地,即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该有的东西基本具备了,有了这些条件,获得民族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学位点建设是我们云南大学学科建设的牛鼻子,如果连博士点都没有,怎么去引进高层次的人才,就连自己的人才也保不住。高层次人才引不进来,就不可能拿到国家的重点课题,而拿不到重点课题就不可能拿到国家奖项。所以,我们千方百计地抓学科建设。在211工程建设中,我们的博士点由2个增到13个,特别是民族学以3年功夫实现了跳跃式的发展。 我们这样做为高水平的研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搭好了一个平台。仅有这些还不够,我们还开展了“跨世纪云南民族调查”,用这个重大项目、重大工程来整合民族学的相关力量,建立民族学学科群。

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和实践,正是人类学能在中国发展的基础。

三、展示了中国学者对人类学理论的探索

人类学之树之所以常青是因为它的理论是发展的,对此中国学者们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黄应贵研究员对基本文化分类概念的研究就是例证。在对他的访谈中,他对人观、空间、时间等基本文化分类的概念作了深入浅出的论述,并介绍了这个研究在人类学上的意义和价值,他说:

人类学知识一直有一个基本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怎么样能由被研究对象特性的深入了解与掌握,来剔除一般理论中隐含的文化偏见,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偏见。我们知道,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从西方而来的,特别是15世纪资本主义形成之后。社会科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为了解决西方当时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为什么要发展社会科学,就是因为原来封建社会没落之后,资本主义虽然已兴起,但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起来,所以社会科学最初就是要了解“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以解决这一实际的社会问题。由此,才导致了现代各种社会科学的发展。在这当中,人类学一直有一个最大的独特贡献就是,它是透过非西方社会、非主流社会的研究里面,去检讨已有的这些观念理论背后的资本主义文化之假定。在这一点上,我想早期人类学就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全球化发展,还是有很多代表着资本主义文化的现代西方文化之概念影响着这世纪社会及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思潮。这种支配性,如现代的经济概念,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不管是在社会科学还是人类学,我们都会把它当做一个理所当然的现象。可是,到70年代末期或80年代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这些社会分类范畴都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化现象,而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种文化观念。要怎么样去破除这一种文化偏见,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讨。由此也可以看出人类学本身发展的问题。因为早期的人类学受经验论科学观的影响,试图建立客观的科学人类学,强调从研究者或者是从一个局外者客观的立场来看,即使人类学从一开始便注意被研究者的观点。而由人类学后来的发展,我们越来越能理解到所谓“纯粹”客观的限制,以及了解被研究者主观观念在理解与解释社会文化现象上的重要性。这使得人类学的发展由早期纯粹的客观主义,发展到注意被研究者的主观文化之建构,乃至于超越前两者对立的理论研究。而这发展趋势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掌握被研究对象本身的文化特性,更有助于我们研究者本身去反省、检讨研究者或人类学已有的理论中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些观念或者是社会文化现象,并找出另一种新的可能。这结果就有可能改变已有的人类学文化概念或理论,而这正是我目前在做的基本文化分类概念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上可能有的意义。

北京大学周星教授对“族际社会”的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说:

我理解的“族际社会”,简单说,是指多民族共生、共存的社会,它可以和“国际”、“人际”这样一些概念相并举。族际社会是说某一个既定社会由复数的族群构成。在一个社会里,由复数的族群构成并由两个以上族群经营其共同的或相互影响着的社会生活,就是族际社会。例如,研究者若深入到边区某县,如该县人口是由多民族构成的,那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族际社会。在那里,你的同事、朋友甚至亲戚可能就是另一民族的人,和你不属于同一个族群,甚至可能在你的家庭内都有不同族的人,即由族际通婚等途径所构成的族际家庭。社会学家关于“社会”有很多种理解方式,比如说社会是人际关系的总和,或说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在互动交往中创造了彼此间的各种关系,也就组成了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等等。在中国,族际关系构成其“社会关系”之总和的重要侧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时候、某些背景或情景下常常有“族际”的属性。应该说,中国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反映为“族际”方面的特征。这就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个中心命题:多民族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化。我感到,这个命题和视角对于认识中国社会来说是个相当重要的立场,实际上,它解释了中国国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说,中国社会将长期存在多样性与一体化的矛盾,将始终面临国家的大一统与地域的多样性甚至异质性的矛盾,存在着处理多民族社会中涉及族际关系问题及与此有关的其他多种社会问题的基本需求。尤为重要的是,在多民族中国的现实族际社会生活里,还存在着导致或引发族际矛盾的因素,诸如权力和利益的分析、由狭隘的民族观和民族本位思想引发的问题等等。

从社会结构看,中国无疑是个多民族的社会,这和社会学上说的“多元社会”相类似。这是中国很本质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现在大家都在说社会“转型”,我想,即便将来中国社会彻底完成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甚至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或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换,中国社会结构的这个多民族形态的侧面,却是难以改变的,它有恒定性,甚至只会越来越多样化,更加复杂化。在我看来,“族际”的观察角度,其重要性绝不亚于“转型”之类的概念。中国到下世纪无论怎么变化,都不大可能变成一个单一民族的社会,而仍将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多民族社会容易发生的问题,中国都有可能发生。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结构的此种多民族的侧面,具有更根本的意义。

这种关于基本文化分类概念和族际社会的理论探索无疑是人类学理论之树上常青的绿叶。

四、展示了中国学者对人类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所作的努力

本土化是人类学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因为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只有与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相结合才具有普遍性,才具有生命力。对此中国的人类学家们作了不懈的努力,如中央民族大学庄孔韶教授在回答汉人社会的研究和当今文化的理论怎样配合的问题时说:

在对传统的文化系统同质性的质疑之后,如何研究“一个文化”,以及如何研究中国文化是一个亦破亦立的问题。首先,人类看待自身文化以及人类学百年探索的一系列文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个观察的不同角度,是人类绝对综观与认识的组成部分,假如这种综观存在的话。因此,我并不一定把文化研究进程中较早的理论简单看成是“过时的”,反而是看重那些曾经流行一时的理论发生的缘由及其过程,并为新的发展奠基:同理,我也希望谨慎地看待新的流行一时的理论,因为它也会成为过去,成为人类文化认识的一份财富而被封存,有朝一日再行启用(旧瓶装新酒),除非一些理论中蕴涵的智慧长久被人喜爱。

其次,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出色质疑后,一个重要的建设性意见还来自于对古今文化关联性的认识。“人类不可能在他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创造历史和地点,人类只能在既存的脉络中直接面对社会与空间的结构。”(Charles Tilly)运动是社会的特征。社会不只受生态和变化了的自然力量而调整自己,还会因人类的工艺革新而变化,不仅如此,社会还必定受文化传统的内在动力而整合。所以我们着眼的不只是事件的历史性重构,还有那些意义的、记忆的、观念的、价值的、情感的历史遗产会在适宜的当下条件下得以延续。所以,“人类学的历史”和“历史的人类学”应是建设性文化观察的重要新知。

第三,在一个历史的切面从边缘看中心,首先为我们提供了反省族群/文化中心主义的机会。然而,边缘族群的集体记忆、地方观念及其“历史建构”,虽然可以成为族群认同的依据,但也可能仅仅是中心与边缘文化互动的一种反映而已。一个边缘与地方社会的田野调查有益于显示各类族群关系及其认同的某些个性,(如福建人重礼俗亦重商),但不构成解构一个关联性文化的根据。我们在大文化与地方文化调研中,还是可以看到中国古今文化关联的旅程图景:一个崇化导民、以国统族的历史一地理的时空范畴(关联的、印象派画似的);精英哲学与大众思维的贯通性,以及行为方式的传承(如直觉思维、风水实践等);统一文字的文化认同意义(方言和汉字的文化意义不在一个水平上,前者被后者所涵摄);宗族主义与人伦关系的持续性;儒学要义与道佛民间信仰的必然互补性;地方性与小传统的民俗认同、个性及自主性之相对存在,以及历史关联与文化建构的微妙关系。显然,这幅文化图景仍处在一个不能脱离过去的、正在描绘和把握的文化旅程之中(Stuart Hall)

这些观点无疑是对汉人社会的研究和当今文化的理论配合问题上,亦即人类学理论的中国化问题上深思熟虑的看法。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何星亮研究员则从方法论上对人类学的本土化发表了高见,他说:

21世纪,发展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并使之中国化和成为显学,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这不是简单能说清楚的问题。不过,从理论和方法上看,最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加强创新意识,二是弘扬综合精神。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21世纪发展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最主要的问题。就人类学而言,创新主要是理论、概念和方法的创新。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在谈到人类学本土化时指出,“创立适合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或修正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是人类学研究本土化过程中较高层次的工作。一个学科研究的本土化,不但应该包括研究的内容要是本地的、本国的,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方法上表现出本国文化的特性,而不是一味追求西方的模式。”萧新煌教授曾对台湾地区社会学家作问卷调查,大多数学者认为,从中国本身的社会和文化资料中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是社会科学中国化最为重要的问题。

西方学术界之所以新理论、新方法、新概念层出不穷,其主要原因是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对一切均抱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而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普遍缺乏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如果没有怀疑、批判和大胆假设的精神,就会生搬硬套,也就不会有创新,也就谈不上中国化,也就难以成为显学。

……

第二个问题是弘扬综合精神,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综合各国学术之长,二是综合各学科之长。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是善于综合的民族。中国文化是在综合、吸收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也应该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的综合精神,应综合世界各国人类学之长。各国有各国的学术传统,每一个国家的人类学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长处,不能只引进美国或英国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他国家的理论和方法也应重视。

我国人类学界一般只强调学习、引进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我认为这是不全面的。日本的人类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与西方不同,有自己的特点,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尤其是日本学者精细的方法是十分值得中国学者学习的。我认为,中国人类学应学习西方构建理论和概念的方法,学习日本人精细的调查和研究方法,继承中国的实证和文风,即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日本的精细、中国的实证和文风,这三者结合起来,将是最佳的,必将能够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并能与西方并驾齐驱的中国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学习多学科知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长,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近几十年来,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等人文学科都在学习、引进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新研究风尚。但是,人类学/民族学却只强调学习和借鉴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很少强调学习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人类学/民族学者往往只讲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理论,而不讲社会学帕森斯和墨顿等人的结构功能论;只讲特纳、道格拉斯、格尔茨的象征理论,而不讲布鲁默(H.Blumer)、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等人为代表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只讲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而不讲哲学、史学、文学、精神分析学等学科中的结构主义。其他学科也有类似情况,如从事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大多只知道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但不知道社会学家科塞(Lewis A.Coser)、达伦多夫(R.Dahrendorf)等人为代表的的冲突论(Conflict Theory),也不了解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的“挑战—应战”理论和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理论,如果了解这些理论,可以更好的了解和研究亨廷顿的冲突论。因此,掌握多学科知识,是提高研究水平的重要手段。发展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只满足于人类学/民族学知识是不够的。

这种创新意识和综合精神的阐述从一个高度上记录了中国人类学家对人类学本土化所作的努力。有这样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和努力,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五、展示了中国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互动的态势

20年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正不断被其他学科采借,在这种学科互动的态势下,文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等跨学科的整合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如文学人类学的领军人物、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叶舒宪教授就对人类学与文学的互动作了全面的阐释,他说:

关于人类学对20世纪文学的影响情况,可谈下面三点:

第一,现代文学中的“人类学想象”。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非西方的文化传统。人类学家从世界各边缘地区提供“地方性知识”的报告,他们的田野作业经验将西方传统以外的知识和信息传播于世,其结果是对于单一基准的欧洲中心主义知识观发起挑战,对古希腊以来确立的西方知识体系的普遍价值与合法性提出质疑,促成多元主义的文化思想新格局。

第二,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原则要求一视同仁地看待世界各族人民及其文化,消解各种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文化偏见和历史成见。这是对人类有史以来囿于空间界限而积重难返的“我族中心主义”价值取向的一次根本性改变。各民族文化只有在摆脱了自我中心的思维和情感定势之后,才有可能客观公正地面对异族人和异文化,建立起成熟的全球文化观。这对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至关重要,它能够使研究者以中性态度面对其研究对象,减少妖魔化和乌托邦化的作用。文学批评家从以往较为狭隘的民族文学的小圈子走出来,迈向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大视野,这一方面必然导致对本土文学和文化传统的“陌生化”效果,引发价值重估和再阐释的普遍需要,进而催生“文学人类学”的理论自觉;另一方面也由于大“文化”概念的辐射作用而出现学科的分化转型,最明显的是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融合。

第三,人类学与以往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贵族化倾向针锋相对,更加关注所谓“精英文化”的对立面即“俗民文化”、“大众文化”和形形色色的“亚文化”群体,也就是和文化的“大传统”相对的“小传统”。这种平民化的知识取向对于解构各学科的精英主义偏向,在帝王将相和杰出人物之外去发掘历史和文化真相,具有充分的示范意义。这就给全球范围内的知识构架的重组和学科之间的科际整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就文学研究而言,口传文学的再发现打破了过去只关注书面文学的局限,催生了“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等新领域。民族学诗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把简化为文本的僵化的文学还原为具体传播情境中的活的文学。这一目标意味着文学批评家向人类学家学习田野作业的考查方式,尝试从交往和传播情境的内部来体认文学存在的条件,进而发现和描述从口传到书写的文学变异。

20世纪得到长足发展的文化人类学不仅给现代文学带来影响,成为作家、艺术家寻求跨文化灵感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反过来看人类学自身的发展动向,对文学和美学方法的关注与强调在20世纪后期引发出“书写文化”方法的反思和转向,即对民族志书写传统的认识论的批判性重构,催生出“人类学诗学”等派别,并给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变革带来启迪。

这些关于人类学与文学互动的阐释、确定使人们对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互动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人类学与民俗学的互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万建中教授在访谈中有一个精彩的回答,他说:

人类学和民俗学从其研究对象来说有一种交叉的关系。人类学尤其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人的活动的,人的存在环境,人的行为方式,人类所创造和享用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民俗学实际上也是如此。过去似乎有一种误解,认为民俗学研究的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是民间文化现象,实际上所研究的这种现象本身也是以人为主体的,是特定民众的一种群体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生活状态。在研究对象上人类学和民俗学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包括研究方法,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作业,这一研究方法是相通的。文化人类学强调理解,理解当地人对自己生活现象的看法,民俗学的立足点也在这一点上,这也是相通的。所以钟先生指导的一些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村落社会组织建构、村落族群的社会关系,现在出版的一些关于某一区域人们生活状况的调查与研究的专著,也是民俗学者写的。研究某一村落的文化现象,村落史的研究,村落各类组织的研究,实际上都是民俗学家来做的,他们运用的也主要是人类学的方法。我们不能把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只是停止在揭示文化遗留物的层面。当然这也是一种研究。现在我们民俗学研究领域也不只是局限在一些边远的、落后的山区,它也在研究城市社区,研究社区人们的生活创造和文化创造。研究这些民俗,若不借用人类学的方法是很难进行的。

这一类的访谈从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互动的角度记录和展示了中国人类学的勃勃生机,也正是人类学魅力之所在。

六、展示了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的交流

人类学是国际上一门地位十分重要的学科,因此,中国人类学者与国际人类学界的交流和对话是发展中国人类学的重要途径,对此到哈佛作过访问学者的中央民族大学王建民教授深有感触地在访谈中说:

这次学术访问收获很大,表现在许多方面。我在哈佛大学期间,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选读了华琛(James Watson)教授的“中国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Chinese Family, Marriage, and Kinship: A Century of Change)、“跨民族主义、全球化与地方文化”(Transnationalism, Globalism, and Local Culture)、努尔·亚尔曼(Nur Yalman)教授的“人类学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 of Social Anthropology)三门课程。参加了为期两个学期的中亚问题研讨会(workshop),这个研讨会由设在哈佛大学戴维斯中心的中亚研究中心主办,汇集了大波士顿地区许多有兴趣的学者一起参加,研讨会还请了一些到美国访问的中亚和西亚学者来做演讲。哈佛大学不愧是世界级学府,学术气氛很好,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每周都有许多与中国、东亚有关的学术讲座,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每个星期也都有一次学术讨论活动。我先后参加了这两个机构以及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历史系等机构举办的三十多次有关的讲座和研讨。此外,我还到费城和波士顿分别参加了美国人类学会1998年度(第97届)大会和美国亚洲学会1999年度年会。还参加了在哈佛大学举办的“新疆族群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洛杉矶举办的一个关于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这两个会上分别发表了讲演。我在哈佛中国论坛上也作过一次有关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

王建民到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与美国的人类学界有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获益匪浅,而到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范可博士在与美国人类学界的亲密接触中对美国“生产”博士的模式更有切身的体会,他说:

美国研究生培养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很不相同,最大的特点是标准化,成批生产。美国大学训练出多少博士不称培养,而是的的确确地叫“生产”(produce)。衡量一所大学的贡献,每年能“生产”多少博士(Ph.D.)是为指针之一。美国高等教育授博士学位的历史比欧洲要短得多,位于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授予全美第一个博士学位不过是19世纪的事情。然而,却很快地在全国高等教育系统内形成一套独特的训练体制,非常制度化。

美国大学本科前两年行通材教育,不分专业。学校各系不负责录取本科生,而由校一级的招生机构统一遴选。学生必须文理兼修,大三时开始选专业(maior),逐渐专门化。但申请研究院时又可以有变化,本科专业是人类学的可能转读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因此,就追求高学位而言,真正的专门化是在研究生阶段。所以,与欧洲和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不同,美国的研究生一定要修很多的课。专门化不仅体现在对某些知识领域有所专精,还在于熟悉有关学术的发展脉络,也就是说,要具有学说史的观念。

因此,正如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整个研究生训练是一个积累过程,每一门课所布置的阅读材料大都是有关领域公认的成功之作,如此训练下来,再没有学术基础的人也可以像模像样地作学术论文,基本做到知己知彼,避免雷同的东西出现。

另外,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不是采用“导师制”,而是一种集体培养的方式。每个研究生都有由四到五位教授组成的指导委员会,这些教授都是研究生的学术顾问(academic advisors),都可以是导师,但在这些人中,有一人为主要指导教授(main advisor)。学生如有问题需要解决,应先同主要指导教授商量,听他或她的建议。每年,每个研究生都会收到一份由其主要指导教授签署的评估。在这样的制度下,学生的专业师承就较丰富多彩,生产出来的博士质量较为规范和均匀,学生较易于建立起学术史观念,知道如何去写论文。在国内或其他国家的“导师制”下,博士的成色差别有时很大,尽管大部分学生入学时的起点就已经很高了。这里边涉及的因素很多,但个人的学术悟性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个人在学术上的悟性如何与他是否有一种学说史的观念大有关系,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实际上致力于建立这种观念,也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学术视野。既然博士生培养是一种生产,把原材料经过一定的程序改造加工使之成为可以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学生作为原材料,每一个人都经历了这一过程。这样,哪怕再没有学术基础的人,只要有相当的教育基础,经过这一套程序的锤炼,都能建立起一定的视野,作起学问来也能基本符合这里的学术体制所要求的规范,具备一定的问题意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在国内看来不大可能成为学术工作者的人经过就读美国的研究院后,也可以成为学者。当然,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并不代表什么学术成就,而只是表明在某方面接受了高级训练,学到了某方面的游戏规则,只有走进学术殿堂,学术生涯才告开始。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博士都写了高水平的博士论文,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博士论文只是证明他们接受了学术训练,成了符合规范的产品而已。

在促进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进行交流中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起了重要作用,陈志明教授在访谈中对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在促进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的交流和发展的做法和打算作了详细的介绍,他说:

因为我们是在香港这地方,跟内地的人类学者交流是理所当然,而且是必要的。香港毕竟是个小地方,它的人类学研究应该跟大陆联系起来。这边的好处是我们看西方资料比较方便一点,我们与大陆的交流,有好几个方面,比如办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我们也邀请内地的一些学者过来,内地的一些研讨会,好多单位也邀请我们过去,这是很重要的一种交流方法。比如1999年,我跟张展鸿副教授通过大学的学术交流计划,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与他们交流,去那边做两个演讲,跟他们的老师交流。我们经过大学学术交流计划的批准——这个计划最长的时间有两个星期,向校方中请,也邀请内地的学者过来。

我们系都请有一个校外的评鉴人,每个学期考究试后,学生的成绩、试卷、作业、论文要抽样寄给他,好的和不好的都有,由他自己去看去审,然后他会写一个报告给校方。每个学期都这样。评鉴人一任三年,三年他一定要来一次跟我们见面,和我们一起讨论系里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以保证系的发展跟上国际水准。除此以外,如果经济上允许的话,我们有邀请访问教授的制度。我们系一般聘请的是知名度很高的人类学教授,如哈佛大学的华生教授(James watson),他研究香港、广东这一带很出名,是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持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者。他做过我们的访问教授,也当过我们的校外评鉴员。另外作为访问教授还有很出名的文思理(Sidney Minty)教授,文思理教授是研究南美洲的,他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从蔗糖怎样全球化,怎样从南美传到英国去,而且研究了从早期蔗糖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奢侈的物品到普及化的过程。这本书很出名,文思理是很出名的学者,他也来做过两次访问。最近我们也开始邀请一些比较年轻的学者来教课。这对我们的师生有好处,尤其是学生,能够接触到本系以外的学术界人士。我们认为这个制度很好,但主要考虑到资源问题,只要经济许可,我们要继续下去。另外,我们还有名誉的访问教授或名誉的研究员,目前我们系有三四个。“名誉”是说我们不付钱,由他们自己付钱,但他们附在我们系里,他们可以做研究,可以利用图书馆的资料。对我们的好处就是他们在我们这里跟我们有交流,参加我们星期五的午间研讨会。……所以,我们跟国内国外都有交流。另外,我们本系的学者都适当地参加国外的学术研讨会。

这些关于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交流的记录和展示,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反映了中国人类学是国际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正是中国人类学生命力之所在。

七、展示了中国人类学家对人类未来的关怀

人类学传入中国已百年有余,在世纪之交,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和地方化的传统,人类学更应关注人类的未来,对此,李亦园先生在访谈中曾对笔者说过如下一段话:

说到对全人类,对人类学家来讲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人类学家不但要对个别的文化、个别的族群进行研究,更要把整个人类看成为一个“生物群体”来看待,这就是人类学家与其他的社会科学家所不同之处。人类学家从不同生物的立场,从社会的、文化的立场来看,把族群看作是一个生物群体,这也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重点问题。我们一开始讲到了人类学家特别是我们早期的老一辈的都强调体质人类学,都受到了这方面的训练。当年李济教授亲自教我们体质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的生物观点是把整个人类看成不仅仅人类本身是同一个种族,中间没有不同的聪明才智的差异。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把人类族群看成是一个生物群体,跟其他动物都同样看待的话,生物的演化适应的观念亦可用在人类族群本身。物体在亿万年的发展过程中,最怕的就是一个现象,即特化(specialization)的现象,器官的特化。器官一旦特化就走向适应特别的环境,是非常特别的情形,等到环境变迁适应不了就会产生灭种。人类有了文化以后不用生物体来适应环境而是用文化应用环境,但是文化的发展也有特化的趋向。即使是科学的发展也是一种特化,这是非常特别的发展,它有时脱离了用它的人类本身,其间就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如人类对环境的破坏,人类对能源的无尽采用都是很明显的文化特化现象。人类学家在了解这种人类文化也是生物进化过程当中的一种发展,对整个族群存在的研究就是一个启发点。假如能了解这个特化的过程,也许在慢慢扩展观念,人类对现在文化的发展趋向能够有所限制,稍微搬回来一点,而不至于由于过分的发展对环境太大的破坏,使整个人类族群可能造成毁灭,那就能使生物群体避免最悲惨的命运了。

人类看问题还得回到各个生物体自己发展的情景,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人类学生物观念在将来的发展中应突出强调,即使是很小的问题如人类本身的智能,在有了文化以及科技以后是否逐步停止了发展?例如从北京人到山顶洞人,明显地人类的脑量有很大的增加,人类的智能因此而逐步地发展,到了真人就更聪明了。但是有了文化之后,用文化发明的东西来帮助人类思考,那么人类纯粹的聪明是不是就停止了,这是否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可疑虑的一点。当人类发展到不需要自己思考了,那么可能就停止了人脑的发展,这对整个人类似乎也是很不利的,这也不是一个好的趋势,在这一点上人类学家也应该有贡献,也就是用比较宽泛的立场来看问题。作为一个中国的人类学家更应该用中国文化的传统来把这些问题进行重新思考,譬如说适应环境只能够适应而不能最适应。达尔文的观念适应是“fit而不是fittest”。Fittest(最适应)就是特化的开始,大适应了,到了环境一变迁就转不过来。某一个程度的适应但是又能保持很多不同的特性在里边,积蓄了很多可能别的时候适应的条件,人类文化的多元就是一种不大特化的存在。这些多元能够和而不同也是适应往前走的一个道理,中国的人类学家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不仅仅是大陆本身,台湾及华裔的人类学家都应该注意到中国文化的特别的观点所谓“和而不同”以及“致中和”等观念,这点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有和而不同或致中和的观点,就能容忍不同,而保持多元文化的特性,如此才能长远延续光大,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民族文化大融合之后即有一个伟大的朝代出现,应是这一意义的实在表现。

总之, 这本洋洋50 余万言的中国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从中国学者进入人类学领域的经历,中国学者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中国学者对人类学理论的探索,中国学者对人类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所作的努力,中国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互动的态势,中国人类学与国际人类学的交流,中国学者对人类未来的关怀等方面对中国人类学近20 年的发展作了比较忠实、全面的记录,这对中国人类学史史料的积累是极具学术价值的一件大事。

说实在的,在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地位未定之时,在中国人类学在学术界的声音还较小之时,在世纪之交将老中青三代中国人类学者的访谈录汇集出版,并起名为《人类学的世纪坦言》十分贴切,因为我们从这些坦率诚恳, 如实说出的关于中国人类学发展的种种情况、意见、观点、看法和评论中既看到了人类学在中国百年发展的成果,又窥见了新世纪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成都)2003年第12 2-11页丨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404期丨本文为《人类学的世纪坦言——中国人类学家访谈录》前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因字数限制,此文微信版做了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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