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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金露:生态博物馆理念、功能转向及中国实践
时间: 2017/5/22 20:30:20 浏览量:

贵 阳 镇 山 村 / 摄影丨孺子老牛丨丨来源丨贵阳都市网


作者简介】金露,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旅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遗产研究、旅游人类学。


摘要 生态博物馆是一种新博物馆理念,它改变了人们对博物馆的固有想法,颠覆了传统博物馆的运作模式,采用人类学方式改造博物馆与大众的关系。生态博物馆以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为初衷,随其理念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生态博物馆形式呈现出多样性,功能有所改变。贵州省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点,在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给当地社区传统文化带来了较大的改变。

关键词 生态博物馆;遗产保护;本土管理;功能转向

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14,06:46-51.


 

西方博物馆建立伊始,其功能主要是展示异文化和收藏奇珍异宝,因此有“世界陈列柜”和“珍品展览柜”之称。19世纪,随着现代主义历史进步观和科学理性主义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公共博物馆,其当时的职责之一是展示真实,这种真实或反映理性主义启蒙思想,或体现线性时间观和进化论等。在欧洲工业时代,面对社会变化的加剧,博物馆参与了国家观念的形成、道德进步、社会秩序制定和个人行为管理等过程。

20世纪工业社会的发展衍生出一系列的环境灾难,如大气污染、石油泄漏和农药滥用等,引起了人们的恐慌。20世纪60年代起,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环境保护运动,在博物馆领域,最主要的影响之一是博物馆逐渐重视展品的原居地,将展品与原居地的历史、社会和自然环境相联结。由环境保护运动生发的遗产保护运动同样对博物馆领域影响深远,在遗产运动的倡议下,人们对遗产的关注从遗产本身扩大到遗产的原生地及遗产赖以生存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环境。在此背景下,博物馆需要打破传统博物馆的空间局限,同时收藏、保存对象由有形之物转变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传统,以展现博物馆更深层次的空间观念。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各地的新博物馆形式应运而生,主要包括起源于北欧的露天博物馆、产生于美国的邻里博物馆(Anacostia Museum)和活态历史博物馆(Living history museum)、诞生于东非的社区博物馆(Community museum)、来自于拉丁美洲的整体博物馆(Integral museum)和源于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等。[1]新博物馆形式的出现试图打破传统博物馆的固有模式,将物置于原生环境中进行展示和陈列,博物馆中的物不再与发掘地时空分离,而是此时此地“真实”的物,发挥着物本来的功用。同时,博物馆的主要服务对象由游客转为当地居民,社区居民拥有“展品”的使用权并参与到博物馆的管理工作中,这种“本土管理”(Indigenous curation)模式意欲摆脱外来者的权力控制,使社区居民成为博物馆的主人。

新博物馆形式的出现试图打破传统博物馆的固有模式,将物置于原生环境中进行展示和陈列,博物馆中的物不再与发掘地时空分离,而是此时此地“真实”的物,发挥着物本来的功用。同时,博物馆的主要服务对象由游客转为当地居民,社区居民拥有“展品”的使用权并参与到博物馆的管理工作中,这种“本土管理”(Indigenous curation)模式意欲摆脱外来者的权力控制,使社区居民成为博物馆的主人。

与传统的博物馆相比较,生态博物馆拥有其独特的优势。第一、生态博物馆扩展了博物馆的空间,使博物馆去中心化,生态环境、景观和社区都被纳入到博物馆范畴,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在生态博物馆区域内与社区居民共享。第二、社区居民作为社区主体共同参与到博物馆管理、维护、开发等工作中,产生“本地管理”一词及理念。当地人成为生态博物馆的主人共同参与到博物馆各项决定和未来发展中,专家学者主要提供未来发展所需的技术、文化、经济条件等。第三、生态博物馆主张遗产的当地保护,而不是将物脱离原生地,离开赖以生存的文化场景。


一、生态博物馆理念源流


生态博物馆来源于法语écomùsée,英文为Ecomuseum,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于法国的一个新博物馆理念,也是一种新的博物馆形式。它强调遗产的原生性,关注遗产的自然生态和文化场域,提倡对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它主要为社区服务,社区群体以主人的身份参与到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中。它打破了传统博物馆围墙的束缚,将博物馆的空间扩大到社区和景观(Landscape),生态博物馆因此被称为“没有围墙的博物馆”(Museums without walls)

法国学者雨果·戴瓦兰(VarineH.)和乔治·亨利·里维埃(RiviereG.H.)被誉为生态博物馆的先驱者。1971年,他们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参加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九次大会时提出生态博物馆的名称及理念,并倡导博物馆工作的新动向及博物馆功能的新需求—— 不仅仅为博物馆观众服务,而应是社会传统意识的教育工具。

生态博物馆的前缀ecoEcology而来,但是它并不仅仅局限于生态学学科概念,而是具有更为广阔的意义延伸,即把生态博物馆社区的文化遗产、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整合为一个整体进行保护。戴瓦兰的解释最为权威:“生态博物馆的前缀eco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生态学(Ecology)或经济学(Economy)概念,它本质上是人类或社会生态:社区和社会,甚至人类是其存在、活动和进程的核心部分”。[2]可以说,生态博物馆以有人类参与互动的社区为中心,以人为主体。生态博物馆并没有固定的形式和内容,其本质因地而异,可以理解成“为发展而服务的工具”,可以是“一个公园或临时凑成的博物馆”,也可以是“一个人种地理保护中心或工业遗产保护中心”。[3]

里维埃经多次修改完成了生态博物馆的定义:“生态博物馆是由公共权力机构和当地人民共同设想,共同修建,共同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当地的人民为发现自己的形象观察自己,寻找对该博物馆所处的土地及该土地上以前的居民的解释⋯⋯是时间的一种表现,在其所覆盖的时间范围内,各种各样的解释可以追回到人类出现以前,可以追溯史前及有人类生活最终至出现现代人的历史进程⋯⋯是对空间—— 可以在里边停留或游览的特殊空间的一种解释⋯⋯是一所实验室⋯⋯一个资源保护中心⋯⋯一所学校”。[4]这既是如他自己所说的“进化的定义”,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变化,又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每一方面都可以被继续解释。

关于生态博物馆的内涵和外延,戴瓦兰进一步解释道:“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生态博物馆表达了这里人与自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关系。生态博物馆由其所服务社区的民众所共同承认的、能够代表本社区利益的科学和文化财产构成,即非人工建造的不可移动遗产、自然田野空间、人类生产生活空间、人工建造的不可移动遗产、可移动遗产和可替代物品。它包含一个管理中心,用于接待、研究、保存、展示、举办文化活动和行政管理。特别是它拥有一个或几个实地观测点、保存的实体、会议厅、社会文化活动实践空间,乃至客栈等”。[5]生态博物馆的构成组件亦由此确立。

1971-1974年,全球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克勒索一蒙西生态博物馆(écomùsée Le Creusot-Montceau)由戴瓦兰在法国建立——它是一处传统的煤矿工业城市社区,1971年在整个地区发展起一项关于人类和工业博物馆的工程,共同生活在此社区的人们由此联结起来,被拉人到计划、管理、估价等社区建设中。1974年,此项目采纳了生态博物馆的名称。1978年加拿大应用法国生态博物馆理念,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建立生态博物馆,是生态博物馆理念尝试第一次在法国境外建造,此后加拿大先后建立起“岛上居民之家”等六座生态博物馆。 1986年,北欧挪威创建了图顿生态博物馆(Toten Ecomuseum),主要展演挪威的乡村生活。它的创建者约翰·杰斯特龙(GjestrumJ.A.)后来成为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首席专家,应用同样的理念建立起中国贵州的第一代生态博物馆群。

截止到2005年,全球已注册的生态博物馆约有300座。“其中西欧和南欧70余座(主要集中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时),北欧50余座(主要集中在挪威、瑞典和丹麦),拉丁美洲90余座(主要集中在巴西、墨西哥和智利),北美洲20余座(主要集中在加拿大和美国)”。[1]除此之外,目前生态博物馆在南非、马里等非洲国家及中国、日本和越南等亚洲国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二、生态博物馆的功能转向


生态博物馆自20世纪70年代作为一种新博物馆形式出现以来,一直肩负着社区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之责,其作用如一面镜子,人们可以在其中认识自己,发掘自己与环境及祖辈之间的关系。同时在生态博物馆中,参观者可以促进对当地传统和社区居民独特性的理解。

在其发源地法国,生态博物馆社区涵盖乡村与都市,传统工业社区、传统作坊等均被“遗产化”,并加以保护、利用和开发。[7]当时的法国,传统的工业社区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而逐渐衰落,以大型工业生产为核心的工业社区开始瓦解,生态博物馆的出现为保护工业遗产和手工作坊提供了依据。同时生态博物馆为那些传统意义上无法为自己发声的人争取权益,如从事手工劳动的妇女、囚犯、移民等。生态博物馆还帮助人们处理文化认同与博物馆的关系,提供一种当地人记录文化、环境、经济变化的工具。[8]

意大利的生态博物馆建设较为完善,生态博物馆已经被应用于保护和诠释某特定范围的有形和无形遗产项目的广泛范围。一些生态博物馆已经进入政府法律保障范围,如特兰托市在2000年颁布了文化、环境与历史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其中第13条就有“创建生态博物馆以挖掘地方传统和地方文化”。[9]为抢救文化遗产,生态博物馆开展了“记忆工程”以建构地方感,吸引了大批“怀旧”的旅游者。此外,意大利的生态博物馆学家为规范生态博物馆的管理和运作、评价其对遗产保护的效果,还建立起一套“生态博物馆综合评价标准”,并在实践中扩大到对全球范围内生态博物馆的评价工作中。[10]

在北欧的挪威和瑞典,少数民族文化、珍贵的动植物、历史遗迹、传统工业遗存和传统农业都成为生态博物馆的保护对象,当地居民透过生态博物馆反观本地区的文化遗产,激发出文化自信。[11] 挪威位于欧洲的最北边,它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使其具有独特的自足性和地方自我认同感,当地居民对自己的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的认知度高。瑞典在19世纪末出现了移民潮,大量农民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另有大量国内人口(20%左右)移民到美国,这一变化推进了当地的遗产保护运动。

俄罗斯地跨欧亚大陆,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人口分布极不平衡。俄罗斯少数民族众多且复杂,民族问题特别突出,缓和民族矛盾要求十分迫切。因此俄罗斯的生态博物馆比较欧洲其他国家具有显著的政治特征,生态博物馆更依赖于社区居民的民族政治环境。专家学者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发展中,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及重建地域内多民族文化环境。通过生态博物馆,社区居民能够更好的理解自己的文化,参与到当地社会活动中,保存和重新评估自己的文化现状,对社区未来发展亦大有裨益。[12]

在美国,生态博物馆形式起初作为印第安社区认知传统文化及变迁的工具,随后与旅游相伴而来的娱乐性和展演性占据主导。[13]相似情况也发生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4]

在亚洲,生态博物馆研究虽起步较晚,却成绩斐然,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印度、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亦有与此类似的社区博物馆和整体博物馆等新博物馆形式诞生。

生态博物馆是新博物馆中使用程度最高、发展最快,也是被误用最严重的概念。其理念中对遗产的整体、当地和活态保护及社区参与无疑是正确的、先进的,但是在实践中,它却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难以实现预设的目标,甚至部分生态博物馆的居民已经搬离传统社区,没有社区居民参与的社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博物馆”。典型的案例发生在全球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克勒索一蒙西生态博物馆”,在其实践中,社区居民最终与博物馆分道扬镳。[2]这座生态博物馆在19711985年问扮演着文化抗争的角色,是现代社会与工业社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抗争的缩影,最终工业社会让位于现代社会,生态博物馆也名存实亡。

生态博物馆的功能转向首先因为其涵盖内容的广泛性。从提出之日起,生态博物馆就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不同国家、社区和个人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理解对生态博物馆的解读也不尽相同,这也造成许多社区假借生态博物馆之名吸引参观者,被误读、被泛化等名不副实的情况亦屡见不鲜。其次,从实践层面上考量,生态博物馆在本土化的过程中经本土文化的过滤吸收,使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方式各异、形式多样。如前所述,生态博物馆在法国、意大利、挪威、俄罗斯及美国等国家的发展受本国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影响,侧重点有所不同——或侧重自然环境保护、或侧重文化遗产传承、或侧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复兴和评估。再次,生态博物馆社区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空间,社区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必然对社区传统有一定的影响,如城市化进程、移民数量增加、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传媒的普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等。最后,旅游活动中的“游客凝视”使得旅游开发更多满足游客的需求,一些生态博物馆由最初的“记录、保存、传承文化遗产”之核心,向娱乐性、展演性转变。


三、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实践——以贵州省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为例


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代生态博物馆为中挪合作项目资助的贵州生态博物馆群,以贵州六枝梭夏苗族生态博物馆、花溪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为代表,遵照生态博物馆对文化遗产整体、动态、当地保护的理念创办,但村民并未“成为主人”,而是在建设初期由政府机构作为“文化代理”接管;第二代生态博物馆如内蒙古的敖伦苏木蒙古族生态博物馆加强了社区居民、学者和政府之间的沟通和多方合作,以科研力量指导村民的本土管理,同时加强了社区的文化展示功能;第三代生态博物馆如云南西定布朗族生态博物馆,将管理权交到村民手中,实现村民自治的理念;第四代如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呈现多维度发展,范围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西部到东部。

生态博物馆建设伊始,各级政府及专家学者“摸石头过河”,边学习西方生态博物馆理论,边实践生态博物馆的本土化,因此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实践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一方面,中国生态博物馆社区的选取多在少数民族地区,以传承民族文化和保持遗产原真性为出发点,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活态、在地保护。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我国生态博物馆建设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旅游扶贫密切相关。我国生态博物馆也在一直坚守初期设立的基本原则:一是生态博物馆本土化,二是政府主导、专家指导、村民参与,第三个原则,既要保护文化,又要发展经济。[15]

镇山村是中挪文化合作项目下建立的国内第二座生态博物馆,选定镇山村为生态博物馆试点的初衷为“使镇山布依族文化生态和自然环境得以长期的保护,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依然较好地保持文化的独特风貌,为地处城市郊区的民族村寨的自然和文化整体保护提供有益的经验。”同时,“为研究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以及生态博物馆的研究建立基地”、“配合花溪区以旅游为龙头的经济发展战略,以生态博物馆的形式,让观众能体验活态的布依族文化”。[16]由此可见,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从一开始就担负着文化保护和旅游发展的双重责任,同时生态博物馆还是一个研究机构、一座实验室。

镇山村有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居民是布依族。当地布依族有“汉父夷母”之说,始祖李仁宇是江西吉安府庐陵县人,万历年间南方发生战乱,李仁宇以军务带兵人黔,屯兵安顺,与当地布依族女子通婚,定居镇山。婚后生有二子,长子姓李,次子姓班,班李两姓同宗,互不通婚,至今已有17代子嗣。村寨形成了布依族和汉族文化和谐共存的局面,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传统民居石板房、古营盘、古寺庙等物质文化遗产和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兼具布依族与汉族特点的传统文化。

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按照“自然和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整旧如旧”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进行整体规划,根据规划,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总体布局分为四个功能区:以镇山村为载体的文化遗产保护区、村民新区、生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传统农耕文化保护区。此外还专门规划有一定面积的生态环境保护地带。

1)文化遗产保护区,指镇山上下两寨的范围。整个保护区又细分为三个保护区,采取不同的保护管理措施。①绝对保护区,指上寨以古屯墙为界的3公顷范围内,从北寨门到南城门,从东西石阶巷道到典型民居进行全面保护。具体措施为保护武庙,加固屯墙,维修典型民居,拆除周边违章建筑,整治环境,控制各种建筑活动,原有建筑的维修必须做到“整旧如故”。②严格控制区,指下寨从南门到表演场约1.1公顷的范围。措施为在保持传统风貌的前提下配套建设一些旅游服务设施,并对已建但与整体不协调的建筑进行全面治理和部分拆除。③环境协调区将村寨外围到水库岸边之间的地带作为环境协调区,以植被绿化为主要措施。

2)村民新区,选择在位于石板镇方向来的公路北侧,距离镇山寨门500米。选址考虑到交通方便、不影响文化遗产保护区的视觉景观、新村与老寨联系方便、用地发展的可能四个因素。

3)生态博物馆资料信息中心,根据挪威方面“选址不能破坏村落整体风貌”的要求,最终选择距镇山村西北200米的一座小山为工程实施点,2002715日开馆,挂牌为“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

4)传统农耕文化保护区,当地布依族居民主要以传统的农耕生产为主,兼与林、牧、渔业为副业,其措施主要体现在对当地居民的基本农田和部分果树林地的保护。

1999年获准成为生态博物馆到2005年接待贵阳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的国际来宾,镇山村基本完成了生态博物馆的总体建设,并且进一步发展了旅游业。2005年镇山村列为全省五个重点小城镇之一,其声名可谓显赫一时。旅游业给镇山村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1992年镇山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500元左右,到2010年,人均年收入达到5000元。旅游业已经替代农业成为镇山村最主要的生计方式,约占家庭总收入的80 。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更为当地村民提供了许多商机,村内绝大多数家庭参与旅游业,包括家庭餐饮业、游船经营、农家乐、出售旅游用品等项目,生态博物馆也成为当地发展旅游的一块招牌。

随着经济的发展,当地社区的传统文化也在悄然改变。镇山村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通过与布依族联姻建立社交圈。重视各种宗教仪式活动,祭祖、安神、谢土、葬礼等都是镇山村常见的宗教活动。“班李二姓”为同一个大家族的两大分支,共同参与村落的主要祭祀、婚丧、节庆等活动。现在大家族观念淡化,核心家庭的作用逐步凸显;婚姻圈扩大,婚姻对联结社会关系的作用减弱,女性在家庭中地位有所提升;旅游业发展使得村民减少了对土地的依赖,信仰系统随之变化,传统仪式逐渐减少,宗教信仰呈现出“祛魅”的宗教世俗化。同时,语言、建筑、服饰、饮食等其他文化要素也在发生着变迁。

2006年以后,一方面由于镇山村生态博物馆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各项投入已经到位,另一方面,生态博物馆项目的未来发展在一片质疑和批评声中开始犹豫和徘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逐渐退出对镇山村的直接管理和主导角色,将各种事务交归镇山村两委管理。与此同时,贵阳周边二、三十公里以内出现了很多新的旅游景点,镇山村旅游业受到不小冲击。

镇山村生态博物馆项目除与旅游开发密切联系外,同时具有明显的政府导向性。整个开发过程都由政府牵头并出资建设,发展程度受政策影响较大。实际上生态博物馆的概念还未被大多数居民认识,从当地行政部门到普通居民都把生态博物馆作为旅游业开发的招牌加以利用,居民的自主性未得到发挥。

生态博物馆模式的出现体现了博物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功能的加强,成为遗产在地保护、活态、整体保护的有力工具。生态博物馆的社区居民不仅共同拥有共同的居住空间(环境),而且分享同样的地方性知识(如歌曲、舞蹈、神话、传说、民间手工艺等)。生态博物馆将社区及社区中的人、环境、文化环境当做一个有机整体进行保护,并通过三者之间的互动保持社区的生命力。

生态博物馆是现代性背景下的产物,它希望保存传统社区的文化遗产,提出保留传统农耕区、保护文化遗产区等举措,同时支持生态博物馆项目下的旅游开发。因此生态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一面发展旅游、获取经济收入、从传统迈向现代;一面尽力保留传统、再造传统、满足游客的怀旧需求。

生态博物馆也是地域背景的产物。与所有西方概念一样,它在中国的实践带有非常浓重的本土色彩——与旅游开发和地区经济发展相结合,一些生态博物馆带有明显的扶贫目的。与社区相关的各种利益群体(Stakeholders)之间依然难免存在权利的角逐。在生态博物馆这一“文化接触地带”存在着官方的声音、游客的诉求和当地人的需求,这三股力量时而和谐、时而矛盾冲突,共同建构和决定着博物馆社区未来的发展。

 

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14,06:46-51.


 

 


 


[1]参见课题组“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国博物馆》1995(2)8-14MaggiM.Ecomuseums Worldwide”,载中国博物馆学会编《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第9194页。

[2]克勒索一蒙西生态博物馆(écomùsée Le Creusot-Montceau)位于法国中东部,是全球第一座生态博物馆,它作为模板一直受到其他国家的追捧和仿效。克勒索本来是法国一个偏僻的村子,1836年施耐德兄弟(Eugene Schneider and Adolphe Schneider)买下整个克勒索的矿产,并招兵买马,开始从事钢铁工业,之后更是将炼出的钢铁造成铁轨、桥梁和武器,仰仗军工业很快壮大发展。到1960年克勒索已经由1836年的800人发展成拥有3万居民的小镇。然而,1960年查理·施耐德的突然去世,19711974年,施耐德家族的古堡被改造为一个生态博物馆。为了区别克勒索和传统的博物馆,馆长将住宅中的展品移除,“去中心”的生态博物馆聚焦古堡的生态环境,将整个社区纳入保护的范围,也称“没有围墙的露天博物馆”,受到学者们的推崇。1984年,施耐德家族破产,1985年生态博物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古堡里原来被搬出的展品被重新放回到原来的建筑里,并以施耐德家族史为展览主题,记忆逝去的历史。最终克勒索生态博物馆变为展出器物的传统博物馆。参见Octave Debary.Deindustrialization and MuseumificationFrom Exhibited Memory to Forgotten History.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ep.2004.595.PP.12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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