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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徐杰舜:广府人的族群迁徙与文化认同
时间: 2017/3/15 20:25:54 浏览量:

珠玑巷,位于广东省韶关南雄市城北部偏东,在323国道南雄至江西大余公路9公里处的沙水村。该巷南起驷马桥,北至凤凰桥,全长1.5公里,是古代五岭南北梅关古道的必经之路,其古朴风貌犹存。珠玑巷有三街四巷,即珠玑街、棋盘街、马仔街;洙泗巷、黄茅巷、铁炉巷、腊巷。



 

作者简介】徐杰舜,浙江余姚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论述了广府人从迁徙之始到发育阶段、形成阶段的文化认同,以及从乡土性到移动性的文化认同。认为广府人作为岭南汉族中一个重要的族群,在其长达两千多年的从北向南的迁徙过程中,在变迁中文化蜕变,实现了新的文化认同。

关键词】广府人;迁徙;文化认同

广府人作为岭南汉族中一个重要的族群,在其长达两千多年的从北向南的迁徙过程中,在变迁中文化蜕变,实现了新的文化认同。本文以广府人为例,探讨一个族群在迁徙中是如何实现新的文化认同的。

一、广府人迁徙之始的文化认同

早在先秦之时,中原汉族的先民就与岭南的原居族群有交往、互动、磨合和融合。《史记·五帝本纪》云,颛顼“南至于交趾”,继续又称“()申命羲叔,居南交”。《索隐》解释“南交”为“交趾”,并称:“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驩兜是谁?汉孔安国注为“臣名”;神话学者袁珂在《山海经校注》中认为这是尧子丹朱一名的异称。不管具体指向正确与否,颛顼之际,已远涉交趾,到了尧时,则把儿子丹朱也派到了南方。值得注意的是颛顼到交趾去干什么?《史记·五帝本纪》明言“以变南蛮”。这就是中原的汉族先民与岭南的“南蛮”互动、磨合、融合的—个典型案例。

自秦始皇经略岭南始,随着汉族入粤,也就开始了入粤汉族与粤地土著族群的互动。及至汉高祖三年(204),当时行南海尉事之赵佗,建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大力推行“和辑百粤”[1]的文化认同。汉武帝平南越国之后,在岭南实行与内地有别的“以其故俗治”政策。此后,在汉帝国四百余年治理下,岭南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中原汉族更是大量入粤。据广州学者分析,两汉进入岭南的中原汉族,不仅有擅长于从事物质交换的贾人,有掌握各种先进技术或技能的普通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有具有一定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的士兵和军官,还有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管理才能的各级官吏,以及造诣较高的名士、经学家等等。[1](P77)虽然他们在岭南居住的时间长短不一,但他们“与越杂处”,越汉文化亲密接触,直接交往,使越汉两族之间的互动、融合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开展起来。

在此期间,汉帝国实行了许多促进岭南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和族群互动融合的政策,以推动文化认同,主要有:第一,办学校,推教化;第二,铸铁器,教耕稼;第三,定婚姻,移风俗;第四,整道路,开通道。

二、广府人的发育阶段的文化认同

广府人自秦汉雏形后,经历了自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这样一个漫长的发育阶段,在这个阶段,又开始了新的文化认同。

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至隋统一中国的近300年间,中原兵祸连连,人民无法生活,百姓相率向相对稳定的南方流徙。广州西晋墓砖有铭曰:“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2](P224225)于是形成汉族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入粤的高潮。道光《广东通志》载:“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证,占藉各郡……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新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2]可见,来自中原“衣冠望族”的汉族,逐渐左右了俚人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方向。

唐代“安史之乱”后,“天下大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3],形成了比两晋规模更大的移民浪潮,安史之乱后流民的大批迁入岭南,使岭南的人口激增,《新唐书·徐申传》载,徐申于安史乱后四十年任韶州刺史,“始来韶,户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六年间户口增加一倍半。《元和郡县志》所载元和户口多于天宝的全国十一州,其中岭南道的广州元和户(74 009)比天宝户(42 235)增加75%,三万多户。所以,五代十国时,刘岩在广州称帝建立南汉后,就在粤东、粤北、粤中地区增置了齐昌、韶州两府,祯州、敬州、英州、雄州等4州。广东流民大增,广西亦然。唐咸通年间,广西附近数道破产的游民,为求活命,大量流入邕州一带,[3](P135)容州地区遂形成“广人与蛮杂处”[4]的格局。

岭南的百越族群集团的社会发展是不平衡的,在番禺、广信等地区的越族融合于汉族的两汉之后,其余广大地区的百越族群集团,被称为“俚”,或“俚僚”“夷僚”并称,他们仍停留在较低的社会发展阶段,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贵铜鼓,风俗好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击,鸣此禁鼓,众到者如云[5];部落酋长称为“都老”;住干栏[6],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魏晋南北朝时俚人遍布广东、广西东南部和海南,其中古高凉地区、西江流域和海南岛等地为其聚居中心。在这些地区俚人的数量多于汉族,俚人在社会生活和俚汉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

在俚强汉弱的大背景下,从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末唐初,俚汉互动、磨合和整合成了岭南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时而汉人俚化,时而俚人汉化。在俚汉互化的近四百年中,由于俚族首领冼夫人主张学习汉文化,从而促进了俚汉融合向汉文化认同方向的倾斜和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广府人发育阶段的文化认同方面,洗夫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她顺应自秦汉以来岭南民族关系发展大方向,在与汉族的互动、磨合和整合中,走“汉化”的路。她从身做起,与汉族通婚联姻,积极支持隋代桂州总管令狐熙在俚人地区“建城邑,开设学校”[7]的措施,在俚人地区建立了郡县乡学制度;与此同时,提倡学习汉文化,并以儒家经典为主,“诫约本宗,使从民礼”,“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仿效汉族礼俗和伦理观念,鼓励越人和汉人通婚,改革俚人“掠人为奴婢”等陋习,出现了“以礼义威信镇于俗,汲引文华,士相与诗歌,蛮中化之,蕉荔之圩,弦诵日闻”[8]的社会图像,是谓“华夷感敬,称为大化”[9],即显示了俚人社会已基本汉化。凡此等等。

在这个发育阶段的文化认同中,一方面是汉族继续入粤,另一方面则是岭南的土著族群——俚人在与入粤汉族的互动中被“汉化”。所以唐代广东的户口较隋增加了一倍多,即从隋代的102 780户,[10]增加到唐代的209 584户。[11]可见,俚人确实已“列为郡县”,“属于中国”,“同之齐人”[12]了。

三、广府人的形成阶段中的文化认同

自宋至明为广府人的形成阶段。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动荡不安的王朝,从宋靖康之乱始,经南宋与金的对峙、南宋与元的对峙及至南宋灭亡的150年间,北方汉族向南迁移延绵不绝,而入粤汉族多以南雄珠玑巷为进入广东的第一站。对广府人的形成有决定意义的是在战乱波及岭南以后,聚集在南雄珠玑巷的汉族移民大规模地向珠江三角洲南迁。从而跨出了形成广府人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同时也开始了广府人新的文化认同。

其实,熟悉广东族谱的人都了解,广府人所居地区各姓氏族谱大多记载自己的祖先来自南雄珠玑巷。而这些与广府人的起源有关的族谱,如《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和《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13]等书中,所搜集的粤中、珠江三角洲近30个市县、140余姓氏的珠玑巷南迁民后人的族谱和家谱,多是明清时期所修纂。

从族谱中还可知南雄珠玑巷在广府人起源中地理位置的重要意义,明末清初的“岭南三大家”之一[14]、有“广东徐霞客”美称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两处写到珠玑巷,一处讲望族先祖的来历:

“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入岭,至止南雄,不忘楷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巷,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4](P49)

一处讲珠玑巷之名的来历:

“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兴珠玑绦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谥,因改所居为珠玑。”[4](P49)

据屈大均所言,珠玑巷之得名有张九龄的14世孙张昌七世同堂,受赐珠玑而得名之说;又有因祥符(开封)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来到南雄以后,称其地为珠玑巷以志故乡之思之说。但不管何说,都说明珠玑巷是中原通往岭南驿道上的重要枢纽地。所以《开平县志》卷二云:“述故乡必曰珠玑巷,此乃由中人广东必以珠玑巷为停驿或即因而侨寓。”[15]这样,在广府人的心目中,珠玑巷就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呢?象征他们先祖的故乡。

据黄慈博先生辑的《珠玑巷民族南迁记》,[5]以及《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16]所记,分布在今珠江三角洲广府人的211个氏族中有191个氏族是从南雄迁入的,而其中有187个氏族是宋代从南雄迁入珠江三角洲的,占了总数的98%。[6](P176205)珠江三角洲由于泥沙淤积,河岸成滩,河道变浅,沼泽地多,自然条件比南雄山区优越得多,故自南雄珠玑巷南迁到此的汉族围堤造田,据曾昭璇先生统计,宋代在东、西、北江下游修筑简易土堤35条,长约9万丈以上,护田3万多顷以上。[7](P15)从此南迁移民安居于此,使得珠江三角洲人口大增,据《南海志》记载,南海县为143 259户,南宋时达195 713户,南宋与唐比,700多年间人口增加了15 3470户,南宋的13户数是唐时的4.6倍。唐时珠江三角洲每平方公里有1.2户。到宋时已有4.8户。[8]广州的主客户比北宋时为45:55,客户超过主户,南宋时为44:56,客户仍然超过主户[17],而客户大多是从南雄珠玑巷迁去的。

南雄珠玑巷人的大量南迁珠江三角洲,给正在发育中的广府人注入了新鲜血液,加上唐宋时广州话作为粤语的标准音已经水到渠成,故广府人的形成已基本上完成而呼之欲出了。

及至元末明初,由于南雄战乱频仍,人祸与天灾并至,再次掀起了南雄珠玑巷人南迁的移民潮。这些移民进一步充实了珠江三角洲,明政府遂新置顺德、三水、开平、恩平、新安、从化、高明、广宁、长乐(今五华)等县安置南迁的南雄珠玑巷人。这些移民多集中在西、北江三角洲的高要、四会、三水、南海、顺德、新会、香山诸县围堤造田,有明一代的270多年间珠江三角洲共筑堤围181条,总长度为220 400丈。[9](P209)与此同时,随着明初改路为府,广州府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会(今宝安)、三水、增城、龙门、香山(今中山市)、新会、新宁(今台山)、从化、清远、连州(今连县)阳山、连山等115县,“广府”之名遂成为广州府一带汉族的俗称。而由于广府人以讲粤语为特征,故粤西南、粤中,以及桂东南讲粤语的汉族均被称为广府人。至此,广府人最终在珠江三角洲形成汉族在岭南的一个重要族群。

四、从乡土性到移动性的文化认同

在这悠悠两千多年的族群迁徙与文化变迁的历史沧桑中,广府人从乡土性的文化认同中,实现了以移动性为特征的新的文化认同。

因族群迁徙而形成的广府人,移动性深深地浸入在他们的族群性中。所谓移动,顾名思义就是改换原来的位置。[18]移动性则是指表示事物的移动性质。[19]而移动本来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模式。广府人在移动中形成,又在移动中发展。其社会自宋至明形成以来,随着历史的演进,尤其是近代以来,在与西方世界的种种接触中移动性不断加强。

且不说先秦之时已有人“羁旅侨士”[20],到了广府人形成的明代,移居海外的华侨,主要是海商和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两类人,而商人又是最主要的。他们出洋后多从事商业贸易和手工业活动。据统计,在马尼拉帕利安(Parian)的华侨中,商贩和亦商亦工者约有万余人,占华侨总数的60%~70%。明末马来半岛的成年华侨男子几乎全是华商。在籍贯上,这些华侨以闽人为最多,其次是广府人,再次是江浙人。[10](P1617)近代的契约华工,即“猪仔”贸易一词就源于广府话,而“猪仔”又以福建和广东最多。如以广东著名的侨乡新会县为例,新会沙堆独联乡民林德利于19世纪50年代当契约华工去美国,劳役7年后返国成亲,后又将13岁的儿子带出国,发展七八代,以至独联乡旅美华侨竟达700多人。该乡著名文人林绍德,因贫困,命儿子林启为、林启党应募当“契约华工”赴古巴开荒种蔗、修路,世代相引相传,至1937年独联乡旅古巴华侨也达700余人。还有旅古独联乡华侨林生、林宇福、林宇泽等人,1920年乘木船偷渡加勒比海,进入委内瑞拉北部加利纳斯角马拉开波埠,后亦发展至700多人,其聚居地被称作“独联新村”。及至当代,新会的华侨、外籍华人和港澳同胞已达67万余人;归侨、侨眷、港澳同胞家属有63万多人。[11](P2225)又如广东另一个著名的侨乡澄海县,东里、隆都、上华是该县海外移民最多的4个镇,据1986年统计,澄海全县海外移民(现定居海外者)559 888(包括移居香港澳门92 071人在内),其中东里有77 1374人,澄城113 838人,隆都103 872人,上华121 560人。[12](P119)广府人的这种移动性,正是自古受海洋文化影响的结果。早在两汉时代,靠着海上丝路,当年的广东商人,驾驶着远洋大船,满载丝织品、陶器、青铜器,扬帆出海。《汉书·地理志》上就说:番禺“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隋朝对南海贸易十分重视,广东的贸易地位迅速上升,据唐相李吉甫追述:“()炀帝开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13](P137)一派兴旺繁盛的景象。唐代广府人的远洋商船,早已乘风破浪,到达印度洋、波斯湾和东非海岸了,天下财富滚滚而来。美国著名汉学家谢爱华教授说:“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作‘Khanfu’,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China’。”[14](P26)宋代的宋太祖在开宝四年(971)在广州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通商事宜。据史书所载,当时通过广州与宋朝通商的国家共有50多个。[15](P94)元朝对商船出海鼓励有加,南海航线上风帆浪舸,甲于宋朝,致使元时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140多个,[21]地域也进一步扩大,许多港口名字还是第一次出现,如文诞(今班达群岛)、文古老(今摩鹿加群岛)、古里地闷(今帝汶岛)等。

及至明代,虽然实行海禁,并屡禁海民通番,禁止使用番货,甚至连出海捕鱼也属违法,就是一块木板也不准下海。嘉靖皇帝在上谕中下令:“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16]嘉靖年间,朝廷取消了福建、浙江两个市舶司,只留下广东市舶司,成为中国海上丝路的唯一港口。而内地的货品,也只能长途贩运至广州出口,人们把这叫做“走广”。虽然如此,但据叶曙明在《其实你不懂广府人》中所引:“山高皇帝远,海阔疍家强”,明万历年间,广东商人纷纷合资造船,结成贸易团伙,冒险出海。“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故《明史·食货志》云:“广州通占城、暹罗!罗、西洋诸国。”[22]此后,“广东船舶往诸番,出虎头门,始人大西洋分东西两路,东洋差近,西洋差远”[23]。这时由广州启航,经澳门出海,形成了三条与世界许多国家交往的航线,即广州至东南亚各国航线、至欧洲航线、经菲律宾至拉丁美洲墨西哥航线。[17](P167)

到了大清开国之初,由于郑成功在台湾反清,朝廷继续厉行海禁,但后来台湾收复,海禁也随之松弛。1684年,康熙皇帝下令开海贸易,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在广州,指定以十三行总揽对外贸易,全中国的对外贸易,几乎都流向了广州的十三行。十三行进入了自己的全盛时期,广府人也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在这种海外贸易中熏陶和摔打中发育、形成发展起来的广府人,移动性深深地浸入到他们的族群性之中。对此,周大鸣提出过移民文化的理论假设,他认为:经过多年的海外移民,侨乡形成了代代相传的移民文化。侨乡居民的移民冲动比内地人的移民冲动要强烈很多,因为侨乡长期以来形成了对海外的向往。他们不会计算移民成本的问题,对未来的预期都是比较积极的,一般都会向好的一方面想,就不会想到万一。有人在国内已经生活得很好了,他在美国绝对生活得没有那么好,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只要有机会就向海外移民。[18](P4)他在《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侨乡变迁》一文中以珠海唐家村举例说:唐家村枕山面海,位于珠海市东北部唐家镇。唐家村曾孕育出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实业家唐廷枢、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等近代名人。唐家村人“靠海吃海”,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和海盗的滋扰,使当地靠单一农业生产的谋生道路越走越窄。民国23年本的《子英房谱》(唐氏)记载,早在康熙、乾隆时期,零星的出洋就开始出现。1855年重修的《子英房谱》中,一共记载有6人在康熙、乾隆时期出洋贸易。这只是当时唐家出洋村民中很少的一部分。到了鸦片战争以后,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艰辛,大规模的移民潮开始,唐家先后有过以下几次出洋热潮:第一次移民潮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末。1848年美国加州发现了金矿,大批唐家村人踏上了淘金大军的征途。岁贡生唐步瀛写了一篇《金山埠记》,开篇就谈到华侨之所以到海外谋生,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希望。第二次移民潮出现在1865年,北美洲修筑太平洋铁路,大批唐家人再次被运往美国做苦役。自此以后,很多唐家第一代移民在美国站住了脚跟,开始把家人亲戚带出国门。1882年美国的排华法案通过后,很多华侨被迫往返于故乡与美洲之间。第三次是由在美国的亲属,继1906年加州大地震及大火灾之后,趁政府档案尽失而无法核对的机会把家乡的亲属都填表入户进入美国。以上这三次移民的直系亲属或后裔较少留在唐家,移民大部分集中在美国三藩市,今天还有会馆。现在唐家人的亲属大多集中在香港、澳门,这部分移民主要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过去的。[19](P45)

凡此种种,可见广府人作为一个因移民而形成的汉族族群,加上地处南海,自古受海洋文化的影响,其民性中早就包含了移动性的基因。

当今世界,分布在各国各地的广府人约有八千万。他们踏浪扬帆,闯荡四海,敢为天下先,骨子里浸着移动性,兼收并蓄而有容乃大,崇商重利做生意,是中国汉族中极具个性的一个族群。李权时在《岭南文化》中曾总结岭南文化的基本特征为重商性、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享乐性、直观性、远儒性。[24]由于广府人是岭南文化的创造者之一,所以,这个概括其实也是对广府人的人文特征一种理性的、质的提炼和升华。

从上可见,广府人在迁徙中涅槃重生,脱胎换骨,实现了新的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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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袁丁.广东澄海东里的海外移民[A].周大鸣,柯群英.侨乡移民与地方社会[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13]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河南府 河阴县》)[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谢弗(E.H.Schafer),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M].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5]司徒尚纪.岭南海洋国土[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16]叶曙明.其实你不懂广东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17]陈柏坚.广州外贸两千年[M].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

[18]周大鸣,柯群英.侨乡移民与地方社会(前言)[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19]周大鸣.乡村都市化进程中的侨乡变迁——以凤凰村和唐家村为例[].周大鸣,柯群英.侨乡移民与地方社会[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3:30-34.



[1] 《汉书·南粤传》:“(高祖)十一年(196),遣陆贾立佗为南粤王,与剖符通使,使和辑百粤,毋为南边害”。

[2] 阮元:《广东通志》,卷九二,道光二年刊本。

[3] 《新五代史·南汉世家》。

[4] 《新唐书·礼乐志》。

[5] 裴渊:《广州记》,载清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

[6] 干栏,史籍又称“巢居”“栅居”或“楼居”。《南齐书,州郡志》载,“广州镇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僚猥杂,皆楼居山险”。《隋书·地理志》云,“俚人……巢居崖处,尽力农事”。

[7] 《隋书·令狐熙传》。

[8] 《太平环宇记·岭南道十一》。

[9] 《隋书·令狐熙传》。

[10] 《隋书·地理志》。

[11] 《新唐书·地理志》。

[12] 《隋书·南蛮传》。

[13] 南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1994年;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编:《南雄珠玑巷南迁史话》,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14] 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为屈大均、陈恭尹和梁佩兰三位学者。

[15] 南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1994年,第151页。

[16] 南雄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合编,19946月铅印本。

[17] 《元丰九域志》和《南海志》。参阅曾昭璇,曾宪珊:《宋代珠玑巷移民与珠江三角洲农业发展》,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7页。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606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528页。

[20] 《韩非子·亡征》。

[21] 陈大震:《南海志》卷七,物产。

[22] 《明史·食货志·市舶》。

[23]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

[24] 李权时主编:《岭南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页。所谓远儒性,是指岭南文化凭借它的地理位置,凭借明清以来岭南发达的手工业和对外贸易,凭借它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使得中原的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不断淡化,使得它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容纳力,因而对传统的文化具有较大的游离性和再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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