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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周大鸣,高丙中, 范可,等:将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2016年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座谈会纪实
时间: 2016/8/25 10:52:00 浏览量:



 

摘要】人类学学科建立已近两百年,传入中国也已一百年余。尽管今天中国人类学已有了长足发展,也在人类社会发展,以及人类文化多样性传承与保护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学科地位一直飘忽不定,一直处在从属于民族学、社会学或者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地位。2016年贺州会议可说是对人类学学科地位的又一次“呐喊”,人们也很期待此次会议能够有所收获。

关键词】贺州会议;人类学学科地位;一带一路



 

 

周大鸣(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

各位上午好,谢谢吴校长,谢谢贺州学院花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这个会能在贺州召开,离不开贺州学院的支持。这次会议目标很明确,就是不再纠缠过去的历史,而是着眼于未来,即怎样把人类学一级学科建设起来。

这次会议,每个人可能只有5分钟的讲话时间,讨论人类学成为一级学科的必要性、可能性、将来的趋势,那么这次会议就圆满了。因为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学是一个强国的学科。你看最早的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这些国家的人类学很强,都曾经是世界最强的。现在,美国成为人类学最强的国家。在亚洲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挑战者是印度,但是印度的人类学发达,发展得比中国要好,所以一个学科也可预见一个国家的可能未来,尤其在一个世界舞台上面。我前一阵子去老挝,从老挝回来我就想写一篇文章。老挝有30万名湖南人,差不多所有的超市、加油站全是湖南人经营的。再比如,我们大量的农民工去非洲修铁路、修公路,所以说是百万农民工在非洲。有一百万名农民工当然有很多企业人员,包括国企的、民企的,如温州、浙江一带,都在非洲,但是我们对这些国家的现状、风俗习惯不说一无所知,也是知之甚少,所以在当地产生了很多问题。我见过几个国企的老板,他们说花了钱不讨好。就是说我们中国政府花了钱把东西建起来,人家还不领你的情。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就是对这些国家了解太少了,对他们的政治制度、现状了解太少,所以就是说,我们要想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东南亚,我经常讲有些词真的不要再用了。比如说什么“华侨”这类词,在全球化的时代,你用“华侨”这个词,就是说很容易引起误解。其实我们大量的中国移民已经入了当地籍,就是他们那个国家的人了,你用“华侨”这个词啊,就会引起国与国之间的误解,这些问题就是没有人类学作为指导,所以我想这个学科还是很有生命力的。谢谢各位!

徐杰舜(人类学高级论坛顾问,广西民族大学教授):

这次会议的宗旨,大鸣的开幕词讲得非常清楚了。西方在走向世界的时候,人类学是先行学科。中国要走向世界的话,人类学若走在后面,存在的问题肯定就多了。如果是人民币在前面开路,那肯定有问题,那就是丢钱,就是浪费!众所周知我们有很多海外的项目损失巨大啊!所以人类学要担当非常重大的责任。可是现在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地位太低,很难发出声音来!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要有担当,我们在座的诸位要有担当,为此,在这个会上讨论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大家要畅所欲言。

另外,好多学者发邮件给我,对这个会议发表了一些看法,他们都有小文章发来,还有云南大学的白志红教授很情绪化的邮件,他说人类学不是一级学科不行了。所以形势很好,我们要努力!

张先清(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这个座谈会,刚才周老师直接讲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人类学的一级学科定位问题。我想说人类学作为跟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并列的五大社会科学,实际上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上的基石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有一种说法我们大家也许知道,比如说在欧美,大家都会开个玩笑说,一个大学要号称综合性大学的话,就要看它到底有没有这三个系:一个就是人类学系,另外一个就是生物学系,再一个就是天文学系。所以,在美国为什么说有那么多的大学,它自己要建设这个人类学系。人类学实际上对一个大学的学科总体发展乃至大学存在的意义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类学在理解生物、社会、文化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对人性的理解,还有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这方面的作用,现在基本上达到举世的共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达到将人类学提升为一级学科这样的目的。这个目的是最明确的,我也仔细看了这个学科座谈会的纪要,都写得非常好,已经很精练地谈到了人类学学科在世界上的显著地位、在中国的急迫性,还有当前中国走向世界发展人类学学科的必要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做?当然目前人类学学科发展,在国内来说处在一个势在必行的局面,我们知道,目前国内大学基本上是以学科作为分配资源的参照。所以,如果人类学没有办法成为一级学科的话,相应地要建设人类学的这些院校,它的发展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所以这一点是尤其重要的。而且当前国家也已提出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这个一流学科的标准实际上是一级学科。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变成一级学科的话,那么,人类学在国家层面来看,其所获得的学科培育或者扶持实际上是处于不利境地的。所以现在需要走这条路,必须要设一级学科。另外也有一个有利的趋势,现在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国际化这种走向是很明显的,这对于当前我们将人类学建设成为一个一级学科也是十分有利的。因为这里涉及与国际教育接轨的问题,比如,直接的学科对接问题,人才引进问题等。在欧美大学,人类学学科是一个从19世纪就存在的学科,是一个当然的“一级”学科,有完整的学科体系,可以授予学位,有明确的专业范畴,有广泛的公众认可度。而且,目前国际上的一个通行趋势是,一些原来保留“民族学”名称的大学,都已基本上将原来的“民族学”改成为更为中性的“人类学”了。这是符合人类学的学科范畴的,民族学只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而已,相当于文化人类学。

因此,随着当前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加大,国际交往与日俱增,尊重学科设置的自然规律的必要性也就会加强,这也是有利于恢复原来人类学学科的既有学科地位的内外环境。此外,当前将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加以建设的基础也是很好的。关键是要证明人类学这一学科对于当前国家发展是相当需要的。我觉得当务之急是要夯实学科发展的基础,最主要的一点是必须在国内院校当中加快人类学专业以及人类学研究机构的建设,壮大人类学教研队伍。最好的方法是加快扩大国内高等院校中人类学系、研究所机构的数量及从业人员的规模。我们国内原来的民族院校,最好在民族学系之外,能增设人类学这样的教研单位;或者一些原来没有人类学传统的高校,也要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建设人类学教研机构。在人类学招生问题上,目前也存在一个有利条件,这就是当前国家在大学本科教育的过程当中采取的是一种大类招生的方法,而且也将开设本科专业的权限下放到各个高校,这样一来,就是在本科设置方面向人类学科打开了一个门。因为如果你的学校允许自己建设人类学专业的话,按照这个大类招生的方法,比如说头两年是通识教育,第三、第四年选读这个专业的学生就会增多。所以就有可能会促进人类学专业在各个院校的设置,从而扩大人类学科在国内高校的影响。这是一个由量到质的变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行的办法。总之我觉得在目前国家发展过程当中,在中国高等教育要走向世界的前提之下,将人类学提升成为一级学科,是十分有必要的,而且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当然这也需要我们在座的各位继续努力。

张应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各位同仁、各位朋友上午好,首先我非常支持也特别期待人类学成为一级学科,摆脱目前的比较尴尬的这个境地。人类学现在就是个二级学科,在社会学、民族学下面的二级学科。而我们学院比较特别,社会学人类学学院,我们有三个一级学科,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和民族学又是在人类学系里面,学系、学科、专业之间的问题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我们要面临的这些困难会很多。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人类学跟民族学的确是重合度比较高,课程的重合度比较高,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的师资暂时跟不上,是种权宜之计,人类学是我们的传统,而民族学是一级学科建设,你必须要的一个专业,你砍哪一个,你把人类学砍了,就相当于把中国人类学的根给断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真的有一个生存的问题,所以我是比较支持把人类学做成一级学科,这样子的话起码我们面临的困难会比较小,我想这是非常现实的。

但其实我今天还是想谈一点,稍微跑一点题,但是实际上对于我们整个人类学学科建设的话应该是比较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我们人类学的学科自觉与学术传统的这样一个问题,我想简单说几句。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学领域,我觉得是相当纯粹,但是也相当纠结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状态。之所以说它相当纯粹,我的感觉大概两层意思:一个是我们很好地坚守和延续了一个学术的传统,这个传统呢是人类学传入中国之后,特别是经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一批老一辈的学者,他们的探索和耕耘,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样一个学术传统。我之所以说这一点,是说我们可能今天未必自觉,未必有一种自觉的经历,其实我们没有想到,之所以人类学那么纯粹,实际上可能还是得益于,我们院系调整之后,这个资产阶级的学科啊,它从台前其实藏到了幕后,保存下来了某种承接性,这个学科它是有理想的,它是有它的一个很特别的、可以贡献给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刚才张老师的意见我是很同意的,这是一层意思,就是说人类学是很纯粹的。第二层意思就是说,学科重新恢复了活力之后,其实我们一直在虚心地吸纳学习和跟进西方的人类学的发展。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在应用研究方面,我的感觉是,我们并没有把自己放到一个附庸的地位,或者说我们并没有被附庸化,所以我们是有我们的思想的,这一点我是想说就人类学这个学科而言是很纯粹的。其实我们也相当纠结,一直到现在,就如刚才提到的学科体系里边,我们有些无所适从:不仅仅是我们被定义,被定义成两个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所带来的那样一种不适感,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地纠结于人类学有没有用。有用还是没用?在当今这个功利、急功近利的时代,我们究竟有没有用?其实除了跟饭碗、跟职业的这样一个考虑相关,实际上还有一个对于某种存在感或者我们存在的价值的忧虑在里头。其实这事,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点点自省的,因为我们有时候自我感觉还是良好的,所以说老实话,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人类学该是主导这个学术话语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自我感觉良好其实跟实际的情况是有差距的。因为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不太接受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非主流的状况的。我们有时候会为这样一个不能够更多地主导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话语感到忧虑,有挫折感。这事我们真的需要一点自省,因为实际情况就是,一方面我们感觉很好,一方面那种挫折感其实也很强烈;所以,我虽不能说这是一种普遍情况,但是实际上时不时我们都会看得到的,这种状况比较糟糕,我感觉是对我们整个学科建设是有害的。它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显得不够开放,我们对其他的学科,就是现在包括已经成为一级学科的那些很牛的、他们声音很大的那些学科,我不去具体说,是不是我们不够开放?这一点,其实人类学本来应该是最开放的一个学科,包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想让学科的界限能够更明确一些,其实背后我们是想证明我们的价值,找回我们的存在感,来确定我们学科的地位。所以实际上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要在整个推进人类学成为一级学科,特别是推进这个学科建设本身的过程里边,我们要提防,我们不要孤芳自赏,也不要故步自封。所以这一点我们真的需要一些学术的自觉,需要学术自信,我们要真正地让我们在做人类学的,除了做学术,要知道人类学其实更加应该注意的是我们要出思想。谢谢。

高丙中(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各位同仁上午好。我想强调一点,大家讲的基调还是说人类学要成为一级学科,不是我们人类学从业者要一个什么样的待遇、位置,而是说这个国家、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一个更强的人类学。

在这样的处境、语境下,我想说人类学的发展关系着社会科学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对人类学的需求有几个方面,从学术上讲主要是视野、对象和方法。第一是视野,人类学既擅长微观审视,又有人文情怀、世界大视野。这个好多学人都会谈到吧。第二是对象,人类学研究自己的社会,更研究他人的社会。其实人类学是最擅长研究异域社会的。中国社会科学不只是在中国做调查的社会科学,它作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只不过是说,它是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对不对?这就意味着大家一定要去研究这个时代、这个世界,而不止于在自己家门口做调查。第三是民族志方法。大家其实好多都在谈这个点,但是我还是想再把民族志强调一下。实际上,社会科学的两个基本的方法,一个就是社会统计分析,一个就是民族志。社会学是把统计分析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在这个方面做了非常卓越的贡献。至于民族志方法,是人类学为整个社会科学在方法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发育不良,它实际在两个方法上都需要进一步学习、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在统计分析的运用与积累上确实都很欠缺,不过呢,大家其实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一定要用数字说话,这样说话才精确。用数字把话说好,这个已经有广泛的共识。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另外还有民族志方法的问题,用故事说话,也就是把故事讲好,这个在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界还没有足够的重视,所以才有人类学的基础学科地位被忽视。其实,社会科学诸学科,尤其是其中人文色彩重的,一定要会讲故事。如果资料是从现实社会中来,这个就是民族志方法的基本功能。民族志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其实是一个很基础、很重要的角色。民族志方法的工具是谁在树立其典范呢?从操作的具体技术、素养,到完整的知识建构,是人类学在承担专业责任。没有好的人类学,这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好不到哪儿去,因为你整个学界对于民族志方法的知识准备与方法实操都难以好起来。

再就是国家与学科建设的关系问题。在现代,一个国家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有处理与世界关系的社会科学,其中最基础的是人类学。中国要成为强国,当然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如公平教育、城乡差别、贫困人口、社会建设、政治改革,但是现当代的世界强国不是在国内就建设起来的,一定要在世界之中、在别人的国境之内占据某种或诸种位置。而这个需要学术先行,尤其需要人类学的海外社会调查先行。不了解对象国的真实生活,就什么也不可能。英国这么成功过,美国接着也这么成功了。中国现在决心走强国路,就要在学科建设上走人类学国际先行的路。这是一个现代国家建设的路子。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应该在社会科学里是什么位置,这个有国际范例啊,不需要多复杂的思想、论述,有诚意的话,大家按照国际成功的范例去做就好了。没有一个发达的人类学,就不可能有一个在国际上强盛的社会科学,也就与世界强国有较大距离。以人类学作为指标观察、评估,中国的社会科学还很局促、稚嫩。数十万名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守在国境线内做调查,关着门做学术,你想带着这个国家成为世界强国,恐怕不现实。不用研究,不用去做对这个世界的调查你就可以知道人类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这个前进方向,你就知道如何跟别人竞争并能战胜人家,根本没有这个可能的事。无论怎么样啊,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我们必须要有好的社会科学;我们要有好的社会科学必须要有好的人类学。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很简单的这样一个陈述,供我们共同思考。

我们从2012年开始做海外民族志培训的暑期班,在三届中,我们跟中央民大合作,也得到中山大学、云南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的人类学院系加盟,我们这些单位一起合作做这个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培训,吸引一百多位年轻学人参与。现在,在中国的大学里学习、从事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的学人已经占据世界的众多田野点。我们有一个世界地图的标示,就是把现在已经有中国学人开创田野作业的地点在世界地图上标示出来,基本上已经能够造成一种世界性的空间感觉了:我们对世界的不同地区、中国人感兴趣的主要地方,都已经开始做实地调查了,什么亚非拉啊,四大洋五大洲啦,金砖国家啊,诸多分类概念进来,我们基本上都算有一些布点了。但是今后呢,如何保证这个势头可以持续?人类学的学科地位是一个制度问题,有了一级学科地位,在教育与科研的资源配置上就有基本的保障。我们希望中国社会科学能够给人类学一个更好的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与时俱进的机会,给国家在世界的进取一个更强的学术支持。谢谢大家。

张小军(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

感谢贺州学院和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主办这个会议,讨论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我想,当下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可以归纳为三个词:正名、正身、正业。

所谓正名,是说人类学的“名分”。前两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谈ethnography(民族志)如何回归“文化志”,引用人类学词典等资料说明ethnology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文化人类学”。当然,它与cultural anthropology的“文化人类学”有些区别,前者是不同“文化人类(文化人群)”的学问,简洁的中文翻译可以为“文化()学”;后者是关于广义“文化”的人类学。两者当然有各自词源的传统,但是现在属于同一个学科,属于“人类学”。只不过在欧美各有名称上的取舍。正名,在于让人类学回到本来的位置上,这就是接下来的“正身”。

所谓正身,即明确人类学的学科位置。关于人类学的学科,一直有很多误区。特别是与民族学的关系,令很多同行和学生十分纠结。这个其实很简单。中国的“民族学”的确诞生自文化人类学特别是ethnology的文化()(下文并称文化人类学),而且一开始文化人类学进入中国主要就是民族研究,但是经过一百多年在中国的发展,民族学今天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两者的关系之混淆,一方面与民族学脱胎于人类学有关,另一方面与ethnologyethnography这类中文翻译的不当有关。不再赘述。从学科位置看,人类学(还有社会学、史学)属于横向学科,民族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等属于纵向学科。横向学科的特点是横跨各种人类、社会、历史现象,注重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一般理论;纵向学科注重人类社会中的某一类现象,在一般理论之下,还会发展自己的学科理论。学术史上,很多纵向学科是从横向学科中诞生出来的,例如传播学、老年学、民族学等。

人类学作为一个跨越的横向学科,在中国也有“正业”的问题。这并非说人类学一直“不务正业”,而是说由于历史的原因,人类学进入中国之后就一直委身于其他学科,这在史学和社会学尤为突出。一方面,这恰恰说明这三个学科作为横向学科的共通特点;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学科发展有关,即中国传统史学的强势和海外留学背景下的社会学强势。当前,面对国家发展,人类学需要有更加广泛的学科承担,需要在经济、政治、宗教、民族、教育、人口、家庭婚姻、医疗等很多方面有所作为。我觉得经过老一辈和我们这代人的努力,人类学正在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目前全国已经有近40所高校建立了人类学的系、所或者研究中心。当然,一级学科的争取十分重要,但同时我也很赞同学科自身建设更为重要的看法。我们需要创新一些学科应用和普及的方式,让人类学走向社会,走向民众,并在高校中成为通识教育的基础课程。

范可(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我们一直强调人类学要作为一支学科首先得超越民族研究的界限。不要仅仅强调人类学对研究少数民族的重要意义,还要特别强调这门学科对现实世界,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每天都碰到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对这个世界需要深入了解;所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者亟待需要相互之间的了解。所以,人类学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真的非常需要。我们长期以来所受到的教育、所得到的信息都是单向的, 沿袭一些比较陈旧的东西,比如那一套正统的关于少数民族的说法。当然,政府当年抱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但由于采取社会发展史的视角,根据所谓的发展阶段来对不同民族的先进与落后进行排序。这就对民众产生一定的误导,产生一种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是落后的,文化落后,经济落后,等等,因此需要发展水平较高的群体来帮助,等等。那这些实际上无形中在人们的分类认知上造成不太好的一些后果。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做民族学的还在沿袭这一套,如有原始民族、原始宗教这类说法,这些亟待我们改变的。我觉得人类学在这方面,在理论的建设上面是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对澄清这方面的比较旧的一些说辞,那种陈词滥调可以有所作为。

人类学应该讲究一点多样性,各种声音都能够发出来,只要不违反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不要去宣传民族分裂什么的。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出贡献。另外我再强调一下,人类学实际上是很主流的学科,在学术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在20世纪的学者里,列维斯特劳斯在西方学科界的引用率一直名列前三甲,他是人类学家。那可是整个学界的引用率,包括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在内!所以非常不简单。格尔兹也是一位影响远远超出人类学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和政治学也都受到人类学的一些影响。社会学里也有很多用人类学方法的。前不久在美国引起很大的争议,是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家戈夫曼的女儿(戈夫曼研究戏剧理论非常有名),用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芝加哥非裔犯罪团伙。但是她的做法引起极大的争议,在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里都引起很大的争议,涉及一些学术伦理上的问题。但这是一个例子,那就是人类学的影响力还是很强的,史学也受到人类学的影响,虽然他们做田野的方式与我们有所差别。

中国社会问题这么多,社会学家就在书房里头寻找一些数据,做结构性访谈,这些实际上都不太够。我们需要有自己的亲身经历。亲自到那个田野里头去你才会发现真正的材料,真正地体会到当地人的所思所想。人类学一直强调一种“主位”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应该用当地人的观念跟立场来看待问题,用当地人的思考方式来考虑问题,当然不等于说你必须得同意他的想法,但我们的做法必须得这样,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更贴近我们的社会。 人类学以其学术影响力,不在一级学科里不太合适。申请人类学为一级学科是人类学者责无旁贷的事。

理论而言,我们面对的、研究的应该是问题,因此没必要过多纠缠在这个学那个学的。现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科学出现了跨学科的取向,学科互渗,没人过多地纠缠到底自己到底是什么学科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所要解决的都是问题。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很多学科共同面对的。学科之间的交叉互渗有利于创新。把人类学立为一级学科不是为了故步自封,而是为了繁荣中国的学术。学问越多样化,原创力就越强。千人一面,思想统一是最没有原创力。 所以我们还是应当争取一级学科。但在每个人具体治学上,没有必要过多地纠缠学术定位的问题。谢谢大家!

朱炳祥(武汉大学人类学所教授)

我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意见概括为两句话:“外争学科地位,内重理论建设”,横批是“内外兼修”。

外争学科地位。人类学产生于殖民时代,开头是构建人类的宏观文化史,20世纪以研究“异文化”“异民族”作为主要目标,这些都是为西方殖民主义服务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时代已经过去,新兴的民族-国家普遍建立,人类学研究“民族”的任务当然依旧存在,然而,当下的时代的新特点是“全球化”。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有所变化,应该脱弃原先被窄化的研究领域而将其还原为学科本身内涵所要求的“研究人类”的目标,民族志也应还原为“人志”“人类志”。在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之下,在崛起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之时,新的研究对象、新的研究任务都需要与其相匹配的学科地位,所以人类学理应成为一级学科,这是时代本身的要求。目前人类学仅作为居于社会学之下的二级学科,是与其担当的责任不相称的。一方面,我们从国家的发展建设需要将人类学提升为一级学科理之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从“人的研究”本身来看人类学的长远研究目标将其提升为一级学科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内重理论建设。 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人类学者有着“救国”的情怀而区别于西方人类学者的“殖民”情怀。后来到了20世纪的中叶,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在对少数民族的识别与研究中,在乡村人类学研究和都市人类学的研究中,中国人类学者又都有着一种“富民”“富国”的关怀。当下,中国逐渐走向世界,人类学者又有着一种“强国”的情怀,“海外民族志”的概念就是适应这种情怀而出现的一种民族志形式。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之下与基础之上,中国人类学者应该提升出不同于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只有重视人类学学科的理论建设,方能适应作为一级学科的人类学的地位。只不过在这里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国家意识”是必要的,而“人类”意识更是必要的。人类学的理论目光应该有一种超越意识,应该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不使这种眼光受到不同国家利益、不同文化区分的限制。

这就是说,我们在思考“自我”(包括自我的国家与自我的文化)时,要有一种刚才张应强教授所谈到的“自省”意识,我想进一步说的是“自律”意识。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之下,当下我们不难发现满目皆是的“中国式的自信”。“自信”当然是好,但是过度了就变成自大。创构理论也好,适应全球化时代也好,我们都需要走出去。殖民时代也是走出去,但是殖民者们膨胀了自我,我们现在如果过度地膨胀自我,同样会犯下西方人类学者曾经犯过的错误。所以“自律”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潘蛟(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从学科历史看,人类学曾被放到历史学里面去,现在则被划到社会学里。与过去情况不同的是,民族学现在已是一个一级学科。已不能再把它等同于人类学,它已远远超出了当下许多国家所称的人类学那个范围。

现在的民族学已不是所谓的狭义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它包括了民族语言学,民族经济学,民族文学,民族哲学,民族经济学,民族历史学,民族生态学,甚或“民族物理”“民族化学”这类的“新兴领域”。人类学的学科史大家都已谈到,我就不再说。我能想到是:照此发展下去,民族学几乎可以把所有人文和社会科学都包括进来。而像民族大学这样的学校,也就几乎不需要再有其他学科,有一个民族学就够了。这不是在瞎说,民族大学原有的许多学科事实上都在往民族学里扎,竞相在自己学科头上带上“民族”帽子。

这样做据说为的是在保持和开创民族大学的学科特色,但是实际上是希望在“民族”大伞下规避与其他院校同类学科评估和竞争。对此状况当然也有更切实际的考虑:民族学在民族大学是强势学科,借助强势学科来卵翼、孵化弱势学科,这不是有效的方略。然而,实际情况则是真正孵化出来的不多,力求进来孵化的却不少。记得前几年民族学也曾就此较过真:要求但凡以民族学名义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各学科都要加试民族学概论,结果乱套,许多理工科考生进不来,在第二年只好取消作为二级学科的民族学的这种“无理要求”,但以民族学名义的招生却没因此打住。 

民族大学只能在民族学卵翼下才能得到发展,一个综合性大学只有民族学这样一个强势学科,而且一直在强调要确保这个学科优势。如是观之,民族大学究竟是在不断发展还是在不断维持?我看像是后者。长此以往,民族大学的发展前景能不堪忧?

无论是提请有关部门考虑把人类学设立为一级学科,还是鼓励它在社会学麾下谋求发展,至少就民族大学而言,都是应该是给予支持的好事。但不知为啥,总有人认为这会削弱民族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是千万不可以的。然而,反躬自问,民族大学的这个所谓传统优势学科又始于何时,是怎样产生的呢?它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当时仿照苏联模式,取消社会学、人类学等“资产阶级伪科学”,把全国但凡涉及少数民族的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人才调集起来组建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就连民族学本身事实上也是以“民族研究”和“原始社会研究”寄篱在这个研究部下的。时至今日,这个研究部早已不在,但从这研究部生长出来的却只有一个学科,即,民族学。

简言之,我以为,民族大学对于自己所谓的传统学科优势也应该有一个反思。应该看到,按一级学科建院有利于民族大学学科多样化发展,过分焦虑于所谓的传统学科优势不保,可能会妨碍其他学科的发展。

回过头来说,我也十分向往范可所称的那种境界,即,只关心问题研究,不管学科划分。但在现实中招生名额,经费分配,教师的工作量计算等无一不牵涉到学科划分,因此很难超凡脱俗。

巫达(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我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工作过,现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教民族学。在招生方面,我们人类学没有本科,那我们硕士的生源就有问题,博士的生源就有问题。再加上我们的人类学的导师来源参差不齐。最后人类学专业培养出来的学生结果可想而知。我们没有好的生源,我们就不能培养出好的学生。它的恶果是我们人类学这个学科背着被污名化的黑锅。人们心里形成的刻板印象:“人类学不吸引学生,人类学的学生不行,人类学的学生以后的就业不行……那么,你们人类学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呢?”这样的潜意识刻板印象直接影响到具体的教学工作中。我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担任副主任,分管研究生工作。每年毕业季有一件很大的工作就是为毕业生留沪计分排名。在上海,留沪计分的时候,一级学科学生的可以加10分,二级学科只能加5分,人为地把两个学科拉出差距。那时候我做这项工作的时候,很明显感觉到人类学专业学生为此很自卑。同样是读博士,为什么我就比你少5分?少5分就少个机会留在上海。这是一个实质性地影响到人类学学科还影响到人类学就业、生源的问题。我觉得这次建设会提出把人类学提升为一级学科,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呼吁我们要从大的方向去看。因为在我们研究的领域里面,比如说社会学,我们中国这么大,我们是需要社会的研究的。我们的文化属于哪一个领域的研究呢?社会学是承担不了的,也不是它的研究领域,必须我们人类学去做。我们应该不分民族不分区域地把学科建设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做好社会文化的研究。文化的研究不仅包括研究少数民族文化,还包括研究汉族文化。中国内地有这么多有差异的地区,有这么多差异的文化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建设。现在全国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类学团队,没有这样一个人类学本科的建设,那我们整个文化的建设是有很大的缺陷的。这个是人类学的现状。我们的传统里认为民族学跟文化人类学是一致的,研究方法相同也没问题的。现在一些人建议在传统的人类学四大学科(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之外再加一个“应用人类学”。其实我们现在民族学所做的很多研究都是应用人类学这个领域,比如社会文化的发展、民族地区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建设这一方面的。这个领域的建设是可以作为民族学研究领域的。民族学不仅仅是做少数民族研究的,对汉族地区的应用人类学的研究也应该是民族学的研究领域。按照西方的理解,民族学(ethnology)是做我们身边的本土的民族或族群的研究的,应用人类学是跟民族学很近的一个学科。而人类学(anthropology)是做比较偏远的异文化研究的,是以全球人类文化整体观为研究目标的。民族学是应用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指导下的应用性研究的学科。因此,我认为人类学作为一级学科是必须的,是学科建设的需要。

陈刚(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

各位朋友早上好,收到邀请参加这个会议,想法很多,很有感触,我是2007年从美国回到国内,我在美国教人类学概论,系里有个课程大纲,其实强调的就是多元性,要求讲文化的多元性,从宗教、文化、经济角度讲文化的多元性。我回国后,很多人问我在美国做什么,我说教人类学,我也是说在美国是洗脑,给美国学生洗脑,让他们知道世界上存在不同的文化,理解并欣赏多元文化。现在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多元文化和种族问题上,就比较开明。

人类学最反对种族或民族歧视,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来开这个会,也能看出这几年我们国内的一些发展方向,其实真是到了人类学脱颖而出的时候了。我2007年回来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到云南财经大学,是因为受到刺激,经济学学者讲经济学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利润。我说你不考虑其他成本吗?社会成本、文化成本、生态成本。大家可以看到咱们国家前几年的发展,高速发展,改革开放时,要解决十多亿人的温饱问题,发展经济不计后果,可以理解。现在,经济发展起来了,各种问题也都出来了,必须找治理问题的方法,人类学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特别在应用人类学这块,你要让政府知道人类学可以帮政府,特别是咱们政府刚刚通过“十三五规划”,真的需要人类学。先不说“一带一路”是朝外拓展,在国内,建设小康社会,要在民族地区建设小康社会,那么这个就涉及很多东西,光靠经济学是不够的。我2007年回来的时候,当时云南的经济学界有个流行说法:要用市场经济的大炮轰开落后山寨的大门。我问你把门轰开后,带来的社会、文化、环境方面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是经济发展了就能解决的。就需要我们学人类学的,人类学家主要在最基层做研究,不像社会学,玩数字,我们对基层民生了解最多。当今政府提出的新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跟人类学20世纪60年代以来倡导的发展理念有许多共性。20世纪60年代,发展人类学兴起,到21世纪初,形成基本观点,四个英语关键词可以概括:improvementempowerment, participation and sustainability,就是改善生活、赋权、参与和可持续。我们国家提倡的新的发展理念和“一带一路”建设,给人类学一个机会。咱们今天开这个会有些共识,大家要为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发声,这是一个机会。

另外,我们这个人类学高级论坛和人类学学会,要向美国人类学协会学习,为政府和社会服务。这样的话,人类学的普及,人类学地位的提高应该不是太大问题。

刘志扬(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中国人类学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应该是,社会学和民族学都成为一级学科的时候,人类学难以获得独立发展成为一级学科的机会。我们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是国内人类学/民族学最早具有博士、硕士、学士三个教育层次的办学单位。中大人类学从1981年复办到2003年,本科专业一直是民族学。到了2003年,周大鸣老师做系主任的时候,本科专业从民族学改成了人类学专业,改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和国际接轨,同时也是为了体现中山大学的学科特色。但是,在2015年,我们又不得不重新恢复民族学本科专业。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在第二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会议上,本科“基本专业目录”中取消了人类学,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中大人类学如何在既有的国家学术等级体系中立足。这对于目前有人类学专业的高校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关系到中大等综合性院校人类学专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在目前人类学只是二级学科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困境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不利于招生和学科发展。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是民族学以“民族”研究为主,主要设置在民族学院和西部地区高校中。而目前有人类学本科专业的综合性大学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都在东南沿海地区,主要以文化研究为主,不但研究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也研究汉族社会,而且以汉族社会和海外社会为对象的成分更多。人类学改为民族学后,会对学生在沿海地区就业造成很大的困难。第二,不利于学科的发展。中山大学等高校的人类学本科专业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和完善,并得到学界和社会的认可。如果现在人类学专业被边缘化,将使几代人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第三,人类学与民族学在教学体系、课程设置以及人才培养目标上有一定的差别。这一点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课程设置上就能清楚地看到。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认为,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现实情况和历史遗留问题不能解决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三科平行并立在“基本目录”中的问题,也应该将人类学与联系相对密切的民族学并列出现在“基本专业目录”的一级学科中,如民族学·人类学,或者民族学(人类学)。这样做,比较符合学科发展的历史和当前中国的现实;也顺应了国际的学科发展趋势和潮流,便于民族学和人类学界与国外学术界接轨和对话。

黄剑波(华东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这里我也说说我的几点想法。我非常同意高老师刚才提到的说法,与其去强调我们的学科,我们自己所遇到的困难,我们需要伸张更大的权利,还不如更多地强调人类学能够对国家发展,能够对社会的稳定、和谐,然后对人类知识带来什么样的贡献。确实如此,对决策者来说,他并不在乎你要什么,而在乎的是我能得到什么。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怎么让公众能够有更多的认知和理解,也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更是一个长期工程,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努力多建系科,我们每个人把研究做好,然后去争取我们的权利、我们的地位,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也需要至少有这方面的一个意识:怎么把我们这个学科推向一个公共的认知。我在年初的时候收到一个Wenner Gren Foundation的邮件。从这封邮件我得到一个启发,也是一个刺激。作为美国最专业的支持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基金会,他们邀请全球人类学者、专业的人类学机构,或者其他人去申请小额资助,这个资助的主题就是:人类学的公共认知。我提交了一个申请,尽管最后没得到资助,但这事本身就让我觉得很值得反思。作为一个民间基金会,他们居然想到这么个问题。按我们刚刚好多老师说,在美国人类学认识度已经很高了,这么多大学都有人类学系,他们都还在搞这个事情,那更何况我们这里呢?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多的这种向公众推广介绍人类学的努力,总之要让更多人知道这门学科。我知道这方面也许不能马上解决什么,但我觉得知道的人多了,逐渐也就提高了人类学这门学科的社会地位。就好像广告,你需要有认知度,然后才是美誉度。我们如果只是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别人不知道你,你这个美誉度也是根本谈不上的。在这方面,其实已经有很多老师都在做努力,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努力,更多新形式的传播。

陶冶(山东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大家讨论了这么多人类学学科的必要性方面的问题,我想从山东大学人类学的实践的个案去谈一点关于我们“公车上书”可行性方面的一点想法。

我想讲,在山东省这样一个民族学资源相对匮乏的省份,人类学学科在这么困难的境况下,学科要怎么在学校中生存,它合理性的地方是不是能够对我们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可行性有一点启发。第一,国际化是一个特点,我们只有两个中国国籍的教师是事业编制,其余的五位都是外国国籍的合同制教师,这样至少在学校的行政系统上,因为国际化的潮流,不排斥这样的一个东西。或者说,整个人事构成上国际化的特点,是顺应这样的一个行政政策的方向的。第二,我想是我们在学科建设上的外向型研究方向。一个新的系怎么样去确立研究的特点,是我们当初认真思考的问题。几年下来,我们建设了韩国的村落田野调查基地,和日本的一些学会建立了一些调查协作的关系,这样的一个面向东北亚的外向型方向,既克服了像地处山东这样的民族学调查资源比较缺乏的短板,又顺应学科的特点和地方地理的优势而建立起自己的特点,而且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在现有学科体系里面怎么处理和相关学科关系的问题,怎样与民族学和社会学定性的实地研究相区别这样的问题。山东大学人类学系的实践,一个国际化还有一个外向型的研究方向这两个特点,可以为我们建设人类学学科提供一点有益的启发吧。

另外,刚才高丙中老师也提到了学科中海外民族志的研究,我想这也是与我们学科怎样在中国学术环境中生存有关的问题。从日本回来之后,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经常被问到你研究的东西它有什么用?以前一般不考虑这样的问题。我想,海外民族志的研究既做到了刚才黄剑波老师提到的与我们国家传统的民族学以及社会学定性的实地研究相区别,如果还能够与我们的国家对外战略,比如“一带一路”以及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方向接合起来,也就是在学科应用性方面多一些探索,对于学科的生存和发展应该是有益的。

人类学申请成为一级学科,我想如果我们是这样一种局面,有条件成立了人类学系的综合型院校,如果不是三四个而是十个八个甚至二三十个的话,大家都有这么一个人类学系,而且海外民族志成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能够对我们国家的对外交往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研究成果,那么对于我们学科自身的发展是不是更加有利呢。

秦红增(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人类学系教授)

首先感谢周老师、徐老师,贺州学院能够开这个会。也感谢在座的人类学的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对我们学报长期以来的支持,可以说没有在座的各位就没有我们学报的今天。我在此先说一下,我们学报获得的一些荣誉。2004年《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人类学”研究入选首批教育部“名栏”工程,2006年入选第二批教育部“名刊”工程,201211月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分别于2013年、2015年连续两次入选中国“百强报刊”。长期以来,保持了在人类学、民族学研究领域的良好学术导向,在“CSSCI”“中文核心期刊”等评选中,连续入选并名列前茅。这一点跟我们在座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所以再次感谢大家,也欢迎各位能够包容推荐和大力宣传我们,这是一荣俱荣的事情。另外就今天主题人类学学科地位来讲,我想用几句唐诗宋词形容一下。第一个我们现在的处境可以比喻为“还君明珠双垂泪,恨不相逢未嫁时”。 我们人类学做了这么多工作,在各个学科都有着发散力,但就是与政府对学科地位的重视对接不到一起。为什么?原因很多,可能也与我们自身的影响力不够大有关。所以,我的看法是先努力做事,就是说等我们把事情做好,当然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到时再说“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就是第二种境界,学科地位能不能提升一下。如果大家的辛苦与血汗得到了承认,人类学学科地位提升了,那时我们才可以达到第三个境界“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就是我以上的发言,谢谢大家!

陶庆(上海师范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今天的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会议,我讲三个体会。第一,就是人类学的建设需要回归,就是需要回归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光荣传统。所谓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无非就是两条。一条是迈向中国实践的人类学,也就是人类学的实践性要回归;二是人类学的政治性,人类学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如果不回归到政治性的话,那么人类学怎么能够迈向人民性呢?毕竟,政治性的最高表现就是人民性的充分实践。

第二,人类学的建设需要新开放。刚才讲了回归,那么实践性和政治性就是开放,这种开放并不再是向西方学术开放,而是怎么样向我们中国的实际问题开放,向我们的其他学科开放,所以说是新型开放。人类学总有点高大上的感觉,就好像是天上的云朵在飘荡,但这些美丽的云彩如何能够化为雨露来滋润中国的大地?我想这是非常迫切的现实问题。

第三,人类学的建设需要新探索。在政治学科学化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化(社会)人类学田野研究,民族志书写文化以及扎根理论等范畴,无不扮演了关键性的重要角色。包括政治学领域在内的中国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虽然一方面顽强地模仿西方文化(社会)人类学语境中的理论创新,广泛地借鉴西方文化(社会)人类学理论中的分析工具,以期能够在国内外学术圈进行“对话”甚或“争锋”;但另一方面,包括政治科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也从来没有忘记自身的学术生命源泉——深入本土发掘“地方性知识”以期解决“本我”社会的诸种问题。诚然,自己的才是大家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接地气”的研究才有学术生命,“扎根”的创新才有“文化自觉”。文化(社会)人类学范畴下的民族志具有跨学科特点,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中无所不在的“通用”书写形式,借用志在把人类学与民族志贯通为一体的英国人类学家哈登(Alfred C. Haddon)的话来比喻,人类学民族志是名副其实的“一座具有坚固结构的连贯整体”;作为政治学实证研究与分析工具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与书写形式,在政治学科学化的学科发展史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扮演了分析政治问题解剖政治社会、治愈政治“疾病”的“手术刀”角色。政治学科学化是政治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人类学政治化以及民族志“写文化”等学术维度则彰显出政治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民主政治价值。概言之,政治人类学本身就是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的多元同一,三者源起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但殊途同归地汇集到政治人类学的“旗下”:政治学科学化离不开文化(社会)人类学的田野“扎根”与民族志的“深描”手法,人类学政治化离不开政治学的民主价值与民族志的“复调”表达,民族志“写文化”离不开政治学的协商包容与文化(社会)人类学的“多元”“对话”。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在我和其他同仁的努力下,我们现在在探索一个叫作新政治人类学的学术领域。我们通过出版以书代刊的《政治人类学评论》第一期与第二期,已经提出一个新政治人类学的观念,特别是提出了一个人类学科学化、政治学科学化、民族志写文化等三位一体的新思路,就是我们的新探索。

田阡(西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我结合重庆的具体情况来做一些介绍。

重庆作为直辖市,总体来说,这几年有人类学专业老师所在的院校和单位是非常之多的,除了教育部直属两所大学——西南大学和重庆大学,还有位于重庆万州的三峡学院、位于涪陵的长江师范学院和位于永川的重庆文理学院,另外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工商大学和重庆理工大学都有人类学博士参与教学科研工作。但从学科建设和发展上来讲,当前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是有这么多人在西部的这样一个直辖市,而且有这么多的院校在从事人类学研究,他们为什么发声很小或者整体的发声不够。总体来讲我想除了积累不够,更重要的层面应该是和我们今天会议讨论的主题相关,就是人类学学科地位需要凸显、需要突破,当然这个问题今天给了我一个想要集中表达的机会。

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在西南大学是一个特色,这几年思政这个拥有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和学院的老师经常来和人类学学者合作,进行关于调查方法、关于某个群体意识形态的研究;法学学者和人类学结合做三农问题研究和民族习惯法的研究;教育学的民族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问题紧密依托人类学的牵手;农学类涉及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人类学学者也发挥出综合优势等。因此很多人把人类学的学科属性和地位简单作为方法论贡献的理解上,未曾视为一个系统的人类学学科的概念和体系。而人类学也有自己的学科属性和独立的概念体系,因此一级学科的增列对于更多的学者发展、对大学的综合发展,至少对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互动都是极为有利的。

这几年,我们在西南大学的一些实践,也是和国内同行互动的。陶冶老师谈到山东大学在近五年成立了人类学系,给了我们很多启迪;张先清教授所在的厦门大学重新建系的情况,充分考虑了人类学学科传统特色和民族学一级学科的现实,名为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我们西南大学也借鉴了这个思路和做法。

第一,从本科设置人类学的课程教学来看,由于人类学目前还没有获得一级学科的地位,只能随着民族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成立获得发展,但是硕士、博士的学位授予在社会学,看起来像是一鱼二吃,是获得与分享,实际上掣肘发展受限。如果把人类学与民族学或者社会学主观并行建设,逐步展示和推动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或者策略。人类学学科无论是国际化的对话还是文化多样性的呈现,对大学、对社会、对国家,我想可能需要这样的一级学科的平台。

第二,从学科的开放和发展来看,人类学已经能够和其他学科做到牵手,能够充分体现出自身特有的一些张力。人类学,一方面强调做少数民族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与社会结合过程中的应用性研究。今天的田野工作的适用面和进入的场景越来越多,乡村和都市,政治与市场,我们还可以把这些问题解释得更好,因此,在人类学一级学科推动时对这种回应在现实意义上的研究和资政功能应有所强化和凸显。我觉得倡导也好,人类学的发展现实也好,人类学学科已经是很系统的一个状态了。学科的更好发展只会在未来推动更多的90后、00后参与到人类学的学习和教学科研上来,那还是有所期待的。谢谢!

杨志强(贵州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大家好!我是贵州大学的杨志强,谢谢贺州学院邀请我参加此次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讨论会。今天我想谈的是应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人类学的学科地位问题。这些年来,我们总是在停留在学科层次上谈合理性、必要性等,是很难受到官方重视的。如果能结合现实需要,从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上来探讨人类学学科地位的重要性和“海外研究”的紧迫性,我想应该是可以找到一条新的出路的。

回顾历史,民族学对中国的贡献就不用说了,以往已谈得很多。我想指出的问题有两个:首先是民族学来到中国后事实上一直在致力于一个层级结构关系的建构,就是把中国境内的民族按照先进与落后的区分,纳入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序列中,其中当然汉族社会是被置于序列的顶端。所以说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平等的,但观念却是差别的,是建立在“先进”与“落后”的基础上的。其次是民族学进入中国以后就具有了一种强烈的“领土向度”,即中国的国家边界也成为人类学研究的边界;人们专注于界内的边疆少数民族而基本放弃了海外文化研究(当然我这是针对主流趋势而言,其中也不是没有例外,如费孝通和李安宅先生的研究等)。在这过程中,西方人类学进入中国后,“殖民地研究”变成了“边政研究”,“异文化”被置换为“少数民族研究”,同为中国国民的少数民族,事实上被视为文化上的“他者”。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民族学依然延续着以中国少数民族为对象的传统;从事世界民族研究者则大多基于二手资料的翻译和整理(如《民族译丛》等),很少有田野实践。进入2000年后,随着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倾向日益加速,人类学界中也开始讨论开展“海外研究”(或“海外民族志”研究)的问题。但这些讨论一直限于人类学自身的内在合理性及学科建设的必要性等方面,甚少想到要与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一些先知先觉者们进行的海外研究,要么仍是与中国有关的一些跨界民族,要么过于分散难以形成整体效应(如非洲等)。就我个人而言,这些年来做的研究与海外文化虽没什么关系,但促使我对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进行追踪和思考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与自己的专业出身有关,我是1986年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跨界民族研究”方向招收的首批5个硕士生之一。二是自2000年以后,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开始改变以往单纯重视吸引外资的方针,提出了“走出去”战略,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开拓海外市场。到现在,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遍布全球各地,总规模超过万亿美元。另一方面在这过程中我们不得不看到,中国的企业几乎是在对外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走出国门的。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大部分中国企业只注重和官方政府打交道而忽视民意基础,不接地气,一旦政局或民意发生波动变化,造成的损失十分惊人。在这些报道中我注意到,大部分问题其实都与文化差异有关,如近期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缅甸密松水库事件等;然而,在这些场景中,几乎看不见中国学者的身影或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也促使我开始反思中国的海外研究现状与国家战略需求间的巨大差距的问题。

在当下中国经济发展急剧全球化过程中,应从国家战略高度呼吁加强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大力开展“海外研究”。为此我仅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第一,政府应从战略高度将对世界各国的海外研究纳入国家规划中。2015年中国公布的“一带一路”线路规划蓝图中,涵盖了四十多个国家或地区,因此,应先期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开展调查研究,并制定中长期计划,有计划、有步骤、分重点地对世界各国、各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在具体措施上,可通过设立“一带一路”研究国家专项基金,因应国家需求或企业投资、旅游观光、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需要制定选题,以招标、委托研究等方式进行。在当前阶段,可以中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环南中国海区域及太平洋诸岛的各国各地区为重点展开,并与各国政府或文化机构紧密合作,设立长期工作基地或研究机构。同时对中国企业的投资热点地区或有待开发的资源富集地区,应鼓励有相关企业拿出部分资金支持学者进行调查研究。

第二,国家应重点支持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统筹安排形成合力。如上所述,人类学作为一门专以他国他民族的“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优势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所不具备的。但直到今天,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体系中仍属挂靠于民族学和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其边缘性地位十分明显,仅靠学者的努力已难以为继。今后除应将人类学提升至一级学科并予以重点扶持外,还应对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对象做适当调整和分工,即人类学主要面向国外开展海外文化研究,民族学仍致力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文化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在当前形势下,要以“一带一路”的战略需求为动力,促进“外向型”的自然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如在整合现有科研力量和机构的基础上,在各高校增设一批新的研究机构和专业(如人类学、外语小语种专业等),并统筹规划,集中力量形成合力和研究优势,如西南地区的高校或研究机构可主要面向南亚、东南亚地区,华南地区高校或科研机构可面向环南中国海区域、太平洋诸岛等。

第三,要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和条件,增强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或孔子学堂的职能,赋予其从事海外研究与文化交流的双重使命。孔子学院成立的初衷,是为了输出“软实力”,宣传中国文化,教授汉语汉文,以达成文化交流之宗旨,增进世界对中国了解。在当下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新形势下,我认为应将孔子学院纳入国家规划框架内重新定位,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在进行汉语教学,宣传中国文化的同时,其职能应重点转向承担中国的海外文化调查和研究的使命,如可与所在国合作建立常设研究机构、基地或工作站,从国内派遣研究人员,深入当地进行实地调查和开展各种研究或学术交流,与中国投资企业保持密切的关系等,不断加深中国对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民族民俗、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的了解;做到“知己知彼”,强化相关决策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和企业投资决策当好参谋,并最终为“一带一路”战略所提出的“民心相通”方针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谢谢大家。

刘朝晖(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大学的刘朝晖。我觉得这个说法,升级人类学为一级学科,其实我个人理解就是要“名”。我们这个“名”,有“名”才会有“位”。我们现在为了这个“名、位”,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名分”,这是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名不正,言不顺,是吧?我从一个人类学的“热点”地区到一个人类学“冷门”的学校,为什么呢?我在浙江大学,我当时去的时候,申请成立人类学研究所,我去汇报为什么需要人类学。给我们五分钟,五分钟我怎么讲清楚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后来我就想,我就只讲三句话。第一句,全球的,特别是欧美的重点大学都有人类学系。这个事实大家是知道的。然后第二句,所有的人类学系在这些学校都是非常“边缘性”的,那第三句话是什么呢?浙江大学想成为世界有名的大学,一定要有人类学和这个研究所。所以结论就是,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冷门学科”,别的大学可以不要,但浙江大学想要成为一流大学必须要有人类学。所以我的意见就是这个“名”很重要。所以这个呢,我就想,我们讲重要性或者必要性也好,这点我们感觉特别明显。第二点呢,各位老师也讲得特别多,就是应用研究,我感触非常深,因为浙江大学说实在的,说是综合性大学,其实还是一个理工科,应用技术可能强一点。我就感觉到这个应用,建议不要讲应用研究,是应用理论研究。什么意思呢?比方说这个应用理论研究,它有一个思想启蒙。刚才张应强老师也说了这一点,人类学要有思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应用研究,人类学它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什么应用研究。比如说这个应用研究里的非物质文化,我们知道大部分都是很多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去做的,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它是提供一个文化的多样性,包括地方文化,而民族文化对应的是少数民族跟国外。然后我自己现在有参与规划设计。在规划当中你一定要有人类学知识,与做规划的人一起去一个村落做调查的时候,做规划的看的是山形水势,我看到的是村落房屋的空间布局。这里就是儒家伦理和风水布局,村庄的布局空间找不到谁设计的,但这个东西体现了儒家伦理和儒家风水空间格局。所以我自己在做的过程,让我自己去设计一个村落我不会,但是后来我自己做调查的这个地方,我成功地或者说我能干预的一件事就是村落文化保护。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论是应用理论研究,不是一个应用研究。这个是我想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觉得这个报告里讲得太多就是这个重要性、必要性,其实我们可以少一点,是不是我们有三个部分,比方第一部分是重要性,第二部分是必要性,第三部分是操作性。如果在现在没有办法突破这种格局之下,有社会学系,那能不能有社会学与人类学系、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民族学与人类学系,不可能说再单独设一个人类学系,我们学校就特别明显,我们在社会学系里面加上人类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它有操纵性,又不打破整个原有格局。在这里,那还有其他,比如像刚才杨老师说有一些具体的操作一定要提示一些很明显的东西,要不然领导真的是本来他就不是很懂,你让他升级一级学科的话,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讲第二个是人类学升级为一级学科的必要性,第三个是一定要提出一个操作性的方案。这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罗康隆(吉首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针对人类学学科的发展状况,我想从我自身的经历来谈一些感受。1997年底我刚到吉首大学时,该大学师生不知道人类学民族学为何物,有的认为就是民俗学、是地方志学,有的认为是方术之学,等等。于是,我便从人类学民族学的概念入手,给学校的师生讲解什么是民族学人类学。从学科建设入手,经历了重点建设学科、重点学科,到现在,这个学科成为湖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湖南省文科只有两个优势特色的学科,一个是湖南师大的伦理学,一个就是吉首大学的民族学)。

我先讲下吉首大学人类学学科发展经历:第一,是学科认识的问题。我跟学校领导游说,学校的自然科学很重要,但是不能没有和自然科学对话的学科,自然科学就会很孤独,如果没有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对话,人文学科也会很孤独,如果这两者没有对话,也不能产生出具有影响力的科研教学成果出来。因为我们人类现在面临的自然科学的问题太多太多,这些问题很多是自然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生态环境问题、水资源问题、石漠化问题、草原退化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贫困问题、生儿育女问题,等等。面对这些自然科学它可以在某一层面上得以解决。自然科学家能解决得了或许只是技术问题,但是,真正的人类所面对的生存问题,还得靠人类学去精心调查、研究。因为我在学科建设中围绕“三生”(生态、生计和生命)问题,提出吉首大学的人类学应该聚焦在“生态人类学”。因此,生态人类学需要发现真正背后的问题还是文化,需要人类学与自然科学度化,这就需要人类学去加以解决。

第二,是大学定位问题。吉首大学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大学,你必须要立足于地方的实际,地处偏僻的湘西,毫无区位优势,而是区位的劣势十足,成为学校发展的瓶颈(尤其在中国这样教学科研资源层层过滤的体制下,更显突出)。但是,这里的少数民族文化也比较丰富。所以我说,我必须立足于为当地的这个实际,学校在当地服务当中也需要立足于这个实际。为此,生态人类学学科建设围绕这个实际,就提了很多的一些想法,我们用生态人类学的思想、用观念去指导当地人,去共同讨论当地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老司城世界文化的申报问题、当地传统作物的栽培与生态环境的维护问题,少数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与生命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资源利用方式与市场对接问题,等等。你作为中国的一所大学,其实只要在某些学科、某些领域做出独特的贡献也就成功了。不可能把吉首大学办成哈佛大学,也不可能办成北京大学,吉首大学就是吉首大学。这样的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归属与使命,这样的大学才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这样的话,我们讲我们要真正要服务于社会,要被国家认同,被教育部认同,这里我们对这一些问题必须要有清晰的认识。我们总是在埋怨我们的人类学民族学没有得到重用,没有得到认可,我们首先要问我们自己为国家做了什么?为地方做了什么?我觉得是很关键的问题。

第三,是人类学民族学知识普及的问题。普及读物和民众的思想自觉,文化的自觉,我觉得这个很关键。现在我们人类学高高在上的时候,民众里面根本不知道人类学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如果我们人类学民族学这一个团队或者这一个学科对普及读物进行一种努力或尝试,展开这样的科学知识普及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我是正准备在我们学校搞这个人类学民族学的普及读物。人类学民族学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这种思想如何讲清楚,普及给民众,这个学科是重要的。人类学民族学不仅是做得很高大上的研究,关乎国计民生,但更需要做让底层百姓他看到,让草根社会明白其存在的价值与尊严,要我们的中小学生看到,我们的社会上不同人群看到,人类学民族学知识对他们来说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样意义!有什么样的东西让人们去深思,甚至去改变什么样的观念和借鉴什么样的文化事实!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观念上面,开展人类学民族学普及读物的工作。

徐杰舜:

近三年来流行中国梦,我们现在是讲人类学的中国梦。我觉得,中国人类学从1995年以后到今天,整整二十年出头了,进步很大。刚刚大家说了很多感慨的话也好,激昂的话也好,还有些没有来参加开会,发起过微信的讨论,有的人也发了邮件给我,情绪化的发言就是对人类学的现状是不能够满意的。如果站在国家的层面,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资格,我们只能站在草根的层面,因为人类学就是很边缘,大家就感到很憋屈啊!人类学为二级学科他就连本科生都没有,要给人家发聘书也没资格发!所以我觉得人类学一级学科的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而我们为此努力了二十年!

现在为什么我觉得很紧迫呢? “一带一路”就是按照杨志强教授讲的,国家的层面已经把这个事情摆在全世界了,要走到全世界,你光拿人民币去砸,人民币还砸不过美元。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家非常需要人类学!13世纪开始,人家已经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以后已经近代化、现代化,现在后现代了。他们走出世界,走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就是人类学打前站的。人类学就是这样诞生的。而我们要走到世界上,如果我们不学习人家这种做法的话,你完全不了解别人,你就是拿钱去打水漂。

李晓明(贺州学院南岭走廊族群文化研究基地教授)

谢谢各位专家能够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到贺州,参加今天的人类学学科建设座谈会。事实上,人类学学科由于学科地位的不明确,实际上在体制上已经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我认为有几个问题要搞清楚,也就是有这么几个可能性存在。为什么老百姓不懂人类学学科?就拿我的人类学博物馆建设问题来说吧。我们学校好些人,一直在说我是捡垃圾的“垃圾大王”。在人类学博物馆建设初期,他们完全看不懂,或者根本就不了解,也不想了解其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在人类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读物的书写方面,我们还得多努力点。真正让这个学科走向人民,向着费老所说的“人民的人类学”的方向前进。真正让老百姓都能懂,都能明白人类学学科的相关知识对他们的生活有多重要。这会有助于他们深刻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这是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我要讲的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近十年来,我们在座的多位专家学者都写过不少文章,呼吁提升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地位。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经过十年的努力到今天,基本条件应该已具备了,时机也已经成熟了。中国的人类学从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或者是我们的知识系统,还是知识架构、研究方法、人才体系、课程体系都已经完完整整了,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是一个基本条件,一个内在条件的基本成熟。还有一个外在条件,就是刚才我们大家都谈到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我认为要开始做好布局。全国的人类学家们能否协同起来,做一个“人类学智库”的建设。也就是由我们在座的专家们牵头,把这个“人类学智库”建设起来。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六十多个国家,还有国内“一带一路”沿线的相关区域,包括各种族群的内在的矛盾和内在的边界等,开展一个系统性的调查研究。建设“人类学智库”,每年向国家有关部门提交一个这个区域的或者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人类发展报告》或者是《文化发展报告》,为国家抉择服务。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可以协同合作起来。一个人一个部分或区域,可以用分工合作的方式来做。这个报告做出来了就会很有影响力。如果说我们不从这个层面着手,我们不能为国家抉择做出大贡献,仅靠我们的口头呼吁,可能会于事无补。

周大鸣: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个会议纪要由徐杰舜教授起草,然后我动过几次“手术刀”,太长了,我就说把它缩短一点。我们的共识,就是要去争取一级学科,但是具体怎么行文,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怎么去改这个报告,大家还是会有点思路的。其实今天我想我们人类学这个具有多元多样性的学科,既要有一些人关起门来做学问,也要有一些人关心公众,我想这种多元化很重要。我们怎么样向外争取资源,怎么样向内固本还原,增加自己学科的一个凝聚力,增加自己学科的影响力,怎么样在一个制度上生存,怎么样突围,大家还是讲了很多。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个人,我们大概都衣食无忧,但是我们还是想为这个学科做一点事情,承担一点公共的责任,我经常跟我们系的教授说“做到教授,就不要太为了一点文章项目想事,而是要为大家多想一点事”。我想,其实我们在座的都是有这一份心的,所以我们邀请大家来了,非常感谢!我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好,尤其现在时机到了。可能,以后在我们这个学科读书的学生,从事这个方面工作的人日子也好过一点,是吧。所以我想说,我们还要讨论一下,至于以什么样的报告呈现,到时候都会与大家商量,报告的签名越多越好。

录音整理】陈才佳,刘译蔓,韦小鹏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38卷第4期,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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