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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访谈】肖珺、李加莉:《寻找文化适应中的普遍性法则——访文化适应理论奠基人约翰·贝瑞教授》
时间: 2016/5/18 10:04:19 浏览量:

嘉宾简介】约翰•贝瑞(John Berry)加拿大女王大学心理学系终身荣誉教授,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会创始人之一。主要研究方向是跨文化心理学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跨文化接触与心理适应、移民与土著青少年认同心理、种族关系调适、跨文化家庭观、本土心理学、文化与认知等。先后主持了《移民家庭观国际比较研究》、《移民青少年文化心理适应国际比较研究》等当代跨文化心理学领域的著名研究项目。


约翰·贝瑞教授是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根据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的数据统计,其建构的文化适应理论及模型2012 年的引用率就高达3000 次。中国学界对于如何解读贝瑞的文化适应理论,该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以及当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新趋势充满好奇。带着这些疑问,武汉大学70 跨文化传播创新研究团队成员与约翰·贝瑞教授展开了讨论。

边缘人、整合人、阈限人

问:您在文化适应理论中描述了“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框架,一些学者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者自身边缘化的经历是推动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动力之一。您自己是否曾经有过边缘人”(Marginal Person)的经历?这些经历是否促成了您的文化适应研究?

约翰·贝瑞:“边缘人”的经典定义来自于社会学家帕克,他认为“边缘人”的心理状态摇摆悬浮在两种文化世界之中,但不属于任何一种。“摇摆悬浮”(beingpoised)是指:他们在两种文化世界中体验着心理上的不确定性,不清楚自己是谁、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他们既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也对这些文化没有归属感。边缘人概念是我在建构文化适应理论时参考的经典概念之一。不过,我不认为我属于边缘人,也不认为大多数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属于边缘人。我们没有那样的不确定性,而且知道自己是谁。有些研究者会依附一种以上的文化,我将他们定义为“整合人”(Integrated Person),他们从不止一种文化中获得知识给养和身份。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父母是说英语的加拿大人,而我父亲却在加拿大魁北克省一个说法语的村庄里工作。由于我的家庭不信仰天主教,使我不得不到另一个镇上去上学,而那个镇上有很多土著居民。这些经历让我从小就意识到了语言、宗教等跨文化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后来,我在森林里当过伐木工、船上当过水手、家具厂当过工人,然后才开始接受高等教育。这期间,我从加拿大出发,到过挪威、刚果、南非、莫桑比克、毛里求斯、苏格兰、塞拉利昂,甚至北极圈,也曾短暂地移民澳大利亚,最终重新回到加拿大,在女王大学从教30年。我的研究始终处于跨国的研究之中,而且它们变得越来越重要和有意义,因此,我提前退休,做自己想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现在,我分别在加拿大、俄罗斯、新西兰、荷兰、斯里兰卡、中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和教学活动。有人在整个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只是一种文化,使用一种语言,和同样的人群交流,而我的经历则有些不同,这种经历当然对我建构文化适应理论有所推动。

问:您在文化适应理论中提出了四种文化适应策略:同化、分离、整合、边缘化,对这四点的措辞也从偏好(preferences)、态度(attitudes)变为策略(strategies)。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措辞的变化,进而更好地理解您的文化适应策略呢?

约翰·贝瑞:我在不断积累知识的过程中不断地改变着措辞,一开始我使用的是偏好,之后改成了态度,现在称之为策略,“策略”一词中包含了态度、行为、动机、目标等。我在研究中发现,人们事实上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并且也在不断地尝试。他们想要用某种方式参与到跨文化活动之中,所以当我分析他们时,我会考虑他们偏好的是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行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还有他们准备做什么。这些应该是,也通常是相互联系的,但是态度和行为并非有必然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态度并不一定导致某种行为,还有其他的限制因素会影响行为。

人们在理解我的文化适应策略框架时,有时会出现偏差。我曾经用矩形来表示文化适应的四种策略,但人们总会加一些线条把四种策略放在各自的方格之中,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所以,15年前我在研究加拿大的土著居民时,改用圆形来表示策略框架,圆形是一种重要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这符合土著居民的世界观,也符合我的初衷,即,阻止他人将我的适应策略放入彼此区隔的方格之中。比如,关于边缘人的讨论中,我们还引入了人类学中更新的概念阈限人”(Liminal Man)。二者大致意义相同,但边缘人指的是个体不附属于任何一种文化,是一种消极的状态;而“阈限人”则是指个体在所有文化之间游刃有余,是一种积极的状态,这样的“阈限人”也存在于我的策略框架之中。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你首先是文化中人,然后才是跨文化中人,你知道自身的文化身份,才能参与到跨文化活动中去。有时候,你不是简单的个体,你不止属于一种文化、不止拥有一个身份,此时,研究就上升到了多元身份、多种文化归属的问题。

“我没有统一的测量表”

问:自20 世纪70 年代您提出文化适应理论以来,很多人跟随您的理论模型进行研究,但也有些人修正,甚至批评了您的研究,比如,认为它过于实证主义,您怎么评价这些研究新进展呢?

约翰·贝瑞: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在引用和发展我的理论,但我不得不说,人们总是引用我的文章,但是他们很可能没有认真读过,或者,他们没有理解我的原意。1997 年,布尔里(Bourhis)提出的交互式文化适应模型”(Interactive Acculturation Model),其实是我1974 年就提出的理论框架。从1977 年到现在,我至少提出了八种不同的策略,然而,人们总是忽略这些观点,还认为是其他人最先提出来的互动理论。

关于实证主义的批评则不同。学术杂志上曾有过类似的批判文章,应用的基本上都是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他们认为,没有绝对的社会现实,现实都是在建构之中的,因此,他们认为我的研究太实证主义、本质主义。从我个人而言,不能一开始就用经验工具来进行研究,通常是先进行理论研究,先进行思考,提出概念。比如,我使用了策略概念和身份概念,我用了很多的概念来构架我的测量研究,但是我一直相信真实世界的存在。

也有很多人发展了我的研究。新西兰学者科林·沃德(Collen Ward)和她在新加坡的一些同事提出了文化适应指数(Acculturation Index)和社会文化适应(Social-culturalAdaptation),去年她又改进了测量表并分享在她的网站上。牙买加学者弗格森(GailFerguson)提出远程文化适应,特指族群在非直接接触他文化后,在文化和心理上所发生的变化。也有一些中国学者在研究农民工问题时,发展了我的研究量表。

问:那您认为,在跨文化适应研究中,怎样的研究方法才更为科学呢?比如,是否可以提供某种测量表供后来者借鉴?

约翰·贝瑞:人们总是问我“你的测量表在哪里”,我的回答是,我没有统一的测量表,因为每个文化适应的环境都由族群接触的文化所决定。我曾使用三种方法评估这些适应策略:(1)针对每一种策略设计量表;(2)测量其中两个主要的维度,然后再将它们交叉;(3)“简述式”(Vignettes)方法。2006 年,我在一部研究青年移民的书中还用了聚类研究(Cluster Analysis)方法,分别用四种文化适应策略量表来研究这些人的朋友是谁、他们本身的文化和接触的其他文化、他们语言和民族国籍、原文化中的身份定位等,然后将这些数据进行了聚类分析。

基于这些研究经历,我提出了混合或双重研究方法(mixed method ora dual approach),即将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相结合。我做的人类学考察就是质性的,这通常是前期工作,也是最重要的部分,然后我再做量化研究。如果两者的结论不一致,我会选择质性研究的结果。尽管,我发表了大量文化适应研究的测量表,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原版照抄,因为它们不一定适用于其他文化。

跨文化适应研究的新进展

问:如今,全球化、信息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这是否会导致在将来国与国、文化与文化之间不再有任何的鸿沟?就像一些未来学家所描述的,我们的孩子们将在未来成为数字化公民,他们的生活场景将是虚拟现实,他们的民族文化观念和身份认同或许在将来会消失。基于跨文化适应的研究视角,您怎么看待这些观点?

约翰·贝瑞:我不赞同这些观点。全球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终点。全球化一方面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增加了网络的复杂性。基于跨文化适应的研究视角看待全球化现象,我认为,有的人会被同化,人们变得更相似,这就是很多人认为全球化会带来的唯一产物——文化趋同和心理的同质化。然而,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全球化同时还存在反作用力——本土化,人们通过抗拒外来文化而变得越来越像自己。

以网络为例,它不仅是一个学习新文化的工具,同时也可以保留原有的文化。用我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它就表现出两种层面的倾向:保留原文化、与他文化的交流取向。近期,将会有一本新书《流散的移民》(Diaspora Migration)出版,该书描述以色列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曾移居苏联的德国人回到德国,在苏联生活了近两千年的希腊人回流到希腊等世界范围内的移民现象,这些年轻人回到祖国,却成为边缘人,书中把这种现象称为逆向文化适应,这也是文化适应的一种现象。全球化的现实社会有许多类似的新现象出现,尤其是在留学生身上。

问:我们发现,您正在进行一些新的学术研究,能否谈谈这些研究的新进展?这些研究是否会建构一些普遍性原则?

约翰·贝瑞:是的,我正在进行一项有关多元社会中跨文化关系的大型研究(MIRIPS),这项研究正在二十多个国家进行,包括中国。我认为它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很有可能取得实际的成效,并且能够促进多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这项研究的目的是用来检验三种假设:多元文化主义假设、整合假设和接触假设。多元文化主义假设指的是,个体或族群对其原本文化身份和其所处大众文化中的身份都感到自信和安全,就会产生相互积极的文化关系。相反地,当他们的文化身份受到了威胁,则会产生相互的敌意。整合假设指的是,当跨文化交流策略和政策同时支持两种文化的参与时,个体和族群的心理与社会输出将达到更好的效果。接触假设则是指,在大多数文化接触的环境下,文化族群之间接触得越多,则会相互产生更多积极的作用。我会找到普遍的理论来支撑这些假设,也相信它们将成为跨文化关系和文化适应中的一些普遍性法则。

问:作为一名研究者,您认为跨文化传播的终极目标是什么?目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问题在哪里?此外,您多次到访中国,您认为中国有哪些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约翰·贝瑞: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目标是努力减少跨文化传播中容易导致冲突的误解和分歧。我们要了解跨文化传播失误的根源在哪里?可能是价值取向,也有可能是历史归因,每个人都承载着历史的包袱,它是文化、社会、心理、信仰上的综合体。我曾指出跨文化传播研究九个需要改进的地方,包括更加复杂的模型,抛弃只有两种文化的观念。同时,我也指出,文化适应是一个长期发生的过程,所以,我们的研究也需要长期进行,既要有横向研究,也要有纵向研究。谈到中国,我认为有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青少年变得越来越西方化,这可能是文化扩散导致的,但我认为,用文化适应策略框架来研究这一现象也很重要。此外,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迁入迁出问题,农村和城市人口的流动问题,这些在中国发生的现象都很有研究意义。

(感谢嫣然协助整理采访文稿。)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4 /5 /2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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