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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可:人类学的问题及其学科体系
时间: 2015/5/18 12:42:39 浏览量:

 

作者简介】范 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南京大学人类学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中华文化学院特约研究员。

】人类学起源于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本体论意义的追寻。发展至今,人类学形成了四个分支,涵盖了人类起源与进化、考古、语言、社会文化等课题。人类学的主要问题既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也有许多认识论意义上的。这些课题的存在与发展表明了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所具有的基本取向,那就是全面综合地理解人类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加剧步伐的今天,人类学面临着许多过去很难想像到的问题。人类学也将因此而改变,而且甚至是最基本作业方式的改变。

关键词】人类学;学科;进化;社会文化;考古学;语言学


在人类学引进中国几乎将近一个世纪的今天,继续在这样的题目上费脑筋似乎有些可笑。然而,现实就是如此,直到现在,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定位依然相当尴尬!这样的窘境与国内的“学术治理”格局有关。资源的过渡集中导致了教育主管部门不得不对本来应该平等相待的不同学科划分等级。因此,曾经被当作资产阶级学科而加以取缔的人类学,现在竟被要求从属于因国家政治需要而存在的,原先称为“民族问题研究”,而后为进入学科分类堂奥而改头换面的民族学。本文无意于纠缠人类学和民族学谁应该当老大的问题,而是老生常谈地说说人类学,讨论它所关怀的主要问题和学科体系,以期读者能透过此窥及人类学整体样貌。

按照定义,人类学应当是一门研究人(human beings)的学科。在西方语言里,人类学—anthropology来自希腊语anthropos——人,和logos——研究。人类学家寻求几乎所有有关人类存人类学家寻求几乎所有有关人类存在和生存意义问题的答案。他们试图发现人类从何而来,地球上什么时候有人类以及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人类如何改变自我和为什么改变自我,等等。人类学家对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和变迁感兴趣。他们关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群体观念的演变,以及古往今来的人类是如何因应社会或者自然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但是,上述的定义显然过于宽泛,因为其他学科也可以声称研究人类的某些方面,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人类学定义为研究人的科学。即便是强调多学科交叉互渗的当下,许多人类学家也无法接受把人类学同其他有关学科混为一谈的做法。从社会人文科学的整体存在来看,大部分学科的历史都比人类学的要长,而且各有其独特之处。所以,人类学自身也一定有其卓尔不群之处,否则无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不可能百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学科认同。如此说来,我们应当从人类学究竟关心什么问题来进入人类学的堂奥。

一、人类学关注的主要问题

我们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类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致力于回答这一本体论意义上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我们人类之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我们可以认为人类学所关注的终极问题几乎与人类同样古老。自从认识到生命个体的存在的时间性的那一日起,人类自然会有一些对生命的形式和意义进行思考的行为,各种形式的信仰行为就是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可以认为,对死亡的思考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体现。因此,我们可以套用美国人类学纳帕波特(Roy Rappaport)的“人文进化”(evolution of humanity)来强调人类这种自我意识出现的重要意义[1]

在寻求本体论意义问题的基础上,各门科学发展起来,但同类问题也是人类社会产生不同形式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宗教的基础。科学的解释无法满足人类在终极问题上所寻求的解答,因此,宗教作为这方面的补充遂长期在人类的社会和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人类学也试图就这样的问题进行回答,但它更多地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解释这一问题,它通过揭示人类的文化多样性来解释人类的共性。它寻求着人类的相互理解之道。人类学家认为,只有对人类的多样性给予恰如其分的解释,才有助于加深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社会的理解。人类最本质的问题是生存的问题,它除了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的实际问题之外,还有关于生存意义的形而上问题。这些构成了所谓的人生问题,针对这些人生问题,不同文化都有形式不同但本质基本相同的应对方式。人类学家的研究就在于揭示人类不同文化的应对方式的同与异,以及人类进行这类活动对自身群体的意义所在。

然而,许多不同学科归根结底也在以自身的方式在回答和解释这些问题,而且还因此而发展出自身的研究方法和话语。但是,人类学面对这些问题时有着自己的独特手段和观照(perspectives)方式。这些手段和方式与人类学者们学科自身的历史有关。人类学的历史决定了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关怀对象。虽然,这一研究对象己经因为历史条件的变更而发生了变化,但总体而言,大部分学者依然认为,人类学所研究的是“他者”(the Others)或者是“异文化”(other cultures)[2]换句话说,人类学所研究的,主要是与研究者不同背景的社会与文化。这是人类学与其他姊妹学科之最大区别之处。今天,虽然也有不少人类学家研究的是本文化、本社会,但他们在研究中也得时时提醒自己同所研究的对象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他们认为,即便站在自己所研究之“当地人”的立场上,力图用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看待周遭世界和思考问题,也不意味着自己必须同意他们的立场和见解。换言之,人类学家可以在研究中与被研究对象互为他者,这样,即便研究的是研究者自己的社会与文化,人类学依然可以发挥其特殊的研究功用。其实,人类社会的多样性是无法以国家为单位的。中国的文化多样性资源甚至无法以民族或者族群为单位来衡量。仅仅在主体民族——汉族内部,就己经包含了太多的地方和文化多样性。仅就研究汉族社会的中国人类学者而言,谁敢说他或她所研究的社区就与他或她成长生活其间的环境没有区别呢?我们做过实地研究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实地研究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们要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我们最好就得与他们生活在一起,通过参与观察与攀谈,来了解当地人如何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是否与我们相同,等等。总之,“他者”指的是特定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暗喻了人类学者特有的研究立场。

人类学如此定义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是与人类学的学科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说,对与自己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或宗教背景的社会的描述很早就出现在历史文献里,但那属于人类学史前史,仅仅说明人类对于自己不同者有一种天然的兴趣。虽然,人类学的诞生一方面得自于这种天然的兴趣与好奇心,但如果没有其他的历史条件,这种好奇和兴趣是否能导致一门学科的产生是很值得怀疑的。一般认为,任一研究领域(field)能够被称之为学科(discipline)至少应当具备三个技术层面上的要素:第一,大学里有专门的位置;第二,有专业学术期刊(journals);第三,有定期举行的学术会议。当然,这种看法应当是现代以降的产物。如是说来,人类学的诞生应当选定为19世纪,因为当时的西方世界延续了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精髓,并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现代的大学系统也在那个世纪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成熟。社会科学的兴起也使人类学在那个世纪里第一次在大学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人类学能进入大学殿堂,说明当时有关人类学的知识至少在知识圈中己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而且也有了相当的积累。在西方知识界,有关“他者”的知识的迅速增加是地理大发现以后的事。尽管较早时期,无论基督教的西方或是伊斯兰的近东,欧洲人和阿拉伯人都一直有些有关“他者”的文献记载;在中国,很早就有华夏与周边四夷——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对位,并在历代史书上都有对少数民族的描写,但唯有到了地理大发现之后,系统地了解“他者”才成为可能。首先,大量的“没有历史的人民”第一次为欧洲人所认知;有关他们的一切都引起欧洲人的极大关注[3]。其次,19世纪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也为人类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在一般人的眼里,人类学者不外乎是些到鲜为人知的异域对各种奇风异俗进行收集考察的旅行者,或者是在野外进行发掘,寻找各种人类遗存的考古学者。这种看法虽然有刻板之嫌,却也点出了人类学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人类学涉及的范围包括过去与现在;在地理上,它的甚至触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人类学家关心世界范围内人类的多样性,它不限于特定的地区与时段。人类学家研究生活在数百万年前的人类祖先,从那时候开始直到今天,人类在其演化史和历史的各个阶段都在人类学研究的兴趣范围之内。所以,有学者认为,只要是人类社区,无论它们处于何时、何地,都是人类学者的兴趣所在。

今天的人类学者考察自己所研究的社区、族群、村落时,往往具有一种全球的视角和理解。换言之,人类学者常常把所研究的对象置于某种具有全球意义的语境来进行研究与思考。但这只是在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过去的人类学者并不是这么来考虑问题的。传统上,人类学只关心非西方文化,而把对西方文明以及与之具有某些相似之处的复杂社会的研究留给历史学或者其他学科。这种情形在近些年来有了很大改变,不同学科之间分野日渐淡漠。当代的人类学者也研究自己的社会与文化,也研究其他在社会结构和形态上复杂的社会。

究竟是什么吸引人类学者去选择如此宽泛——有些人可能甚至认为大而无当的研究兴趣和研究对象呢?其实推动人类学家去从事研究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相信,任何有关人类的通则或者表述,任何对人类文化或者生物性特质之可能性的解释,都必须经得起时间和不同地域之人类社区的检验。如果一项解释或者通则无法被广泛接受或者经不起检验,那人类学家有责任对所谓的通则或者解释表示怀疑。因此,怀疑的态度是人类学者不被那些缺乏有说服力证据的所谓理论所迷惑的基本保证。

恩波尔夫妇(Carol R.Ember and Melvin Ember)在他们合著的《文化人类学》一书中,援引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人类学家对既定知识的怀疑态度是如何给人们一些固有认识带来改变。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教育界人士发现就学的黑人孩子很少喝牛奶。他们以为那是因为黑人贫穷没有钱所致。但人类学家的证据却提供了不同的解释。人类学者早就知道,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存在着人类蓄养牛羊等产奶牲畜而自己却不饮鲜奶的现象。他们在奶发酵以后才饮用,或者将奶加工成奶酪。为什么人们要那么做?对此,现在己经很清楚。原来,许多人缺乏乳酪酶(lactase),这是人体所需的分解乳糖(lactose)的成分。普通牛奶会妨碍这些人的消化,不仅奶中的乳糖难以消化,而且其他营养成分的消化也可能受到影响。饮用奶类可能引发痉挛、胃胀气、腹泻、恶心等症状。研究表明,牛奶不适症在世界许多地区都有分布[4][5]。成年的亚洲人、南欧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西非人、北美和南美印第安人、因纽特人(Inuit or Eskinmos)、美国黑人都有这种症状。正因为人类学家对人类生存与存在之不同方式与习惯的广泛了解,他们才能经常纠正人们对自身和对不同文化与社会的一些错误认识,或者对一些认识上的偏差作出修正[6]

上述例子说明,人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这是与我们人类的复杂性相对应的。人类学所关怀的最高层次的问题是本体意义上的,但对这种本体论问题的解释却必须通过大量的认识论的实践来实现。人类学对既定知识的怀疑与挑战极大地提升了知识领域的认识层次。

二、人类学的四大领域

把人类学分为文化、体质、考古、语言四大领域是美国的传统。形成这种传统的原因大概是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一些哲学思想的影响有关。由于早期美国人类学家多为德国后裔,有些甚至本人就是第一代德国移民,他们的教育背景都与德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在当时的德语思想界里,物理学家马赫(Ernst March)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有很强烈的影响。马赫主义认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当我们观察某个物件或者思考某件事时,呈现在我们脑海里的总是物件或者事情的全部。比如,当我们从门缝里看见桌子的一角时,在我们的头脑里所呈现的往往是桌子的整体。所以,马赫应当是真正意义上的整体观的提出者。在当时的德国和奥地利,地理学很发达。学术界总是把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与地理条件的不同联系起来,甚至有了所谓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之说。我们必须注意,虽然上述当年德语学术界的学术思潮与美国文化人类学以及人类学四个领域的形成似乎没有因果性关系,但是,由于某些时间、空间的一致性,我们仍然需要把它们联系起来。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唯独在美国,人类学才有四个领域之分[7]3-5[①]

因为这种整体观念,早年的美国人类学家相信,我们无法将某一个文化同它所处的环境相脱离,也不能无视它的过去,因为一个文化今日的形貌可谓是它的历史累积。在长期的历史岁月里,它的存在必然与其他文化发生接触、交流。我们所见的文化正是这种长期适应和交往的结果。因此,当年的美国人类学家们往往对一个文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他们不仅研究和记录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在所在地域进行考古发掘;同时,在他们的田野工作中,他们还对当地人的语言进行记录分析,并对当地人进行各种体质人类学上的测量。

曾经有一段时期,美国主要的人类学系都要求研究生除了自己专门训练的领域之外,必须在四个领域中的其他三个领域接受一定程度的训练。显然,四领域组合的人类学的形成,本身就是整体观念的结果。今天,人类学训练己经不再要求四领域兼修,而是人类学者各有独自专精的课题。人类学者分别侧重研究人类社会的某一特质:有些人以研究人类的生物性或体质上的特点;有些则对人类的文化特质感兴趣。四个分支人类学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生物人类学(biological anthropology)过去通常称为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当今的学术界之所以倾向于用“生物”取代“体质”,当然是因为今天的体质人类学己经与过去大异其趣。人类学家己经充分考虑到各种生物性因素,包括外在环境之生物、自然的因素与自身的生物遗传因素,对人类生活与健康所产生的作用。除了生物人类学之外,另外的三个领域与文化密切相关,分别为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在这几个领域交叉、互渗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

 ()生物人类学

人类的起源、演化是生物人类学最为关注的问题。另一个生物人类学所关注的问题领域是现生人类学的生物多样性。有关人类起源演化的研究形成了两个分支,即人类古生物学(human paleontology)和古人类学(paleoanthropology)

为了重建人类的演化过程,人类古生物学家寻找和发掘那些人类、前人类(prehumans)以及与人类有亲缘关系的其他动物的骨骼化石和生活遗迹。例如,古生物学家在东非发现并发掘了300多万年前的人类祖先的化石。他们的发现给了我们一个大致概念,我们的祖先可能从那时起就己经双足行走,有了相当灵活的手和更大的大脑。

为了更清晰地知道演化以及其他与之相关的因素,人类古生物学家还运用地质学的信息来了解环境、气候、动植物种群数量的延续。在研究和重建人类的过去,古生物学家还观察我们人类近亲——猴子、猿类的行为,以及它们的演化与人类演化之间的异同。研究灵长类的人类学家、心理学家,与生物学家一起,被称为灵长类学家(primatologists)。他们在野外或者在实验室里观察灵长类动物的行为,它们的社会构成,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与分工,试图寻找某些能帮助理解人类演化过程的踪迹。黑猩猩(chimpanzee)是这些学者们最喜欢的研究对象,因为这些动物在行为和体质表现上与我们人类最为接近。它们与我们有着相同的血液化学,我们和它们会感染许多相同的疾病。我们与它们的基因当中,有98% - 99%以上是相同的[8]

通过研究灵长类,生物人类学者尝试发现那些能够把人类从我们其他近亲区别开来的特质。根据他们在研究中所获得的信息,结合人类古生物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在田野发掘中发现的化石,生物人类学家们得以推测我们的史前祖先的生活形貌和他们的生物学上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得以推知若干人类演化的机制和进程。总之,生物人类学家收集、整理、分析来自各个相关领域的信息和数据,从中总结和建构理论来解释人类演化和适应、变迁,并总是试图在进一步的发现中验证这些理论。因此,在生物人类学的领域内,人类古生物学必然与地质学、古灵长类学、比较解剖学,以及灵长类行为比较研究等有所重叠和交叉。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一样,具有生物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生物人类学的另一个关怀的来源。生物人类学调查和研究现生人类在体质上的差别和特征。人类学家认为,所有现生人类都属于一个物种——智人(homo Sapiens),因为外表差异再大的不同人类群体彼此间都能生育后代,之间不存在着生物性阻隔。但是,人类学家绝不否认,人类群体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同。生物人类学家可能会问,为什么人类之间的变化如此之大?为什么有的地方的人高于其他地方?人类体质的不同是否与所处的自然环境的条件有关?如果有关的话,这个适应的机制又是如何?为了研究这些问题,生物人类学运用至少来自三个学科门类的知识、通则、概念以及技术:人类遗传学(human genetics)、人口生物学、流行病学。人类遗传学研究人类特质的遗传(human traits by inheriting)。人口生物学(population biology)研究环境条件如何影响人类体质特点的形成,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流行病学研究不同的疾病是如何在不同的人类群体中感染、传播、蔓延;为什么有的疾病在某些人类群体或者族群中特别流行,等等。总之,生物人类学家对人类体质上体现出来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多样性(human diversity)的特别关注。

()考古人类学

考古人类学的主要工作是重构或者复原过去的人类的生活和习惯。考古人类学还追溯人类文化在过去的变迁,并对这种变迁提供解释。粗看起来,这样的学术关怀与历史学十分相似,但是考古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可能更为久远,涉及到人类社会的早期,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没有文字的时期,而历史学家则注重文献,在过往的文献中来寻找史料。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远比文字的存在长得多。而人类历史上漫长的没有文字的阶段必须依靠考古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考古学家等同于历史学家,所不同的是彼此研究对象,前者主要为无文字社会,后者为有文献记载的社会。为了达到研究目的,考古学家通过寻找和发掘人类文化遗存来重构历史。这些人类文化遗存有些十分丰富,如在中国境内所发现的大量的新时期时代遗址——有些有着很厚的文化层,如西安半坡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以及发现在墨西哥境内的玛雅文化的庙宇等等。但是,大量的人类文化遗存常常是零星的陶器残片、石器等等。所以,恢复和重构过去的人类生活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考古人类学家研究的主要是史前史(prehistory),即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另外,大量的考古学者则研究历史时代的文化遗存。这一专门研究,我们称之为历史考古学(historical archaeology)。历史考古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运用的方法分别来自考古学和历史学。考古人类学家通常十分关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在他们的研究中,这方面的影响无处不在。例如,原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9]

 ()语言人类学

语言学(linguistics)或语言研究(the study of language)是比人类学古老的一门学科。但是,早期语言学集中于研究那些早就有文字系统的语言,例如,汉语和英语的书写系统都出现得非常早。数千年前的商代就有了许多文字记载,这些己经在殷墟等商代遗址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得到证明。英语自有文字始己历近千载[6]5。语言人类学则肇始于研究没有文字的语言,直到今天,虽然语言人类学本身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没有文字的语言依然是研究中的重中之重。由于研究的对象是没有文字系统的语言,语言人类学家的工作必然倚重于实地调查,他们没有办法依靠词典和语法来学习和研究他们所要研究的语言,所以,他们的工作首先自然是编词典和建构语法,继而得以研究语言的历史和结构。

如同生物人类学家那样,语言人类学对变迁十分感兴趣。他们既研究语言的历时性变化,也研究当代语言的变现(variation )。一些语言人类学家关心语言的起源以及几千年来语言的分岔。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研究语言的历时性险演变以及与所研究的语言相关的任何因素与条件。语言人类学也对当代语言的多样性感兴趣,尤其对它们的构造感兴趣。在这方面的关注,根据语言学研究的规律,可分为描述语言学(descriptive linguistics)和结构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研究语言如何在社会脉络里使用则称为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

语言人类学研究“人类学中的语言问题”。在所有的一切问题中,自然是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最受语言人类学家的关注(同上揭文)。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人类学中发展起来的。20个世纪初,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开始率领他的学生们在北美印第安人中进行实地研究。为了了解当地人的文化,他们主要遵循了两个途径,即对当地人的语言和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博厄斯和他的学生们认为,唯有如此,才能了解他们所研究之文化的本来面目。

与人类古生物学和考古学不同,语言人类学者缺乏有形的资料素材来帮助他们重建变迁的过程。因此,语言人类学重建语言演变过程的研究必须开始于对现生语言的研究。于是,对现生的语言进行比较遂成为语言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比较的基础上,语言人类学家得以推导语言的某种改变和演化。这种发生在过去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我们体察到的现生的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和不同点。

语言之于人类学研究之所以重要乃在于它对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人类学家哈里斯[10]曾说,文化与语言是同时发生的(cultural take off is also linguistic take off)。急剧和积累的变化的程度可以表明社会发生重大的突破性进展。这种突破性进展往往建立在与人们所获得、储存、筛选,以及共同享有的信息的量上。人类的语言是记忆可以超越个体的生命和代际的延续而得以流传的载体和媒介。但它并不只是消极地被传递,它同时还是一种积极的工具性的力量使得人类的社会活动日益复杂,从而让文化演化作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上。(同上揭)在这个意义上,一种语言的消亡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失,而一种文化的消亡则意味着多样性在全球人类社区中的蜕减。语言能力使得各种规则得以建构并由此对人类的行为有所规范,而这种规范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有所调节。例如,每个文化都对人们的习惯有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而有所不同。大部分文化的人们都不会在葬礼上穿得大红大绿,也不会在婚礼的场合表现得如同参加葬礼。这些,虽然是不言自明的,但我们却是通过语言习得的。语言使得这些习俗超越了生命的限制而传递下去。早期的美国人类学家深谙这些道理,深刻了解语言对文化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们在田野研究中总是尽量地对研究对象的语言进行整理、分析、研究。克鲁伯(Alfred Kroeher)的贡献可谓多矣,但今天的许多人类学家可能会认为,他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事之一,可能要数他对最后一位加利福尼亚原住民所做的语言录音。他的这一工作使后人得以对伴随着最后一位个体离去而消失的加利福尼亚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和语言有所了解。

()社会文化人类学

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是现阶段美国人类学科系中最为普遍的学科称谓。其所指就是原先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文化人类学最初是美国的叫法。在英国,与之相应的研究称为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而在过去的欧洲大陆,相应的学科则称“民族学”( ethnology)。美国也曾有把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并称者。今天,民族学更多地用在博物馆陈列中,这可能是因为在展览中,很难把陈列的文物与具体的族群区分开来之故。尽管一般总是说,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是同样的研究领域在英美两国的不同称谓,但在事实上,两者原先是有所侧重和区别的。英国人类学过去十分强调法国社会学大师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传统,在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之后直到20个世纪70-80年代的40多年间,几乎弃用“文化”一词,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社会体本身。因此,英国人类学尤重结构功能主义,关心人与人之间、独立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结构与互动。在美国人类学界则情况有所不同。虽然,博厄斯来美国之前,美国己经有相当规模的人类学群体,但大多不在高校里教书或者从事研究。博厄斯和他早期的学生均来自德国,而文化在德国的学界和思想界一直是主要关注点,因此,随着博厄斯在美国学界奠基,“文化”也就成为美国人类学研究中的关键词和主要关注对象。职是之故,美国人类学界才发展出对文化的诸多定义[11]。用社会文化人类学来统称人类学中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内容可能是较为晚近的事,它的出现应当是“二战”之后的事,表明了美国学术界统摄两种取向的努力。其间,英国的社会功能主义人类学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 A. R. Radcliffe-Brown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而一些接受英国人类学训练的人类学家也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到美国任教。用社会文化人类学看似有两者都不偏废的意思。为了行文方便起见,我们在以下的叙述里依然沿用文化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点自然是文化。在进入解释这一概念之前,我们先把文化理解人的行为与观念的总合。文化人类学总是在试图理解为什么人类存在着不同,这种不同更多地体现在生活习惯、信仰、艺术等人文的方面。文化人类学研究力图寻找出这些不同的内在逻辑。换句话说,人类学家相信,我们所能看到的众多表现,实际上内在心灵和价值观念的外化。因此,人类学者总是在研究过程中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上来看待外在世界和理解文化,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设身处地”。

谈及文化人类学不能不提及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历史。人类天然地具有好奇心,尤其是对看起来与自己是如此不同的其他人群。正因为如此,当人们碰到与自己不一样的人时,总爱琢磨,他或她为什么与自己不同,在哪些地方与自己不一样?所以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己经有些学者对欧洲以外的人类文明有所描述。世界历史上有名的希罗多德就是其中的翘楚。在中国历史上,几千年前的《尚书》里面就有对不同群体的记载。其中的“牧誓”记载的是周武王伐商之前率军在牧野进行战前誓师的情景。从这篇不长的文字里,我们知道,当时讨伐商纣王的武王之师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族群。虽然,其中并无详细的信息,但从文中武王的战前动员可以知道这些参战族群的称谓。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些参战族群的具体情况,但是,我们应当知道,人类的认知构成其实就是系统的分类过程和结果,所以,在《尚书》中有这些不同的称谓说明了我们的先民己经有了他我之别,尽管“他者”在战争中是自己的同盟。

毋庸讳言,较为系统性的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出现,与殖民主义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如是说并非指早期的人类学家都是为殖民主义服务的。恰恰相反,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如泰勒(Edward Tylor)、摩尔根(Luis Henry Morgan)等人,都是同情殖民地人民的悲天悯人之士。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奠定之所以与殖民主义有关,乃在于欧洲殖民者的海外扩张客观上为地球上不同人类文化的接触碰撞提供了舞台和空间。

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掠夺刺激了自身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到了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的大英帝国俨然成为所谓的“日不落帝国”,海外殖民地遍及五大洲。与此同时,法国也不甘人后,在工业和科技发展上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资本主义文明的高度发展带来了社会人文科学的全面繁荣。而随着殖民地的开发,数目巨大的“没有历史的人民”进入了欧洲人的眼帘。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在自诩为有教养的殖民主义者的眼里,自然代表了野蛮与落后。那个时代的一些学者试图解释这些不同于欧洲人的“他者”。然而,由于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的余绪,“进步”与“理性”这样的信念在英法等国的政界与知识圈广泛传播。从而,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上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想法,只有他们的文明所代表的成就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顶峰,而形形色色的不同族群和文化则代表了他们的过去。因此,那个时期的人类学家对这些不同文化与社会的解释建立在一种博物馆式排序逻辑的基础上,殖民地人民被考虑为演化过程中“过去”的“孑遗”(survivals),或者“活化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人类学的兴起与殖民主义的历史有关系。

文化人类学关心人类群体与社会在文化表现上的多样性。但是,究竟什么是文化?这是个需要专门交待的问题。对于一个人类学家而言,文化通常指的是一个群体惯常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如同早期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所言的那样,一个群体的文化包括许多内容,如语言、宗教信仰、艺术、风俗习惯,等等。当然,今天,我们还往往加上诸如性别角色(gender roles)、儿童养育方式以及其他可以观察到的,对人类生活有着重要意义的东西。因此,文化人类学家研究人类不同的观念和行为,以及人类究竟是如何习得这些观念和行为。由于人类学者相信人类之所以不同乃在于为不同的文化所型塑,因此,为了理解一个文化可以从人的角度反过来进行考察。在文化人类学领域里,文化人类学者也形成了专门的不同的分工,比如,有人专门研究宗教信仰,有的专门研究婚姻家庭,有的专注于特定社会的经济研究,也有的则专于考察现代国家政治如何影响到个人的群体身份认同,等等。近些年来,不少人类学家则研究起性与性别(gender and sexuality)、身体(body)、妇女以及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消费、跨国移民(transnational migration); 殖民地体系崩溃之后出现的族群性与民族主义等问题。

在所有的这些研究中,人类学要求人类学家在进行研究时总要把所研究的现象同自己或者其他文化习以为常的观念与行为进行比较,在这些习以为常的行为与观念中发现问题。为了使这样的比较有意义,人类学家通常得深入所研究的社会文化中生活。传统上,社会文化人类学根植于田野/实地研究(fieldwork),即人类学者通过长期生活于“他者”之中来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方法。在这过程中,人类学家与所研究的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参与观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 )。通过这样的方式,人类学家得以获得他们所需的信息。

如果可能,人类学家往往会花上1年甚至1年以上的时间在他的“社区”进行田野工作。这样的作业习惯来自于人类学的传统。在过去,人类学多研究的是所谓的“前工业社会”。许多传统社会被预设为与世隔绝,外界对之全然无知。因此,必须对这些社会有全盘的了解。这就要求有长时间的田野实践。前工业社会的社会经济作息围绕四季更替周而复始,而以1年为周期,恰恰可以捕捉到人们在各种礼仪岁时的活动。还有,在一年的时间里,社区里也一定有人生、老、病、死。这些,都是人类学家进行研究的重要场合。由于长时间的田野作业,所研究的人们在人类学家的眼里和叙述里不应当只是一系列的数据资料,而可能是活生生的独立的个体。他或她可能能够记住社区中的每一张脸,可能叫得出每一个人的名字,知道每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只是简单的男人、女人或者孩子,他们都是情感复杂的个人。人类学家与被访者(informants)拥有共同的晨曦与晚霞,他们与当地人一样,在清晨的嘈杂声中苏醒,在夜晚的聊天中结束一天的生活。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上,人类学是一门经验的学科(experiential discipline)。这样的研究取向自然有其优势,也有些看似短处的地方。通常人类学者不善于在国家社会等一些宏观层面上归纳出通则(generalization),他们的注意力也往往不太涉及国家或者国际社会决策层面上的问题,也自然地不在宏观的层面上进行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工作。然而,人类学家经常敏锐地体察到国家或者国际社会的决策在地方层面上的作用与影响。事实上,在最近的许多年来,人类学家在研究民族国家、难民和移民,以及各种国际进程和全球化过程的问题上,作出了巨大的工作与贡献[12]4-5

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今天的人类学家己经把大量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当前在国际上普遍出现的一些现象上来了。那种认为人类学家只研究前现代或前工业社会的观念应当加以扭转。这样的变化在人类学里可谓是意味深长。这种转变可能与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从历史来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许多原先吸引人类学家去进行研究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园地渐渐失去;其次,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学术思潮的巨大变化,引起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日渐成为研究潮流。第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首先,社会科学家关心资本是如何在世界上进行市场开发。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指出,殖民主义扩张与掠夺所导致的对世界的经济分工,导致全球市场实际分成不同的世界,建立起一种堪称“世界体系”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13]。这种宏大的视野令人类学家重新审视所研究的社会与文化,并以一种深切的历史关怀来理解与透视他们所研究群体或者社区,感受它们在整个区域甚至全球政治经济学语境里的位置。人类学家相信,世界上的大部分区域实际上早就与外界有所接触。地理大发现之后,殖民主义势力的大范围渗透,实际上使那种与世隔绝如同坐落般的社区成为一种虚幻的想象。

尽管基于上述理由,当今的文化人类学课题先导的研究(topic based research)日益成为主流,但长时间的田野工作始终是研究的基本手段与不二法门。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人类学的民族志(ethnography)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民族志是有关人们生活的学术记述[12]6,是学者们对特定社区、社会或者文化的整体叙述[7] 3。传统上,人类学者通常对所研究的特定社区的一切进行尽可能全面而详细的记录,将之组织成研究性文本。构成文本的基本素材主要来自田野工作所得。这种形式的文本可能存在一些短处。首先,由于整体和全面的基本要求,可能会使研究者问题取向不足,甚至忽视掉一些至关重要、更有意义的问题。其次,也是因为同样的要求,可能会使整体研究成果缺乏或者忽视历时性。当今的民族志己与过去的有了很大的不同。由于今天的人类学研究多具问题取向,从而进入社区从事田野工作时己经有了很强的针对性,他们的民族志文本自然也不会无所不包。另外,由于“流动”——资本、人口、文化等的流动——己经成为全球化的主体,许多人类学家关注起那些跨国的移民,跨国的企业等。从事这类课题的研究必然需要一个以上的田野点,所以是很典型的“多点”(multisite)研究。例如,有些人类学家研究来自中国福建、广东、香港等地的跨国移民时,不仅在移入地——如美国、英国等,同时也在移民的移出地——“侨乡”进行田野工作[14]。可是,必须记住的是,对一位专业的人类学工作者而言,你所呈现的文本可能不必像传统民族志那样无所不包,但你仍然需要一种全局的观念。换言之,尽管你所呈现的只是你所研究社区的某个面向,但在田野工作中,全面地收集资料还是非常必要的。

今天的人类学民族志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我们在文本中常常可以看见作者与被访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可以看到作者在社区中的感受;可以听到来自所研究民众的声音,等等。这些,在过去的民族志中不能说没有,但确实比较少见。民族志书写方式上出现的这种变化具有积极的意义,它表明了人类学者对所研究对象的尊重与同情,同时也有助于加深对被研究对象之内心世界的了解;我们还可以通过被访人的眼睛来理解相应的历史变迁如何在他们的脑海中浮现。

总之,社会文化人类学是通过直接与人的接触来研究人类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领域;它通过考察人类社会所存在差异来寻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群体的理解之道。文化人类学强调,所有人类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文化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历史与自然条件所致,文化上的差异无法说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无法共处,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去发现那些可能潜藏在不同和差异之下的相同性,由此来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

三、结语

人类学发展迄今己历百余年。在此期间,无论是研究取向或者旨趣都发生了许多变化。随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在人类生活的许多领域都有了人类学家的贡献。形成四大领域是美国人类学所独有的。这一体系的形成与美国早年的人类学者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有关,从中也可以看出当年德语国家思想界的影响。这四个领域虽然彼此间有所交叉、互渗,但走到了今天,实际上彼此间己经成为单独的学科。它们也都各自走上了独有的发展轨道。比如,体质或者生物人类学与生命科学的互动远比与文化人类学的互动要多得多。当下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梳动”己然成为许多社会人文学科的研究主体。它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种情况己经给人类学提出了新的课题,这些课题也要求原有的作业方式得有所改变。正如瑞典人类学家汉勒兹(Ulf Hannerz)所指出的那样,今天“多点在一”( several sites in one)应该是田野的要求。研究跨国移民、研究某种性质的职业等都要求人类学家到不同的地点从事田野工作。此外,即便在一个地点从事田野,也得从纵的和横的方面来考虑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场景。纵的自然是时间的维度。在高科技如此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生活的变化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设想一下我们从事参与观察的社区,十几年与现在看到的能一样吗?在中国各地,不仅许多地方在数年间景观就发生巨变,而且人的观念也随之改变。所以,我们从事当下的田野必须考虑它在十年前甚至几年前与现在有和不同。横的,则是空间的维度。现在的社区己经不在是传统意义上的社区了。村庄里的人们总是到外面务工,他们带给家乡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影响不仅在物质,更是在观念上。所以“多点在一”是很有道理的。它意味着人类学最基本作业方式的某种改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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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Wallerstein, Immanuel. World-System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4]范可.在野的全球化—流动、信任与认同.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来源】《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5,01:1-10.


[①]美国人类学家科塔克(Conrad P. Kottak)对美国四领域建制的人类学之成因有简要的解释。他认为,美国人类学产生自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历史与文化的关怀,对北美印第安人起源和多样性的兴趣带动了对他们的语言、习惯、社会生活,以及体质特征的研究,如此整合性的人类学研究不见于欧洲。在欧洲,相应的研究形成了分离的领域。参见:(Kottak 2007: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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