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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鸣:都市化中的文化转型
时间: 2015/4/13 19:13:34 浏览量:

 

【作者简介】周大鸣,长江学者,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研究方向:人类学。


 摘要】对于中国大部分地区来说,现阶段是一个从乡村社会向都市社会转变的时期,这个转变的过程也成为从农业文明向都市文明转化的文化转型过程,相较于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是一个长期、隐蔽的过程。从人类学角度看待都市化过程中发生的文化转型现象,从家庭、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整合模式等较为典型的方面进行阐释,将对文化转型的研究、都市化研究及中国社会的研究带来启发。

关键词】文化转型;都市化;乡土社会



国家统计局20121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末,城镇人口6907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00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1456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1]。这组数据标志着中国正在逐渐改变“农业大国”的社会性质,都市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变迁动向。我国的都市化以两种方式推进:一是原有城市的发展和扩张;二是新城市的出现。其背后都是广大乡村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都市文明的剧烈变迁。

多数研究将都市化视为一种社会转型。所谓“转型”,其含义在于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状态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全球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不断经历的“社会转型”主要包含社会形态的变迁、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模式转型三个大的主线[2]。在这种社会转型的视角下,学者们多是从利益调整、体制机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换等方面去看待乡村都市化的问题。比如从地理学的角度,都市化是一个空间的再组织过程,行政区划调整、非正规建设、工业重组、居住空间分异都可以视为“转型”的表现[3];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都市化就是关心政治权利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其与经济过程之间的连接[4];都市化也可以被表述成为一个社会阶层重构的过程[5],等等。在诸多的“社会转型”研究中,乡村都市化被作为集中了都市化转型中的各种特点、问题、矛盾的典型而备受关注。如许多学者关注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造成的“半城市化”地区的变迁[6]

以社会转型为路径,上述研究展现了中国社会在都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并探讨了这些问题形成的机制和过程。不过这些研究常常缺乏历史的视角,对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中国社会在经历都市化转型的基本问题缺乏必要的关注和探讨,导致其主要将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和解释问题等工作局限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从而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转型”从中国乡村社会百多年来的长时段的转型中割裂出来。

如果我们放宽研究的历史视野,笔者更愿意将都市化带来的一系列剧烈变迁表述为“文化转型”。费孝通先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关注到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问题,费先生认为文化转型是当代人类共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包含有两个方面:第一,工业文明已经接近末期,人类面临资源枯竭、气候异常、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严峻局面,人类对自己创造的文化应当进行反思[7],促进由工业文明的黑色发展转向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第二,在当代的背景下,文化转型势必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来自西方国家、强势文明的冲击必不可少,在这样的境况中,各文化主体要怎样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当今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这也就是费先生所说的“文化自觉”问题。在费先生之后的讨论中,学者们多跟随费先生的脚步,着眼于人类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全球化与国内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共融,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契合的可能性以及国内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留存问题等。

费老“文化转型”的提法启发了笔者用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视角去思考都市化变迁中的一系列转型。人类学是以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在长期的学科发展过程中,人类学形成了一套独有的文化认知范式,将文化理解为处理人与自然(如生计方式)、人与人(如社会结构和组织,特别是家庭和亲属结构)、人与自我(如信仰、价值观)等一系列关系而形成的机制。从这样一种认知范式出发,人类学者早就对作为非西方复杂社会个案的中国文化展开了分析。费孝通先生在成书于1947年的《乡土中国》中,开篇就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8]这种乡土社会是农业文明的缩影,它与长期以来的农耕生计紧密结合,是一个有其自身的社会结构特征、人际关系特征以及权力结构特点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文字无足轻重,人与人之间依据“差序格局”划分亲疏远近,男女授受不亲,依据礼治而不是法治对社会进行规范管理……这种图景,够得上费先生的老师——著名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称的“优美”。费老的上述论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是适用于中国社会的。而1978年拉开序幕的改革开放大潮,从根本上动摇了乡土文明的根基——大量农民被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经济生产不再仅仅依赖于土地,而这一切既是都市化过程的表现,也是都市化最终的结果。

因此,从人类学的研究脉络来看,都市化文化转型的核心就是告别乡土社会,这不是简单地指乡村演变为城市或城镇,而是指一种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整合后的新的社会理想。这是自汉代以来就影响中国社会至深的农业文明开始向都市文明转型的过程,是中国乡土社会百多年来发生深切而长远的文化转型的延续和深入,这一文化转型的过程虽然隐蔽而缓慢,却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

本文从文化转型的视角出发,基于老一辈人类学者对传统乡土社会重要特点的总结,尝试从婚姻家庭、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整合三个方面理解改革开放以来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一方面为理解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脉络和机制提供研究框架,另一方面也为理解中国的都市化进程提供一个现实与历史结合、经济与社会结合、结构与实践结合的研究路径。

一、家庭、性别与伦理

人类学习惯通过描绘家庭来展示一个社会。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对于社会来说,是组成社会结构的基础,也是个人与国家的联结纽带,一个家族往往是地方社会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家是最基本的生活单位,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聚合点,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家则代表着归属感、安全感和稳定感,还代表着严格的代际关系和文化伦理。因此,在中国,家庭的变迁与整个社会的变迁最为紧密地相连着。在乡村走向都市,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中,家所产生的变化是与个人最为密切相关的,因此,家庭在文化转型中出现的不适应现象,直接影响着这个社会的基础链条,应当予以首要的关注。

中国的传统家庭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其建立在父权制的基础之上,父与子的承继关系是家庭延续的基础,而代际关系是构成家庭的纵向阶续的链条;其次,在家庭分工方面是男主外、女主内,社会对于女性的价值判断取决于其是否处理好家庭内部的事务,是否“贤良淑德”;最后,在以自我为中心向外扩展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家人永远是最靠近核心的人,是最亲密、最应当真诚以待的人。而在走向都市化的文化转型中,这些文化伦理多多少少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有其好的一方面,但也带来了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从而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的存在。

首先,中间链条的缺失。这种现象指的是代际关系中,家庭中坚力量,也就是“中间一代”在家庭关系中的淡化,这一现象出现在许多正在走向都市化的乡村社会之中。可耕种土地的减少、对于更高经济利益的诉求,使得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走上外出务工的道路,家庭和家乡都不得不被甩在身后,如此就造成了诸多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现象。在家庭的代际关系中,就缺少了中间的链条。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极容易成为经济来源的象征符号,而非有血有肉承担教养责任的长辈;而祖父母,既要承担家庭的运转,又要担任孙辈的教养,这样的负担又会超出老人的负荷。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老无所依、幼无所养”。

其次,女性主义的“危机”。生产方式的转变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女性能够像男性一样外出工作,负担家庭经济,这一举动使得父权制衰落的同时提高了女性的地位。表面看上去,似乎是改变了传统文化中的“陋习”,达到了现代文化中的“性别平等”;然而,深层次的问题也应当被予以关注,那就是,这种“解放”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对于女性的价值判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价值判断变得更为苛刻。现代社会的女性,一方面需要工作,负责家庭的一部分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却依旧承担着传统文化中对于女性的价值判断。事业是否成功、工作好坏并不是对一个女人价值判断的核心,人们习惯性的要衡量她在家庭中的表现,婚姻是否成功,是否照顾好了丈夫,教育好了子女,是否有伺候供养公婆,才是对一个女人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而现代都市中普遍存在的“剩女”现象也是这一价值判断下的产物。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压力过大,在家庭中也会表现为夫妻关系不和,代际关系不协调等现象,而这一切都伴随着现代女性对于社会地位的不断追求。在达到社会性别平等与兼顾家庭角色之间的平衡上,女性还有很长的道路要前进。

最后,伦理的弱化。相较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家庭的重视,与家庭相关的一系列的伦理观念在都市化的过程中逐渐弱化,曾经的长幼有序、孝道当先等观念在今天已不再流行。正如前所述,在以自我为中心向外扩展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家人永远是最靠近核心的人,是最亲密、最应当真诚以待的人,这一点在今天也发生了改变。其中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传销,这一诞生在现代都市社会的古怪事物,使得人们首先对家人下手,发展传销链条,其根本是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逆序。不少传销组织采用的反而是所谓的“家庭化管理”,强化人们对于组织的归属感而淡化其对真正家庭的情感,这种做法违反中国最基本的伦理,传销也因此成为家庭破碎的杀手。

在都市化过程中的文化转型,使中国的家庭经历着种种的考验,或许这些文化上的不适应现象是一个转型时期的必经过程,毕竟,即使在今天,提起家这个词,还是给人强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家庭依然是最基本的社会结构组成部分。

二、社会关系中的自我与他者

费先生在论述家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中曾经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以强调家的横式结构,中国乡土社会采取差序格局,利用亲属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费先生认为乡土社会的特点就是“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9]。家庭以自身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来确定亲疏远近,同样的,在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中,每一个人也以自身为圆心,以差序的方式构建着自己与他者的关系。对于差序格局下的个人,他者的构成非常简单,传统的乡村社会,相对简单和封闭,差序格局的构建展示着一个熟人社会,对于个人来说,不同民族、种族、地域的人鲜少需要被纳入到自身与他者关系的建设体系中来。然而,在乡村都市化进程如此之快的今天,差序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被扰乱,这就产生了个人在文化转型时期遭遇到的看待自我与他者关系上的不适应现象。

首先,熟人社会不再“熟人”。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中,乡邻关系是差序格局中的重要一环,每一家以自己为圆心,周围划出一个名为“乡邻”的圈子;然而曾经常见的开放院落已经日渐被集中的公寓式楼房取代,鸡犬之声相闻的邻里互动景象被厚重的铁门隔绝。中国大部分乡村在都市化的过程中,经历了村改居、拆迁重建等历程,居民社区中的邻里关系失去了曾有的亲密互动。除了邻里关系的改变之外,现代都市生活更为复杂和开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能简单地以亲疏远近而划分。家人、同事、同学、某种活动的共同爱好者、宗教组织的团体,个人与他者的关系被划分成许多不同的圈子,熟人社会被打破,人际交往的复杂性是乡村都市化中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次,“圈外”的人近在眼前。如前所述,对于传统的乡村社会来说,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通过差序格局来建立,地域上遥远的人群、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群体的人鲜少出现在个人的生活环境中,也无需纳入到以自己为圆心的社会关系圈中。然而,都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处于一个时空压缩的全球化时代,不同民族、种族、信仰群体的人们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个人的身边,曾经以为在自身交际圈子之外的人出现在社交网络之中。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对于外来的不同种族、地域、拥有不同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人总是抱有复杂的心理,比如说“南蛮”、“北狄”、“西戎”、“东夷”等称呼,不仅仅表示着中原人对外部民族的鄙夷,还显露出中原人自身心态的不安全感。而具体到每一个个体身上,当今社会让多种类型的“圈外”人出现在人际交往体系之内,习惯以差序格局构建自身社交体系的中国人应当怎样去看待这些与自己大不相同且复杂的、象征着多元文化载体的他者?又应当怎样去消除自身的不适感和不安全感呢?

最后,流动的“圈子”。相较于传统固定的乡土社会,现代都市中人口的流动性大大地增强,人口的流动除了带来资源、信息、文化的流动之外,也带动着人际交往圈子的流动。因此,相对于传统固定的社交网络,如今的社交网络灵活性更强,流动性更大,变化也更多更快。原有以差序格局构建的熟人社会所带来的安全感也在这样的事实中逐渐削减,人与人之间情感趋于淡漠,不信任感趋于增强,而处于文化转型中的人们,对这种现象的不适应感也将越来越突出。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流动的“圈子”为人们提供了自由选择人际关系的机会,利用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作为个人交际圈的背景非常重要,直接影响着个体的发展方向。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流动的“圈子”为个体提供了把握自身人际交往的机会。

对于个体来说,社会关系网络在都市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文化转型所带来的并不全是“不适应”。虽然说,自出生以来就固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开始变得流动和不确定、差序格局的打乱、熟人社会不再等现象的确会给人们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茫然感,但是,现代社会关系网络的运作方式却为个体提供了建立自己的“圈子”的机会,在这个建立自己“圈子”的过程中,人们也将会学习如何认识他者,了解他者,选择他者成为自身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部分。

三、社会整合方式的变迁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社会整合模式,一直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国内外的许多人类学家都对此做出过解释。无论是弗里德曼的宗族模式、施坚雅的区系理论,还是杜赞奇提出的国家权力与区域——地方权力网络杂糅的解释模式、萧凤霞提出的乡村代理人——社区国家化模式,都体现出汉人乡村社会多重而复杂的权力关系,可以说国家——地方——宗族权力的相互碰撞和协调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整合的方式。

除了政治力量引发的社会整合之外,民间还有一套自下而上的文化整合的方式。这种文化整合常常具体地表现在节庆活动、庙会以及其他与民间信仰相关的大型仪式场合,这类场合往往是民间文化、民俗特色的集中展示,同时也是乡村社会民众力量的显现。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大型的庙会、民间信仰仪式,如社火、游神等,常常包含着一种狂欢精神。在这种活动中,人们没有了日常生活中的等级秩序,放下了平常的矜持态度和得体的举止,社会统一的规范被狂欢的价值观打破,这种打破是温和而无害的,却又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人们对于世俗控制的压力感,使人们获得一种宣泄和快感。而在这反规范的过程中,又进一步的增强了乡民的凝聚力和共同的心理认同感。总的来说,这类的文化整合,具有原始性、全民性、反规范性的社会特征,有着心理调节器、社会控制安全阀以及维系社会组织、增进群体凝聚力的良性功能[10]

在乡村社会都市化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其社会整合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在这种改变过程中,乡村社会表现出社会和文化上的不适应,以下针对上述两种整合方式进行说明:

首先,从政治力量引发的整合来说,相较于传统乡村社会国家——地方——宗族权力的相互碰撞和协调,如今已渐渐走向都市的乡村社会在政治权力的表达上显得更为单一。随着现代化和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国家权力开始渗透进入乡村社会,试图实现对乡村社会的直接治理,从而破坏了传统的权力文化网络。虽然说这种渗透是乡村社会都市化的必经过程,但是,过快的国家权力渗透使得地方社会的调适过程显得异常艰难。以大学生村官这一事项为例,直接将大学毕业生放置在村一级的基层管理体系中,固然能够促进这一管理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但外来的大学生对于当地社会具体情况缺乏了解,也造成了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和疏离,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的对接缺少了中间环节的渗透,使得地方社会适应新的社会整合方式的速度远远慢于国家权力的快速下行。

其次,进一步来说,乡村都市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形式的文化整合不断削减的过程,在都市生活中,并不存在此种类型的文化整合活动。原有的庙会、民间信仰等仪式,要么随着都市化的进程而消失,要么转化成一种单纯的文化展演,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整合功能。自下而上的文化整合的消失,伴随着民间信仰的变迁带来的庙宇经营化、功利化取向,导致民间信仰原有的对于乡村社会的整合、调节作用消失。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变迁、文化转型的过程中,乡村社会民众熟悉的文化整合方式的消失,象征着村民集体的一种消散,同时也造成乡村都市化过程中的一个不适应现象。村民们在没有完全形成都市居民的意识之前,缺乏对于地方社会的心理上的认同感,凝聚力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现代都市生活。这个过程对民众来说,是一个寻找新的集体归属的过程,这种集体归属将可能在都市里族群的、宗教的身份认同中出现。

或许,对于民众来说,社会整合模式发生的转型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文化的不适应现象,但是,从现有的趋势看来,这种不适应将逐渐化解在城市为人们带来的新的娱乐活动中,在这种娱乐活动里,人们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找到集体的归属。在今天正在经历着都市化的乡村社会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太极队、秧歌队、棋牌室、跳舞队,甚至还有驴友团体等,这些都是人们再次寻找文化归属的结果。自下而上的文化整合模式的消失带来的不适应现象有所缓解,而村民集体的消散也在这些文化小团体中得到别种意义的重生。

四、结语

如前所述,本文为围绕告别乡土社会展开的文化转型研究所需要关注的关键领域与问题提供了框架。关注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一方面可将改革开放以来的都市化变迁与中国乡村社会长时段的转型变迁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更有助于对都市化进行深入的分析,形成都市化研究的一系列新主题。从乡土的自给自足社会到市场的风险社会,农民和村落的终结,是一个巨变,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无数不足为外人道的喜怒哀乐,既有摆脱农耕束缚、踏上致富列车的欣喜和狂欢,也有不堪回首的个体和集体追忆。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其中涉及的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在文化转型的视野中加以展开。如本文提到的婚姻家庭、人际关系、社会整合等主题及其相互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均可成为未来都市化研究关注的重点。

就人类学学科本身来说,其传统在于研究非西方简单社会,在最近几十年面临着一系列学科的转型和重新定位,而都市研究则是其中转型挑战最巨大的研究领域。自从二战后人类学家“被迫”走进都市研究领域以来,都市人类学一直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方面面临着巨大的争论和挑战。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人类学复杂社会研究的经典个案,正如费老的《江村经济》的研究被认为是开辟了人类学对非西方复杂社会研究的新领域,从而在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1],同样,对乡土中国的变迁,特别是对今天告别乡土社会这一剧烈的文化转型的研究,也具有推动现代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突破的潜力。这一领域将既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挑战,也更是发展的机遇。

 

【来源】本文为2012年“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第十一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主题论文,刊发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97-102



[1] 数据来自新浪财经 http: / /finance.sina.com.cn/china/20120117 /123511222217.shtml

[2] 郑佳明: 《 中国社会转型与价值变迁》,《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1 期。

[3] 吴缚龙等:《转型与重构:中国城市发展多维透视》,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 273-276 页。

[4] BaetenGSwyngedouwE and AlbrechtsL.PoliticsInstitutions and Regional Restructuring Processes: From Managed Growth to PlannedRegional Studies199933( 3)ChenKWUrbanization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since 1982.Modern China,1994,Vol.20,No.3.Swyngedouw E.and Baeten G.Scaling the Cit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Development.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01,Vol.9,No.7.

[5] 郑杭生,李路路等: 《当代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现状与趋势》,北京: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31 ;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8-14 页。

[6]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1-15 ; 郑艳婷等:《试论半城市化现象及其特征——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地理研究》2003 年第 6 期。

[7]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费孝通文集》第16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 年,第 55-64 页。

[8]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页。

[9]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2页。

[10] 赵世瑜: 《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1 期。

[11]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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