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柏贵喜:乡土知识及其利…
 · 徐杰舜:中国农民守土与…
 · 徐新建:“乡土中国”的…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章阅读
“守土离乡”中的性别失衡
时间: 2014/11/28 15:07:29 浏览量:

本文为武汉·2005 “人类学与乡土中国 第四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主题论文

 

【作者简介】

李小云(1961~),男,陕西省定边县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守土与离乡”已经成为研究乡土社会的分割点。当然,“守土与离乡”已不是一个新鲜的研究范畴,但是从性别视角去看这一问题,则有待于更多的探讨。

一、变迁中的乡土社会

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的特点是“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的下去,不太有变动”[1]。农村社区人口的增加超过一定规模,就会出现人口的流动和分殖现象,但是“老根是不常动的”。农民聚村而居,使得村落成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由于人口的流动率低,社区之间的往来不多,因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人们在这种地方风俗的限制之下“生于斯、死于斯”,彼此之间甚为熟悉,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法律是用不上的,社会秩序主要靠老人的权威、教化以及乡民对于社区中规矩的熟悉和他们服膺于传统的习惯来保证[2]。事实上,中国的乡土社会正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

建国后,国家政权实现了对乡村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生活的全面监控,然而这种监控乃是建立在一套僵化的统治体制之上:农民被束缚于土地上,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严格的户籍制度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划下一道鸿沟,也使农民很少有改变身份的机会;这种体制同时还有效地限制了人口的流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对于乡村社会生活的改变可能意义更加重大。伴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单调闭塞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大众传媒进入农村,不但改善了乡民的文化生活,而且让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刺激了他们的欲望和想象力;城镇之间以及城乡之间正常的人口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的面貌。然而,所有这些仍不足以让守土和离乡的人群因此而淡化乡土社会的概念。

同样,村落文化是乡土社会文化的载体,村落文化以村落内部的信息共享为主要特征。它的其他特征也包括:村落的规模以一般人相互熟知的极限为其极限;村落成员的流动性不大;村落中的人有相互竞争的倾向;村落中的成员有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趋同的压力。在村落文化的环境中,在生儿育女、婚丧嫁娶、盖房修墓这些大事上,每个人都受到压力,要按照既定的规矩办事,并力争超过别人,否则就可能没有“面子”。这正是我们熟悉的乡土社会中的情形。此外,上面提到的最近十几年里各种民间记忆的再现,也使一些人类学家敏感地意识到现代政治过程中“乡土传统”的持续性及其重要意义。其实,乡土社会一直是在蜕变当中,而且今天仍在变化之中,只是,所有这些变化尚不足以使它消逝。近年出现的意义重大的乡村工业化并没有带来城市化,而是造就了一批“半工半农的村庄”。总之,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乡土社会”的概念在守土和离乡人群中依然清晰可辨。

如今,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涌向城市,由欠发达地区涌向发达地区,掀起了每年的“民工潮”,已构成社会的一个独立单元,成为社会流动的主体,其流动规模相当大。当地经济状况和思乡的文化影响着劳动力流动的形式。乡镇企业发展较好、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劳动力流动可以是“离土不离乡”,这是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动的最初形式。“离土不离乡”的具体形式主要有两种:农忙时务农、农闲时经商的兼业者和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员。农村人的乡土意识也逐步的弱化,很大原因是受到外面经济发展意识的影响,认为外面的发展机会比较多。于是在90年代出现了“离土又离乡”,这种模式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前一种的主导地位。“离土又离乡”的形式随着城市化战略的推进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流动方式。其具体形式一种是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并在城镇或大、中城市落户定居,彻底脱离农业和农村;一种是去外地城市或城镇打工,长期工作、生活在外地,逢春节等重大节庆才回乡团聚。后一种“离土又离乡”的劳动力在城镇与乡土之间往返,而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所以,一方面他们受着城镇文明的影响,一方面也有隔离不断的乡土社会情结。农村流动人口是农村中的精英群体,其中男性往往多于女性。相对于农村社区的整体人口数量来看,流动人口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对于乡土社会的变迁起到催化的作用。原因是在传统社会中,农村社区的人群在时间和空间的序列上都是具有同一性。现在,这种劳动力的外流,打破了原来的乡土社会整体功能结构。“守土”和“离乡”人群的原有社会关系被用一种无形的界限分开,使得原有的家庭协商机制、男女分工模式以及乡土社会价值认同体系都在性别视角下发生着变迁。

 

二、守土与离乡的性别结构重构

劳动力外流对乡土社会原有的秩序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对于农民原有的生活方式、性别分工模式和政治权力的诉求,以及原有的观念和意识产生深刻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外流的过程中,传统的乡土性别结构被打破,并进行了重塑和构建。

1.守土妇女依赖心理减弱,独立决策意识增强。在文化层面上体现得非常明显,男性主导社区事务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模式,与此相对应,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观念至今在社会中仍占有相当大的市场,社会文化环境对妇女的这种偏见为妇女政治参与设置了无形的障碍,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女性参与社区事务的机会排挤。妇女缺乏接受培训的机会,很少外出开阔眼界,也很难获得新的信息,这些也在客观上影响了妇女积极参政的信心和能力。传统上都是由男人来决定较大的事务,女人因此形成一种依赖心理,总觉得社区的事情与自己家庭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能不去也就尽量不去参加了,除非村上有一些强制性的措施。

然而,由于农村大量的男性劳动力外流,对于守土的妇女来说,丈夫出外打工等,使她们承担起原来在社区和家庭中由她们丈夫承担的责任。丈夫外出打工引起了劳动分工的变化,进而增加了妇女参与社区事务的机会。江西台庄案例中的陈美蓉,以前丈夫是本村的小组组长,所有事情都是丈夫参与的,但是现在丈夫出外打工了,她自己又做了村里的小组组长,开始参与村里的事情,也开始比其他普通妇女更关心社区的事情。

2.“男耕女织”的和谐分工模式被打破,影响妇女发展权。在传统社会里,夫妻之间的“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模式被认为是最和谐、合理的分工。但是,现在由于劳动力外流,出现了性别一方的缺失,必然会造成原有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要想维持生计,外出务工是最好的办法。多数农民认为外出务工是必须的,因为由于土地面积有限,地里的庄稼收成再好,也卖不了多少钱,何况靠天吃饭,很难有好的收成。往往种地的收入只能够填补买化肥种子的支出,外出务工挣来的钱才能供孩子上学,盖房子和日常生活开销。因此外出务工是家里的一项大的决策。调查结果显示,在结了婚的村民中,以男性外出务工为主;在家里小孩与老人负担较少的情况下,往往会选择夫妻共同外出务工。如在江西小山口村外出务工的有200多户,400多人在外务工。夫妻双方均在外务工的农户家庭有100多户,剩下的100多户多数是男人在外务工。其中大部分家庭的田地都是交由家中的老人耕种,有20多户将自己的田地转包别人耕种。

农村男女对性别的传统角色分工有着非常统一的认识。如果不外出务工,则男人应该负责与种田相关的劳动;女人则负责家庭内部包括小型养殖(通常是猪或几只鸡)、带小孩、照看老人及家务活。这种传统的对性别分工的认识还包括:男性是家庭生计的主要维持者,家庭收入应主要靠男性去挣;而女性则应该以家庭生活为主。以上对传统的性别分工的认识,更多地束缚了女性劳动者的流动性。在男女双方不得不留下一方在家的时候,女性常常成为了守土的一方。

男性外出务工给女性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影响,男性外出,女性从传统的做家务、搞养殖扩展到以土地耕种为中心的农业活动。一方面增大了女性的劳动负担,使女性由于男性外出而担负的劳动过多而使身体患病的几率上升;但另一方面男性外出打工也使女性为家庭创造的价值显性化,扩大了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决策范围。

相反,一些女方外出而男性留在家里务农的,但这占少数,而且多数情况下是由于家中有特殊原因,比如丈夫生病或年龄偏大。在四川苍溪县礼花村调查的15个外出务工的已婚妇女,其中9个都是在不得已(如丈夫生病)的情况下才选择外出。与种田、做家务比较,外出务工无疑被农民看作是更具发展性的选择。当这种选择机会有限时,总是优先给予男性,不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男性在流动中的地位基本上是不变的,他总是主体或为主的角色;而女性自从结婚后,便退为配角,她的发展是以丈夫的发展为前提的。只有当某种原因使丈夫难以承担家庭主要责任时,妻子才作为替代性的角色上升到主要位置。

农村女性外出务工多在结婚之前或孩子完成中学教育之后;而男性外出一般没有时间的限制。当然不同的农户会有差异,但村民普遍认为这样的务工安排是一种相对合理的选择。对于女性来说外出务工一般选择婚前长期外出,婚后短期。已婚妇女外出务工主要是季节性的,而且外出的妇女多数是在没有家庭拖累的情况下外出。而男性无论婚否都是长期在外的多。但是调查发现,守土男性很少在女性外出务工后从事妇女原本从事的家务活等劳动,而这些被认为是“琐碎的事情”的劳动则多数被家里的老人承担了。很少有案例表明女性的外出加重了男性的劳动负担,而女性在家的老人却比女性不在家的老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

选择了男性外出而女性留在家里,则农业生产的女性化变成了一种自然的结果。但在男性在外能够挣到足够的收入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些将地转租给他人代种的现象,从而使女性也脱离了农业活动,全部投入到家庭生活中的情况。转租土地能使女性脱离了农业回到家庭内部,一方面减轻了女性的负担,而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女性比以前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男性,弱化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在调查中也发现转租并不具有普遍性,除了受农户经济条件的制约,还受自然条件的约束。如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像甘肃的调查社区,由于土地的产量极低,转租土地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使农户有想法,也转租不出去。同样,女性外出务工给女性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影响,调查发现由于女性外出务工而带来的女性经济收入的增加导致了女性在家庭中决策地位的提升。而女性由于外出务工而产生的远离家庭的事实,又减少了其原本在家庭成员中所扮演的传统角色的成份。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M].上海:三联书店,1998.

[3]李小云.中国性别不平等与贫困关系研究报告[R].世界银行,2005.

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1:17-19.



[1]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人类学乾坤  关于我们   E-Mail:ca101@qq.com   QQ:1016334869  
版权所有:人类学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