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构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
 · 张有隽:人类与环境及资…
 · 叶舒宪:人类学质疑“发…
 · 来自人类学者的声音——…
 · 聚焦发展与不发展——第…
 · 聚焦发展与不发展——第…
 · 聚焦发展与不发展——第…
 · 周大鸣:论城市多元文化…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文章阅读
孙振玉:论环境置换与族群变迁:以回族为例
时间: 2014/11/16 21:29:08 浏览量:


 

【摘 要】回族,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的形成契机以及一些重要的中国化特征的形成,与其先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根本置换有关,围绕回族的这一情况,从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相结合的角度,尝试探讨一下有关环境置换与族群变迁之间的关系理论问题。

【关键词】环境置换;族群变迁;回族

【作者简介】孙振玉(1956),河北清龙人,法学民族学博士,宁夏大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民族问题理论和民族文化研究。



何谓环境置换?在本文中,它是指伴随着族群迁移而发生的某一族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环境发生完全彻底改变的现象。就是说,民族迁移的结果,使某一族群彻底放弃了原来的环境,而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这是一种伴随着族群迁移而必然发生的普遍现象,它的出现,往往预兆着重大族群变迁的到来,甚至是再造一个民族的开始。回族不是我国原有的民族,亦不是主要由我国原有的民族发展而来的,而是在境外穆斯林移民基础上演变而成的。通观该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现有的民族特征,笔者认为,回族,从某种意义上讲,她的形成契机以及一些重要的中国化特征的形成,与其先民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根本置换有关。本文围绕回族的这一情况,从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相结合的角度,尝试探讨一下有关环境置换与族群变迁之间的关系理论问题。

回族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曾经历过三次大的蜕变,这就是从唐宋时期的“蕃客”(外来穆斯林侨民),到蒙元(指蒙古帝国和我国元朝)时期的“回回”(尚带有许多外来移民特征) ,再到明清时期的回族(已基本实现中国本土化而成为我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她的这一演变,始于其先民所处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环境随迁移而发生根本置换,继之于与我国这一新的环境之间发生的长期互动,甚至是在其制约和影响下完成的。

我国与古代阿拉伯和波斯地区(广义的“西域”)很早就有往来,到汉代,已达到空前规模,著名的“丝绸之路”这一国际大通道就是其历史见证。“丝绸之路”在沿途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人民之间,发挥着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种重要交流功能。因此,伊斯兰教诞生后,通过这一国际大通道而来华并定居的穆斯林移民中,在唐宋时期就拥有使者、商人、士兵等多种身份。而这些穆斯林移民,就是我国回族最早的来源。他们在当时的中国,属于所谓“蕃客”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被称作“蕃客”这一名称上看,唐宋时期在华的穆斯林移民的主体应是商人,其分布状况,也大体上以政治经济文化发达的大都市如唐代的长安和北宋的开封,以及海陆交通方便的广州、扬州、泉州等港口城市为主。由于宗教信仰的特殊性,他们于所在之地,一开始就呈聚居方式,并在所谓的“蕃坊”内实行自治式的内部管理。“中国商埠为亚拉伯商麇集者,曰康府(广州)。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1]他们的在华子女可以随所在地入学,亦有我国政府为之专门开办的“番学”。[2]“蕃坊”“蕃学”的出现,是穆斯林长期留居我国的重要表征。

蒙古帝国兴起后,曾征服中亚大片伊斯兰土地,掀起过大规模的移民浪潮,致使大批穆斯林进入蒙古人统治的东方。1260年,忽必烈建立元朝,继而灭南宋而统治全中国;1275年,旭烈兀占领巴格达,灭阿拉伯帝国。至此,昔日两个庞大的帝国即唐宋时期的中国与阿拉伯帝国,全部接受了蒙古贵族的统治。正是伴随着这一政治扩张,以及后来继续迁移与发展的结果,元代穆斯林的分布更加遍及中国,江南和西北一带尤多。[3]

蒙元时期的穆斯林,在我国被称作“回回”,这是今日回族名称的来源。在蒙古贵族的统治下,回、汉的社会地位已不同于唐宋时期,这时,回回作为“色目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受到了虽低于蒙古人但

却高于汉人的待遇。“惟我皇元,肇基龙朔,创业垂统之际,西域与有劳也。洎(音记)于世祖皇帝,四海为家,声教渐被,无此疆彼界;朔南名利之相往来,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于是西域之仕于中朝,学于南夏,乐江湖而忘乡国者众矣。岁久家成,日暮途远,尚何屑屑首丘之义乎?”(王礼麟:《原集·义记》卷六)回回之在华者,可以求学、入仕、经商、务农、成家立业,自然不复思归了,这一段话就是这样一番情景的写照。

蒙元是我国回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因为,回族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华之回回移民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而来的。当时的回回中已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各种突厥人、其他中亚人等多种成分,后来,随着元明时期大批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他们也成了今天我国回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回族的来源是多元的,不过,在所有这些来源中,却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们都以各式各样的方式信仰着或信仰了伊斯兰教。

明代,新疆和中亚一带仍在蒙古势力的控制之下,他们的存在对中原王朝的对外关系曾起到过重要影响。总的来看,明代中叶以前,中原王朝基本上还维持着较长时期的对外开放局面,这时,中亚等地穆斯林得以继续以使者、商人、传教士等身份来华,而使回回这一穆斯林群体能够不断获得外来补充。但是,明代中叶以后,却因今新疆地区局面失控而在西北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从此,基本上关闭了历史上大批穆斯林来华的大门。因为,与此同时,阿拉伯等国穆斯林由海路来华之可能性,也受到了西方列强的海上霸权,以及中国政府的全面“闭关锁国”政策的极大阻碍。这一重要变故,促使回回对自己在华之身份与处境不得不进行重新审视,从而加速了其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化、本土化进程。

明代是我国回回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她的中国化、本土化特征逐步形成并稳定了下来。明初,汉人重新夺得政权后,所要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改“胡俗”为“中国之制”。《明太祖实录》卷二六载:“(洪武元年二月壬午)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中国之制……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其辫发、椎辔、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这一措施其初衷显然不是针对回回等胡人而来的,而是针对变为胡人或胡化的汉人而来的,可是,明初回回人改姓氏却一度蔚然成风。[4]今天,回族人在语言、姓氏、服饰等方面与汉人已无太大区别,溯其所自,明代不谓不是其重要契机。明代回回的变化,不仅体现在风俗习惯方面,还体现在血缘方面,这与明朝政府的同化政策有一定关系,如《明律》卷六载:“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宫为奴。”回汉通婚并不始于明代,汉人作为当今回族的一个重要来源亦属事实,但推行血缘同化政策,明代却是一典型,其对当今回族人体貌特征的影响不能说毫无干系。

风俗习惯与体貌特征上的改变,还只是更深层变化的前奏,始自明朝末年的经堂教育和回回理学译著才真正为回回穆斯林迎来了全面的文化变迁。经堂教育是我国回族特有的一种民间教育形式,它由陕西回回胡登洲(15221597)首创,有广大群众长期支持,至今仍在起着传播民族文化知识、培养民族、宗教人才的不可取代的作用。回回理学译著运动就是在经堂教育的直接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而所有著名理学译著家几乎无一例外都出自这一教育。

回回理学译著,不仅是用汉语言文字来从事伊斯兰文化之翻译著述(但这也足以证明,汉语已由回回的民间语言,发展为学术语言),更主要的是从思维上、从认识上,即从理论和方法上,甚至从民族文化气质与精神上,全面地接受了汉族儒家的影响。这一深刻变化,是广大回回认真反省自己新的生存发展环境,认真反省自己新的本土身份,再创自己新的主体性的必然结果,亦是以“伊斯兰”为原有特色的回回文化之中国化、本土化的结果,它因此标志着回回这个民族共同体在我国的新的兴起,以及她的民族意识的新的觉醒。

总之,在唐朝初年以后的千余年历史中,境外穆斯林基本上是不间断地以各种身份来华,并在蒙古人主宰中国期间达到了高潮。这些穆斯林及其后裔,在不断吸收我国汉、蒙等固有民族人口而演变为当今回族的过程中,其分布状态也出现了三大特征:一是地域分散性大,即在全国范围内大分散;二是居住相对集中,即无论分散在何地,回族人口都相对集中地聚居在一地,形成回族社区;三是其主体部分逐渐向西部集中,尤其是西北,如,根据1992年国内民族统计资料,在我国的一个省级回族自治区即宁夏回族自治区、两个回族自治州即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以及10个回族自治县(其中,4个县是与其他民族共同实现自治)[5]中,除河北省的两个自治县外,其余都在我国的西部,又其中,自治区和自治州的全部,以及6个自治县(占全国回族自治县的3/5)则分布在西北。

回族及其先民的上述分布特征,决定了他们在我国的居住环境必然是:在自然生态方面,他们能够和我国各族人民一道分享着我们中华民族所拥有的“地大物博”及其丰富多样的资源;在人文社会方面,对其影响至深的则是汉人、汉人社会、汉语言、汉文化这一环境。不用说,这是一种完全异于其先民所曾拥有的环境。

回族先民所处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环境发生根本性置换以及他们长期因应的结果,体现在其民族特征方面,就是处处都打着新的环境的烙印,以此,证明了环境因素对族群变迁的重要影响作用。

()回族的地域特征。回族自其先民来华时

起,就根据各自的情况,分散到了我国的许多地方,早期为通商之便,主要分布在经济文化发达的都会、交通便利的城市和东南沿海的港口。到了元代,随着各种身份的境外穆斯林的大量来华,以及相继成为编户之民,其分布已遍及全国,然而,分布重心却已开始由东南向西北转移。后来,回族人口虽因各种原因而处于经常变动、迁徙之中,但却从未改变这一遍布全国的分布特征。的确,在我国民族发展史上,迟到的回族及其先民,没有像藏、蒙古等其他民族那样在中国境内为自己找到一个曾经专属于她的家园,即没有一个“小家园”,但她却有一个大家园,这就是中国。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只要是在中国,回族及其先民从来都不在乎去哪里安家,从来都不在乎到多么艰苦的地方去求得生存(当然,这其中不是没有辛酸的无奈),他们没有在汉族身上体现出的那种安土重迁的缠绵悱恻之情,这一方面体现出了他们传统的移民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他们确实是把大范围的中国当成了本民族的共同地域,不管这样做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其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番情景。回族今天所具有的民族特征就是在我国这个大范围内形成的,而不是在某个狭小的地域内形成的,是在全国这个大范围内与汉族的全面而长期的互动中形成的,而不是可以脱离汉族这个大社会环境能够形成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中国这个大的地域空间,没有汉族,也就没有具有今天这样的民族特征的回族。

()回族的语言特征。回族现在使用的共同语言是汉语[6],使用的共同文字是汉字。但从历史上看,回族的先民即历史上来华的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突厥等各族穆斯林移民中原来并没有统一的语言,他们或讲阿拉伯语,或讲波斯语,或讲突厥语;而以通婚或皈依伊斯兰教形式成为回族另一重要来源的我国的汉、蒙古、维吾尔等族人口,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用着本民族的语言无疑。正是他们以及他们的后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融合成了回回这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与此同时,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原来的语言,而以汉语为其统一的民族语言。

我国是一个地域广大的国度,汉语内部的差别很大,历来有七大方言之说[7],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闵方言。历史上长期居住在不同方言区的回族,也就地区而讲本地汉语方言,这就同不同方言区的汉族之间因方言差别而难以实现顺利的交流一样,不同方言区的回族在语言(方言)上彼此之间实际上并未彻底统一起来,因此也并未彻底改变历史上回族及其先民由于讲不同语言而彼此疏离的状态,这一点是需要给予充分重视的,因为它从语言方面证明,回族乃是一个内在比较复杂的民族共同体。所以,也说明,并不像有的学者所想象的那样,由于接受了汉语这个共同语言,回族内部的交流就毫无问题了,就顺利实现了,其实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想法。

在这里,我们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汉语在回族中的使用情况,并不处处与汉族中的情况相同,其实也有其独有的特征。据有关学者研究,现在的回族汉话中,不仅夹杂着大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蒙古语词汇,其语法、句法结构也与汉族的原版汉语有所区别,甚至同居一地的汉族与回族在其所各自使用的汉语的语音、腔调上也有差别,有资料证实,甘肃省临夏市回汉民族虽都讲地道的临夏话,但汉族的汉话与回族的汉话之间就有不小的差别。这里,让我们看一下回族汉话在语法方面与汉族有差别的例子。如回族人讲“抓水”(专用于指称替亡人做大净)、“色俩目在你上”(意思是向你致以色俩目问候),这要拿汉族使用的汉语语法来比较,显然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1](P68)究其原因,回族汉话独有的特征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它保留了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影响,这是一种历史的积淀。

()回族的经济生活特征。回族人口在我国的大分散状态,决定了该族内部不可能有统一的或共同的经济生活,但她却有大体一致的经济生活特征,这就是农商兼营,多业并举。这一极富个性的经济生活特征也是历史上逐步形成的,并且,恰好是回族先民所置身于其中的新的自然生态环境使然的。

农业是我国回族的基本经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迄今犹然。与这一总体情况相一致,回族人口的大多数也生活在农村,也从事着农业经营。回族在我国经营农业,大规模者,大概始于元代的“编户”,因为只有在那时,回回在我国才有获得大量土地的可能。在从事农业经营方面,最能体现回族及其先民所具有的非凡的适应性。如,西北是我国自然生存环境较为艰苦的地方,而这里恰恰是近千万回族人口中聚居最多的地方。本来,西北回族曾有相当多的人口居住在交通和文化均较发达的城市,但是,近代反清起义失败后,他们却被迫进入了这里最贫困的山区,以至于今宁夏的西海固、甘肃的临夏州和张家川等条件艰苦的山区,都成了回族聚居最典型的地区。能够在干旱的西北最缺水、最干旱的地区存活下来,广大回族人民表现出了她的巨大的适应性。西北的农业也锤炼了回族人民的不屈的精神、坚强的性格和顽强的生命力,这是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商业是我国回族的特色经济。著名的丝绸之路(包括西北、西南、海上三条丝绸之路)曾长期连通着我国与海外各国。由于近邻关系,阿拉伯、波斯等国家和地区曾是历史上与我国交往最早、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和地区。所以,回族先民(唐宋时期的阿拉伯和波斯等族穆斯林“蕃客”)才得以作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商业力量,通过丝绸之路这一国际大通道而进入我国。可以说,我国回族的经商传统是非常之悠久的。回族经商素以“诚实”和“公平”取信,这一点来源于伊斯兰教。不仅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有大量的鼓励经商和论及商业道德的训导,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本人还原本就是一位商人,是他为广大穆斯林留下了良好的商业道德,如他讲:“诚实的商人在报应的日子将坐在主的影子之下”,“忠实可靠的商人,在复活日,将与烈士们在一块儿”,还讲:“真主使群众互惠互利”,“主顾双方皆大满意后,才得各干各事”。

多业并举是我国回族赖以拓宽生活之路的经济。我国是一个典型的自然生态环境多样化的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分布的回族,除了大体上都有农商兼营这一总的特征以外,他们在不同地区,为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便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就农业而言,宁夏西海固的回族经营的是典型的干旱农业,以种植耐旱作物如土豆、小麦、玉米、豌豆之类为主;江南回族则经营稻作农业,植桑养蚕;牧业主要是牧区回族的主业,如青海、云南牧区或半农半牧区的回族中的畜牧业就比较发达;东南沿海的回族则借助近海条件,从事海洋捕鱼、滩涂养殖和海上运输,等等。另外,具有商业精神的回族,在经济选择上也表现得十分灵活、善变而适应性强。一般地讲,不论是哪一种经济行业,只要能够获利,只要符合伊斯兰经济伦理的要求,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尝试。所以,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现代产业,各行各业中几乎都有回族人的参与。如,历史上,回族经营珠宝玉石业、运输业、清真饮食业、牛羊屠宰业和各类加工业,以擅长制香、制药、制革及矿产采冶等而闻名。现在,随着各种现代经济的出现,回族人从业的领域又与时俱进,大大地拓宽了,可以说,对于他们来说,在从事经营方面,除了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回族的文化心理素质特征。笔者在《中国伊斯兰传统文化研究》一书中曾专门论述过中国穆斯林民族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即他们在对待本民族方面体现出来的自豪、自尊、自爱、自信精神;在对待其他民族方面体现出来的平等、博爱、公正、兼善精神;以及在对待民族命运方面体现出来的自强、进取、英勇、共济精神。[2]这其实完全可以适用于回族,它同时还折射出了该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而这是一种基于伊斯兰信仰的具有双重性的心理,即带有外来和中国本土双重性特征的心理。回族及其先民长期生活在一个强大的汉族社会与文化环境之中,这对于她的文化心理素质中突出“伊斯兰”特色起到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影响作用,但同时也必然要使之打上中国本土环境的影响烙印。我们毫不否认,回族确有自己的特点,但她与汉族的共同点相当之大,与汉族的相似点相当之多,以至客观地讲她之所以能在总体上与汉族相区别的,主要就是伊斯兰教信仰。因此,当她在汉族环境下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的时候,也自然会以突出伊斯兰教信仰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回族以伊斯兰教信仰来区别汉族,来实现民族认同,没有更复杂的原因,就是中国和汉族这一特殊环境使然的。

显然,回族的以上所述的基本特征亦有层次上的区别,这就是,中国这个共同地域(自然生态环境)居于一切特征的大前提地位,没有这一特征,其他特征就不可能会发展起来。回族的共同地域恰恰是其先民赖以存在的环境发生根本置换的结果。而建立在共同伊斯兰文化(指中国化的伊斯兰文化)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则居于核心的位置,在回族的基本特征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是共同的经济生活特征,它对回族的存在和发展自始至终提供着物质基础;再其次才是共同语言,但这亦是最能体现环境影响的重要方面之一。

从我国回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这一个案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环境置换对于族群变迁确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甚至达到了不可抗拒的程度。它有力地修正了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的理论(如对共同经济生活这一民族基本特征认定的修正),甚至帮我们解开了回族形成之谜:这就是环境置换在一个族群人口处于大分散状态下,借助强有力的相同或相似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仍然能够为再造一个民族提供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它可以在大分散状态下使一个民族产生共同语言。显然,回族接受汉语作为其共同的民族语言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在其原有的某种主要语言——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基础上直接形成的过程,而是一个全体成员不约而同地接受汉语这个我国主流语言的间接的形成过程,从全国这个大范围内来看,它也不是一个主要应民族内部交往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主要应与汉族,或通过汉语而与其他少数民族,甚至与讲不同语言却同为外来穆斯林移民的交往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指出这一点,有什么意义呢?笔者认为,这说明,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一个民族语言的形成,并不只是为满足内部交往的需要,也不只是在内部密切交往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有时,一个强大的外部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也同样能在其中起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通过这一方式形成的民族语言也就自然无法为哪一个民族所独有,当今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正是在这里,笔者认为,对于一种民族语言来讲,是否独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语言是否为全体民族成员所共同拥有,而成为其一致性、共同性的语言标志。

回族之所以在语言上出现这样的情况,笔者认为:其一,回族及其先民长期生活在汉族中间这一环境特征是一个根本的原因。元时“回回遍天下”, 至晚从那时起,回回就在全国的范围内与有着先进的封建文化的汉族杂居在一起,所以,逐渐接受汉语就成了历史的必然。其二,回族及其先民长期在汉族地区经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回族素来以擅长经商而闻名,而在我国历史上,凡是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几乎都在汉人地区,所以,为经商而接受汉语也就成了回族及其先民的最具功利的选择。其三,回族及其先民积极融入中国汉人社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回族历史上,曾有许许多多的人同汉族人一样,把仕途视为他们在中国发展的重要途径,其中也不乏像宋元时期的李彦升、李那样的成功者,他们对回族人接受汉语、汉文化所起到的影响效应是绝不可低估的。其四,历史上汉族封建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也有其值得注意的方面。如,明朝初年针对蒙古和色目人(回回也包含在其中)推行的同化政策就是典型的案例,当时,中央政府明令禁止胡服、胡语、胡姓,禁止他们族内通婚。这一方面说明,到明初,回族人基本上还在讲着原来的语言,但另一方面,它却无疑地加快了这些原有语言的消失,而加快了汉语在回族人中的普及。

()它可以在大分散状态下使一个民族形成共同经济生活特征。从回族的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一些民族而言,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其内部是否曾有过共同的经济生活和密切的经济联系,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像回族这样一个是在外来移民的基础上,在同处于汉族社会大环境下而形成和发展着的民族,历史的和外部的条件也同样能使她具有一种共同的经济生活特征,而这应该被视为是与民族共同经济生活有同等重要意义的特征,因此,也应该是构成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以回族的“农商兼营,多业并举”的经济特征而言,经商是外来穆斯林移民原有的经济传统,它体现了该民族经济发展的某种连续性,但是,农业和多业并举,则是适应我国多样化的自然生态环境,受我国自古就有的发达的农业经济这一情况影响使然的。正是由于有了共同的经济生活特征,其人口处于大分散状态下的回族内部,才有了与这一经济生活特征有密切联系的鲜明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这就是勤劳勇敢、灵活务实与开拓进取的民族性格和精神。

()它可以在大分散状态下使一个民族具有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特征。关于这一点,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回族文化心理素质中的“伊斯兰”特色这个角度去理解,而应该从已经实现了中国化的“伊斯兰”特色这个角度去理解。诚然,回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坚持伊斯兰信仰这一点是确定不移的,可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他们并没有使这一信仰不发生任何变化。事实上,回族及其先民因应环境发生根本置换而发生的变化中,其首要的变化就发生在伊斯兰信仰方面。当时,这一变迁或变化,不是放弃伊斯兰信仰,而是使之适时地实现中国化。这一发展的最典型的代表,毫无疑问是明清回回理学的出现。这是指明清时期在我国儒家理学之外,并受其全面影响,而在外来伊斯兰哲学(神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又一理学体系。这一理学体系完整而独立,有以东方的两大文化伊斯兰与儒家文化为母体,有以外来穆斯林移民群体为核心并融合我国汉等固有民族人口而形成的回回民族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有由一批在我国本土逐渐成长起来的民族知识分子(回儒)作为学者队伍,有以具有悠久发展历史并包含丰富理学词汇的汉语言文字为表达工具,并完成了一大批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成果而以其为标志,所以,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而独特的。明清回回理学是回族及其先民在推动自身中国化的过程中取得的最深刻的成果。

当然,不是说有了上述三个方面的特征,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就可以出现了。其实,回族的出现是一个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即仅有外部环境的影响是不够的,关键是主观上的努力。毫无疑问,外部环境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是,内在的才是决定性的因素。根本的内在因素,就是回族及其先民自始至终坚持伊斯兰教信仰,并使之适时地发生中国化。在民族性上,强烈认同伊斯兰教信仰,并以此来区别汉族或其他非穆斯林民族,这是回族民族心理上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其民族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它在民族内部是一个很重要的凝聚力。有了这样一种凝聚力,回族的其他三个基本特征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以及共同经济生活特征这三个基本特征才变得具有意义,才在共同的有机联系中都得到合理的解释,即如果不是以汉语作为共同语言、不是以中国作为共同地域、不是以农商兼营、多业并举作为其共同的经济生活特征(回族恰恰是在包括商业在内的经济生活中与汉族建立了最稳固的联系)的话,那么,建立在共同伊斯兰文化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也就不会有特殊的意义;相反亦然,即没有后一个基本特征,前三个基本特征就失去了存在的支柱。

 

参考文献

[1]杨占武.回族语言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2]孙振玉.中国伊斯兰传统文化研究[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5.

 

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6卷,第4


[1] 此段引文出自唐代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写的一篇游记(刘凤五:“回教传入中国的时期”,李兴华,冯今源:《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上册,99)

[2] 龚明之《学海类编本》载:“……大修学校,日引诸生讲解,负笈而来者相踵。诸蕃子弟皆愿入学”(《吴中纪闻》卷三)。又:蔡绦《知不足斋丛书》载:“大观政和之间(11071117),天下大治,四夷响风。广州、泉州建番学”(《铁围山丛谈》卷二)

[3]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明史西域传》载:“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

[4] 河北省的孟村回族自治县和大厂回族自治县、贵州省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甘肃省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青海省的门源回族自治县、化隆回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与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焉耆回族自治县,以及云南省的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

[5] 洪武三年四月甲子诏曰:“此闻。入仕之后,或多更姓名,朕虑岁久其子孙相传,昧其本源,诚非先王致谨民族之道,中书时告谕之,如已更易听其改正”(《明太祖实录》卷二六)。不过,改姓之风似并未被制止,,洪武九年闰九月丙午,海安府海州儒学正曾秉正言:“臣见近来蒙古、色目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有求仕入官者,有登显要者,有为富商大贾者”(《日知录》)

[6] 亦有八大方言之说,即把闵方言再分为闵北和闵南两种方言。海南三亚回族内部还使用着一种大概与南岛语系有关的“回辉话”。

[7] 这是就绝大部分回族人口而言的,其实,国内也有一部分回族人口因居住在其他少数民族之中而讲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如藏语、蒙古语、傣语、白语、彝语、纳西语等。 




人类学乾坤  关于我们   E-Mail:ca101@qq.com   QQ:1016334869  
版权所有:人类学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