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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有隽:人类与环境及资源关系的人类学见解
时间: 2014/11/16 20:03:03 浏览量:

 


人类与环境及资源关系的人类学见解

 

张有隽


【摘 要】用人类学的观点,分别从人口对环境、资源的能动反映、人类群体活动与生态系统总能量交换状况、资源占有与使用的不同方式等角度考察了人类与环境及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人类;环境;资源;关系


 本文系根据我的学生林海翻译苏珊·诺罗斯基著《经济人类学新方向》一书第一章部分内容写成。

 

【作者简介】

张有隽,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著名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郎尼把经济的“实在”含义定义为人与环境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而经济人类学家苏珊·诺罗斯基认为,人类与环境的交换是一种能量交换。人类与环境交换能量,对人类来说,这种交换变成了资源利用。什么是资源?他说,资源存在于空间。对人类来说,空间并不就是生活经验感知的某一特定的客观物质环境。使用一定的技术知识,地理障碍能变成交流的路径。对一个掌握航空技术的社会来说,山脉造成的障碍与给没有航空技术的社会造成的障碍是不同的;即使是平原国家的距离,也得看可获得的交通手段而定,等等。因此,人类群体的空间的物质构成,必须与知识和技术的可得性联系。资源也与此相似,资源只有被人类认识时才是资源。

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证明,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对资源的认识和利用资源的方式由于受到的限制不同而表现出种种差异。在原始的、古代的社会中,由于知识和技术水平比较低下,人类需求不多,除了食物、衣物、住所及一些简单的生产、生活、娱乐、防御工具外,别无多求。加之当时人口较少而土地广袤,尽管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人们并未认识到,更未开发利用。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和谐,生态系统比较均衡。以后随着知识与技术的增长,尤其是农业的发生,与之相应的灌溉术、制陶术、冶金术和锻造术、纺织术等发现和发明,以及人口的增加和大规模社会组织的形成,人类的需求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被认识和开发出来。在人类历史上,在存在阶级、阶层的社会里,相邻民族的统治者为抢夺土地、牲畜、水源乃至劳动力等资源而动员社会力量互相攻击。表明文化进化时,人与自然的矛盾突出起来。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知识积累,加速了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其实质就资源的掠夺和侵占的过程。两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爆发,根源均在于帝国主义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争夺资源掌控权。人类为此付出了重大伤亡,而且导致了包括环境、自然资源、财产在内的各种资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

随着科学知识的迅速发展,交通和通讯手段的改进,地球似乎变得越来越狭小。人类向自然界攫取资源的欲望更加膨胀,能力更加巨大,速度更加神异,数量更加惊人。与此同时,环境日趋恶化,物种加快消失,资源日渐枯竭,地球负载力下降,人类面临重重危机。从生态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来看,人与空间、资源关系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人类在占据空间,攫取和破坏资源的同时,是否也存在保护环境,设法使自己与空间、资源之间维持某种平衡呢?生态人类学、经济人类学认为,人类在长时期的成长过程中,经过不同群体的努力,在处理人与资源的关系上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总结这些经验对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也许不无好处。

一、人口对环境、资源的反应:生态学与政治学的思考

生态学长期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环境和资源对人口的影响。获得一个结果是:一个地方的人口增长率或减少率是资源可得性的结果。一方面,当资源变得稀缺时,人口增长可能会引发人群向邻近地区扩张。这可能会占领别的族群的地盘从而导致冲突。然而,如果一个群体严重地受到地理限制,人口增长可能会引起技术变化,以便获取当地此前难以得到的资源。[1]另一方面,特定的营养资源的可得性影响妇女孕育。由于妇女体重中必须达到一定的脂肪比率,才能维持有规律的排卵周期,这不仅依赖总的食物摄入量,而且还有赖于食物中脂肪与其他营养物的比率。生态学家为此而研究不同社会的人口出生率,以及同一社会的人口出生率,以比较获取资源的不同途径。[2]

此外,人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其增长或减少可能会被小心地加以控制。在限制人口增长的方法中,延长产后哺乳期是普遍的办法。因为在哺乳期中有两个因素对减少出生率有效:体重中较低的脂肪率和荷尔蒙催乳激素的存在。其他限制办法包括延后妇女结婚年龄,在延后期间仪式性地禁止交媾,杀婴(尤其是杀女婴),战争。用避孕的办法限制人口增长有数千年历史,办法很多。在现代社会中则是一项普遍和普及的办法,同时实施性教育,以防差错。增加出生率的实践包括降低初潮年龄的营养习惯,缩短哺乳期,妇女早婚,一定形式的婚姻如一夫一妻制能增加排卵期交媾的机会。在食物难以得到或稀缺的地方,许多社会对延长哺乳期的强调也可能有增加婴儿成活机会的目的。[3]

生态人类学认为,人口状况是对环境因素例如资源稀缺或丰富的反映一个标尺,而且永远不是以一种“客观的”机械的方式来反应。其中包括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并涉及政治问题。因此,必须按照政治人口学方法思考,即必须考虑到影响出生率、疾病率、死亡率的权力结构,和对地方资源获得、空间控制表达出的权力结构。

在一个特定地区内的人们对资源的可获得程度,受该地生态系统能否保持平衡的制约。在人类依赖自然再生而生存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自然资源与人类群体之间均衡,采取某些极端措施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例如,石器时代人口增长必须保持近乎于零的状态。如果假定石器时代人口增长为0.O01%,每个妇女平均只能生2.1个孩子。而据推算,石器时代人类平均寿命女人为28.7岁,男人为33.3岁。一个妇女从16岁开始生育,到29岁实际可生5胎。有人用计算机程序模拟加拿大埃德蒙德一个拥有100人的印第安人氏族在石器时代的狩猎生活:如果以当时女人的生殖力限度,假定该氏族以每代(20)翻一番的速度增长人口,以0.37人/平方英里的密度组成一条59英里的狩猎战线,这条战线以每年20英里的速度推进,那么,在293年内,该战线将推至墨西哥湾,使加拿大到墨西哥湾沿海的全部巨兽绝迹。而如果坚持每个妇女只能生2.1个孩子,就意味着近35的石器时代儿童未存活下来。人类学统计专家弗基·哈桑 运用这些数据得结论:即使有50%的婴儿死于自然原因,那么,为了达到人口的零增长,还必须除掉23%35%的胎儿。人类学的各种综合估算也表明,石器时代的杀婴比率高达50%[4]正是环境的压力,促使人口做出了反应。 

二、能量交换:生态价值对经济价值

生态人类学家用能量交换这一概念来表述和解释特定空间的资源和人口的关系,认为一个群体在生活和其他活动消耗的能量,与其从生计和其他社会中获得的能量是平衡的。这可以通过数量研究,衡量不同社会中,人类从生计中获得的能量(能量输入)、从事劳动和其他活动消耗的能量(能量输出)的状况,进行比较,从中得出结论。人类学家通过特殊群体活动时间分配的详细研究,发现所有社会里人们的工作负担在性别、年龄上都有差异,在某些情况下,不同阶级、民族或国家也有分别。人类学家做能量输入/输出分析,一方面研究能量消费时,参考能量生产,以便弄清楚一个给定的群体是否更有能量生产(或输入)效率;另一方面分析能量输入时,考量不同活动中的能量分配,即将不同人群(男女老少)的能量耗费和控制线计算出来。应该指出的是,以往大部分人类学的研究中,能量的描述只与食物的获得有关,忽视了食物加工、住房的建构和维护、衣物、陶瓷和其他器具,也忽视了婴儿照看。这些对任何一个群体的物质再生产都是必要的。

生态人类学能量交换观点的提出,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它对生产力概念提出了疑问。生产力是传统经济学的中心概念,是度量经济发展的标尺,如同西方工业社会通过技术革新用增长的生产力来表达经济增长一样。但这种理论从生态人类学能量交换的观点来看是有疑问的。例如,在农业中,一方面,劳动的生产力应不同于土地的生产力。按照传统经济学,生产力被定义为投入/产出比率。但从生态学能量交换的观点看,当能量被当作一个产出单位时,投入单位可以是人力能量或总能量,也可以是时间、土地或金钱。[5]投入/产出率的增长选择性地表达为平均劳动花费、总能量花费、或时间、土地、金钱花费的报酬。对经济关系的不同解释,强调的是与不同的投入衡量有关的效率结果的看法。有学者认为,“除非被高于一切的时间、土地或金钱的缺乏所限,人们在生产中的劳动趋向不会比必需的更努力”,因此,从效率看,“当土地和时间看来没有限制时,劳动是主要的决定因素”。[6]

另一方面是土地,如果我们将能量当作生产力,那么,我们将得到一个叫能量投入(人力、化学能量、机械能量)对总能量投入的比率。这时,按传统的生产力指数可能用增长(农业中每亩产出或工业每小时的生产)表达经济发展的地方,总能量的生产力指数可能表现为明显下降,从而表明在能量的有效利用方面出现了内卷。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比如,农业生产中当使用灌溉、化肥、杀虫剂,尤其是转基因品种时,每亩会有更高的产出。从传统经济学的欢点看,这符合提高生产力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但这里未包含土壤肥力的长期保养和水供给的成本,也未考虑燃料等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因此,如果改从生态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就不能简单地按投入/产出的市场价值做出判断,认为上例确实证明农业技术的使用促进了经济增长,因为它未将土地、水、燃料等许多能源的投入计算在内,而这些能源的投入是非市场化的。它们的损耗与补给取决于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转。换言之,某特定地区某项经济活动的得失,应根据生态学关于生态系统总能量的输出/输入是否维持平衡来做出判断,而不管市场价值如何。农业系统更为技术性地发展从生态学的观点看,其结果是降低了它总体能量的生产力。[7]

三、资源的占有与使用:合作和竞争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的占有决定着生产关系。人类学研究发现,空间、土地、海洋、空气等资源的占有方式,是决定生产组织的主要因素。在一个生产过程中,它为不同的参与者设置生产平台。在任何社会中个人对资源拥有的权利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并没有一个稳定的单一的资源占有模式。[8]比如土地,不同的用途有不同的占用方式。在某些社会里,当谷物收割后,部分谷物作为牲畜饲料向社区开放,或私人橄榄园向社区所有人开放,可捡落在地上的橄榄。

每个社会都有获得自然资源——土地、水、植物、动物、矿藏的途径,并有文化规则决定某种资源什么人才可以动用,以及怎么样加以利用。在西方社会里,土地属私人所有,土地及许多东西可以买卖。但社会从来都对所有权进行限制,比如,在修建高速公路时,政府就可以征用土地。美国的财产所有制给予土地所有者任意使用土地资源的全部权力——有权出售、赠与、甚至破坏这些资源。中国汉人社会在封建帝皇统治时代,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民名义上属皇帝所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率土之滨莫非皇臣”,但土地实际上以封赐等手段分给皇帝下属大小官吏,成为私人土地,可以典当、买卖。而在大多数采集——狩猎者和初农生者社会里,土地等资源分配体系和西方社会,也和汉人社会大不一样。第一,在他们的社会中,一般没有个人土地所有权,土地及其地上资源总是由有亲属关系的人们

群体(亲属群)或地域群(队群或村社)所有的。第二,即使存在集体所有权,也与西方社会的所有权在意义上不相同,因为他们一般不买卖土地。狩猎——采集社会的成员一般没有个人的土地,原因是土地本身对他们没有实在的价值,有价值的是土地上生长的猎物和野生可食可用的植物。一旦猎物跑开了或食物资源不丰富了,土地的价值也就减少了。初农生产者没有个人或家庭的土地所有权,是因为土壤肥力的迅速损耗不得不抛荒几年,甚至若干年后人们会放弃一片土地而迁居到新的地区去。不过,他们和狩猎一采集者不同,会将土地分成地块,分配给个人或家庭使用,然而这只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9]

资源的占有方式使一个社会被组织起来,形成生产关系。国外有的学者将资源分配方式称为“资源通道”。有四种主要的资源分配方式。

1.自由通道。指没有规则治理资源使用,和资源通道没有限制的情况。属于这种资源的目前有空气。国际组织试图规范它的使用,遭到广泛抵制。深海鱼类过去是另一种这类资源,但它们的使用日益被国际委员会规范。

2.私有财产。指资源所有权限制在个人或一群人——即私人合股公司。权力可没有限制地被所有者转让和转移。然而,国家可能会制定一般规则限制对私有财产使用和转让的绝对权利,因而建立起私有财产拥有者必须遵守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使用权和完全产权界限并不一致,应加以区别。它们以不同的路线转移。使用权不同于可以让渡的完全权利(所有权)。二者可被私人拥有,可以同时被同一个体转移或不同的个体或群体转移。许多社会的农业土地目前作为私有财产被拥有,西方社会工业生产使用的工具和设施也是如此。[10]中国目前农业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承包的家庭或个人只有使用权,并无所有权。承包者可以转让承包权,并可以从中获得利益,但不能典当、出卖。

3.公共财产。指社区规范使用的资源。此类资源应与第1自由通道区分开来。这里所说的公共财产,其权利是社区集体的。主要限制因素是社区的规则。社区成员一般都是长期居住的成员,有的有实在的或虚拟的血缘关系,或其他意识形态的空间关联参考系数,如共同世系和圣庙及共同的宗教仪式等。这些不同的成员标准在很多情况下会导致社区成员阶层、阶级的划分,从而影响公共资源的合理而有效的管理和使用。乡村的山林、荒地、湖泊、牧区的牧场土地通常被当作公共财产;许多社会的农业耕地、湖泊、江河、海洋渔业资源也是如此。社区公共财产在特定规则下向社区成员开放。一般而言,公共财产是不能转移的,个人只有使用权而无让渡权。公共财产权的使用尽管不排除差别,但按照规则,它的使用权在社区成员之间是人人平等的。中国从历史上到今天,各民族村寨都有这样那样的公共资源,如山林、河流、湖泊、草原、庙产、耕地等,按照习惯法,由村寨管理使用。

4.国家财产。指国家拥有的资产。许多这类资源在一定条件下为公众使用,如自来水、公路、公园等。有的类似私人企业那样管理的国家公司,盈亏影响国家预算,只间接影响公民生计。有的作为特权授予私人、公司或社区使用。

以上四种资源占有方式是一种抽象性的概括,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源的不同管理和使用情况。但现实生活是复杂的,这些占有和使用方式在一个社会中不是单一存在的。在许多社会里,这几种方式是共同存在的。此外,还有许多社会没有任何财产观念,对资源的拥有和使用规则是模糊的,可以根据群体规模、环境状况的变化而改变。而且,不同的人——个体、公司、社区、国家,等等——可能对同一资源有不同的获取权和使用权。对资源的获取和使用的模式的多样性:规范的和不规范的,明确的和暗含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等等,在变幻的历史环境中为个人间和群体间设置了合作或竞争的场所。[11]注意这点,对经济人类学是重要的。 

四、结语

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同群体在处理与环境及资源的关系时,不论是控制人口,还是获取资源、分配资源,调整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总结这些经验,正确认识、处理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人口增长、环境破坏、资源枯竭、族群冲突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6卷,第4



[1] Carneri0.R.(1970)‘A Theory on the Origin of the State’in Science169[M].

[2] 苏珊·诺罗斯基著、林海译:《经济人类学新方向》(英文版)[M],伦敦,芝加哥,冥王星出版社,1997

[3] 苏珊·诺罗斯基著、林海译:《经济人类学新方向》(英文版)[M],伦敦,芝加哥,冥王星出版社,1997

[4] 陈庆德:《经济人类学》[M],第214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 JochimM·A Strategies for Surviva11981.Cu1tura1 Behavior in an Eco1ogica1 Context[M].Academic PressNew York6590.

JochimM·A Strategies for Surviva11981.Cu1tura1 Behavior in an Eco1ogica1 Context[M].Academic PressNew Yorkp72.

JochimM·A Strategies for Surviva11981.Cu1tura1 Behavior in an Eco1ogica1 Context[M].Academic PressNew Yorkp34.

④ 苏珊·诺罗斯基著、林海译:《经济人类学新方向》(英文版)[M],伦敦,芝加哥,冥王星出版社,1997

恩伯、恩伯著、杜杉杉译:《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M],第180183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② 苏珊·诺罗斯基著、林海译:《经济人类学新方向(英文版)[M],伦敦,芝加哥,冥王星出版社,1997.

[11] 苏珊·诺罗斯基著、林海译:《经济人类学新方向(英文版)[M],伦敦,芝加哥,冥王星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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