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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发展与不发展——第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海峡两岸圆桌论坛实录(中)
时间: 2014/11/1 15:44:38 浏览量:

 

聚焦发展与不发展

——第三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海峡两岸圆桌论坛实录(中)

 

李亦园,乔  健,王明珂,彭兆荣,王建民,等

 

 

六、移动性对人类文化和生态的挑战

徐新建:好,那么我们下面的第二段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他刚刚从美国回来,他做了一个专题的研究,是关于旅游人类学方面的。旅游对人类生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想他的发言会就这方面的内容以及其他方面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

彭兆荣:谢谢主席!李院士!我的论文是在美国写的,题目是《后现代性与移动性生态环境所面对的挤压——旅游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文化》。但事实上并不完全谈到旅游。现在谈旅游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在传统的人类学中、在欧洲的历史中,旅游是属于休闲阶级的特殊产物,人类学进入旅游研究是很晚的时候,很多人类学家认为是比较轻佻的文化。所以只是近来旅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以后,人类学才进入旅游文化的研究。事实上真正进入研究以后,人们突然发现旅游文化带给人类学本身的反思力度是空前的,特别是在1997年克利夫出版的专门谈旅游文化的书以后,对整个文化人类学的批评有巨大的反响。我觉得我并不是谈旅游,只是带出这么一个话题。我们谈今天背景下的生态问题,今天的背景就是全球化,全球化其实是现代化的一个延续。在吉登斯那里,他为我们描述了现代化、全球化的最形象的图景和特征,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到今天为止,地球上某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对其他任何地方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也就是说,以前一个地方或一个地区发生的任何问题,哪怕是人都死绝了都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管。可是今天,任何一个小村庄出了一点问题,可能都是世界性的问题。像禽流感、恐怖主义、艾滋病、非典,一发生立刻就是全世界的。那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这就是现代性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移动性。我们今天的移动性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大概都有手机,手机就是移动性的。我们今天已经跟信息跟符号联系在一起了,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你立刻就会知道。所以移动性是现在性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个重要的特征给传统的人类学一个重大的反思。因为我们传统的人类学在研究primitive society的时候都是假设它是静止的。我们人类学家去静止的原始社区调查,也是把它看作是相对静止的、进化很慢的一种情况。可是今天这种情况不复存在。它就给人类学家提出一个要求:你怎么做田野?你哪怕去中国的一个村庄做田野,而那里的年轻人都到广东打工去了,你怎么来进行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所以今天在全球化的现代性的叙述中间,移动性的特征变得非常突出。

有学者概括了五种途径:一个是族群的移动的途径。这个我们都很清楚的。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群的移动。第二个是技术性的移动途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手机、E-mail。第三个是财经的移动途径。就是金钱。今天的西部开发,财政部一声号令,钱一下子就到了西部。第四个是观念的移动。第五个是媒体的移动。所以当代学者概括的在当代移动性当中的五个最主要的移动途径。

那么在现代性中有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整一。我们今天住的酒店大家去看,全中国所有的星级酒店都是一样。现代性或说现代化的再生制造出来的产品有一个标准化的要求,对我们人类的文化生态来说是非常重大的挑战。文化怎么面对这样的标准化?全世界的麦当劳都是一样的,全世界的三星、四星级酒店都是一样的。我们甚至发现我们中国的酒店以及第三世界落后国家的酒店的模式都是从美国搬过来的。这种标准化的文化模式对我们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它所建构出来的文化霸权话语对于我们的文化生态以及在旅游中将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足以引起我们很深的反思。

事实上现代主义在现在已经受到了批判。从时间上来说,现代主义主要是从17世纪到194 5年。这段时间主要的两个原则就是用科学和理性作为支配的手段。为什么这个时间划到194 5年呢?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及大屠杀悲剧的产生使传统的西方的理想家们所建构出来的以科学和理性为支配手段的理想模式彻底破灭。人们就反思用科学和理性所建构出来的对象是非常可怕的。悲剧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后现代主义就对现代主义进行批判、反思。后现代主义的几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破除中心、尊重多元、追求平等、确认地方知识、提倡保护传统等等。

后现代主义在移动性表现的主要特征是形象和象征的增殖和扩大。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像face to face这样的接触越来越少。今天大部分人是跟符号打交道,电视、传媒、网络,即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发短信,我爱你,你爱我(众笑)。其实这是最危险的。《手机》这部电影的导演冯小刚大概没有想到他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后现代的问题。最后你要把手机丢掉,因为你和情人约会全部被老婆知道(众笑)。因为你没有秘密了,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对话交流的空间了。这就是我说的符号和形象的增值和扩大。所以这个东西给我们今天提出了重大的疑问。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今天的这个社会虽然有一个标准化的生产过程,它有一个结构不同的功能,在今天的有这个标准化的简易趋势,但是这也只是一个横轴,在它的纵轴当中,人们会有意识地通过自己保护传统和文化相对主义去建构在一个趋同的过程中间的文化差异。这就是我今天第二部分要讲的地方的传统。

今天,我们人类学在研究地方传统的时候,把地方作为一个单位,实际上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就是研究农民问题出现的“大传统”这个背景。这个对农民以及对地方性的研究,事实上是人类学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间的一个巨大的范式革命。其实它跟当代的移动性,跟当代的后现代主义都是一个巨大的对应。今天在全世界都一样的,人也一样,人都可以克隆出来。我们怎么来保存传统?怎么来保护我们自己的东西?那么以每个地方为单位的地方文化就变成了人类学家非常可以强调和张扬的东西。因为政府是不会管这些东西的,任何一个政府都希望统一,什么都一样就最好了。前天我和叶教授爬到西塔,一看,整个宁夏没有任何建筑上的地方特点,整个和中国的其他城市差不多,真是感到很心酸!事实上,中国县一极的建筑已经是完全一样。可是我们人类学家认为不能都变成这样子。这地方文化其实是给现代主义有一个范式上的革命。这是我第二个要讲的。

最后一部分涉及的是我们移动从地方到谈到我们生态问题,我们今天讲生态的就是一个词“可持续发展”。李亦园先生昨天讲的是永续发展,大陆讲的是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意思。这个词我们大家今天都附议政府这是一个很好的词。这也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词,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现在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关注这样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就越来越变成政治符号,政治标签,甚至变成为了一个书写叫做“SD”,就是sustanable de velopment所以有的学者就非常尖锐的,以嘲笑的口吻说现在这个SD可以成为任何某些政府、阴谋家、机会主义者用以盗用的符号和名义。我们现在看到,从联合国到地方政府,可持续发展都可以成为一个政治口号,当然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是当它成为一个政治话语、成为一个标签的时候,它就走到这个可持续发展本身的反面。所以这个是非常值得警示的。

而旅游文化对可持续发展、对生态也是非常重要的。你们知道,20年前谈旅游那是不可想象的,那是绝对的资本主义。可是20年后的今天,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去旅游。旅游不仅是时尚,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我们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来说,同样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因为我们传统的田野,比如说我们通常说一个村与村之间,它们之间有一个boundary,有一个边界。然后会有一个“我群”和“你群”,为了证明我跟你之间的不同。这个就是认同和边界。可是旅游文化的出现就对人类学家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边界是不是就是A村落和B村落之间,仅仅是村落的问题。不是的。同一个村落内部同样也存在着边界、存在着boundary。昨天我在会上听到的有一个叫喊“1605”计划,一亿多元人民币的资金,从国际到地方,几年之后就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地方内部的动力、地方内部的boundaries。这个是多么值得深思的问题!现在的移动性对人类文化、对生态、对自然、对官方提出了一个思考的问题,它再也不是所谓轻佻的文化,所谓小资情调的东西。

可持续性发展,今天有几个因素值得我们警示。第一,在今天的生态环境中的可持续,经常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概念来使用,并不是真正的考虑到把持续性的政治意识形态用到具体的行为中去,让它在当地的文化中间使当地的民众受益,这个是人类学家关注文化变迁最重要的原则。官方的行为可以有很多的政绩去写报告,可是老百姓在这个可持续发展中得到什么东西?第二,可持续性发展与以经济为主的权力中心之间的平衡,这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可持续性发展都是从经济角度来讲的。乔健先生所讲的,生态文化不仅是自然环境问题,还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我要做一个补充,其实今天的自然生态问题是文化生态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它的原因是我们今天以经济以技术为衡量标准。它的结果就很可能是1605计划的结果。第三,是政治性和政府性的组织和机构,它把这个可持续性发展作为一个权利的符号,可持续性发展可能成为某一政府或者某一些组织用于劫持下来的符号。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进行生态研究的时候、在讨论可持续性发展的时候、在谈论人类当代后现代主义的移动性的时候,给我们、我们人类学带来的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谢谢!

徐新建:谢谢彭兆荣教授用移动性这样一个很形象的表述把我们的关注视野带到旅游人类学。他最后的结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尖锐的提问,就是置疑可持续发展的这样一个观念从理论到实际应用当中的问题。我想这样一个质疑也是值得我们人类学的学者们来讨论的。

七、本体论与发展观

徐新建:下面我们请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教授做发言。我事先征求了他的意见,他大概会讲两个问题,一个是从人类学学科史内部的发展过程当中探讨有什么资源可以使我们来反思生态和文化的问题;另外,他可能要对李先生的发言有所回应,就是生态问题中的人的本体性问题。所以我想他的发言也会很特别。

王建民: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简单扼要地讲。李先生在“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的主题演讲里面讨论了中国和西方的两种观念。这样一种观念差异是以文化观念为基础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我觉李先生讲得非常好。前一段时间,法国高等科学院的人类学研究所的所长到北京去访问。他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叫“人类学与本体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当然,我这里不是完全按照他的那个想法来讲,而是根据听的报道以及一些讨论,然后再联系到李先生的讲座,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做一个提示。

其实关于本体论,这个词是人本身对于人自身和对人以外的东西的认识,对自身的位置认识,对于人,以及人与环境的定位和认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可能狗尾续貂,接着李先生的话说,觉得我们可以在这个研究上面深入。其实,李先生说的非常的宏观、而且非常的有指导性。我想把这个问题往本体论上转,这样我们可能会更好地了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了解我们所研究的一个族群或者是社区,它们怎么样认识自身、认识自己的这个body,自己的内在和外在,这个也是我们当代人类学讨论的热点。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李先生讲的个体系统。第二个问题怎么样认识和对待自然界、怎么样看待和我们互动的他者,也是说族群、民族或者是社区这样的一些概念。从这个本土论的认识上,其实我们人类学家在以往的研究里面已经作过一些结论和分析。比如我们讲图腾、科学、宗教。先说宗教,那种一神论的宗教,还有工业化伴随的科学、还有所谓的自然主义。这样的一些本体论的东西可能对我们怎么样去看一个特定的族群,怎么样去认识一个特定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和我们在讨论宇宙观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可以挂起来。这样的认识我觉得在我们做人类学的环境和生态问题研究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出发点。我们要做田野工作,我们做的田野工作跟其他学科的人应该有一些区别。不然的话,我们去一个地方研究生态,描述当地的生态系统和生态问题。说句实话,有时候我读人类学作品,觉得不如让专门做生态的学者来做。他们还有科技手段的测量,能够指出生态问题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只是到那里看一眼,就说水土流失严重,可严重到什么程度?做生态的那些人,他们做得可比我们细致多了。

我们应该有绝活拿出来。就是当地人怎么看待自己,怎么看待环境,怎么看待他人。李先生是从宏观的方面给了我们指导性的意见,我们的年轻人、晚辈应该是深入到田野,去了解这个社会里面它的本体论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社会里面的对于环境解释和种种处理的手段,那我就觉得人类学的特点就出来了。我们人类学做的应该不是自然生态科学家们做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个也是一个切入点。

另外一个切入点,我觉得我们讨论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这样一个主题的时候,存在一个发展观的问题。在我们讨论生态环境的时候也是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当前的背景下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从人类学学科和社会互动的背景里面检讨发展观。因为我的角度还是从人类学的学科出发,有必要从人类学和文化的互动的过程中间看过程去看这个发展观。可能我有点太学院派了。那就是说我们应该想办法追溯一下我们人类学家对生态环境认识的过程,在认识过程里面我们要把社会文化因素牵进来。我们从人类学学科史的角度来梳理发展观。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命题。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做一些文本的梳理、分析。比如说,我们对人类学的发展观,可能就要讨论到学科理论的建立、延续、甚至是中断的过程。举个例子,我们说进化学派、传播学派这些学派有关发展的理念是怎么建立的。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理念?和我们学科史的背景联系起来,以一种学科史检讨的角度去看。然后,我们人类学家也有关于生态环境的研究,这些理论是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开始的?为什么在这个时代开始?解释的模式有变化,为什么有变化?造成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跟李先生昨天讲的,其实跟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上有关系。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新的学派就应运而生。当老的学派,过去的学派没有解释力的时候,就有一个新的理论模式,新的解释的范式,这样,我们可能就会对发展观有更系统的理解。当然,这个系统的理解,刚才我们彭教授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官方话语里面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在这个话语里面,其实和世界很多地区一样,确实存在着“发展”变成被盗用、被挪用、被占用的符号。我们怎么理解可持续发展?李先生说的永续发展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学所理解的“永续发展”不是官方说的那种,我们要表述另外一套东西。我们的概念对我们的认识也有一些影响。我感到这次论坛的主题非常好,在这样的主题之下的人类学家应该做些什么,在这一点我们应该是通过我们田野工作,我们的理论研究来触动我们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主流话语,把这个论题持续地延续下去,这样我们可能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有永久的、更大的好处。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徐新建:教授这个发言对于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的话题在结构上进行了一个拓展。他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反思人类学对发展观学科史的脉络,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重新提出来,就是人类学的使命,人类学的品位,人类学的功能究竟是什么?这个学科的问题其实可能一直会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其实,从我们个人的经验中我们知道其他的学科一直向人类学挑战。他们认为人类学是个应用性的、实用性的、描述性的,它从来不提供一个理论的建构。人类学家只是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去描述和介绍当地的文化,在作用上很多人认为它相当于一个新闻记者。这样的人类学在社会文化生态背景当中究竟有多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看人类学的整个发展,特别是在西方,人类学一直在影响主流的学科。从摩尔根到列维·斯特劳斯,再到当今的格尔茨,他们这些人类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结构主义是一个哲学流派,格尔茨从解释人类学提出的许多理论观点,也不为人类学所独占。但是提到中国人类学,汉学人类学,一百多年以来我们有没有同样分量的此种基本的理论原话语的建设?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刚才王建民教授这样的发言其实为人类学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反思。另外,我觉得李先生的这个讲话的重要在于提出了一个是从中国走向世界,一个是从现实世界走向文化理念,并跟中国长久就有的思想传统进行打通的观点,这就意味着中国人类学新的发展阶段的到来。所以我觉得王建民教授本体论的提出对生态环境的讨论很重要。这个问题非常具有挑战。究竟人类学家能不能提出自己的生态观?我们是去描述那些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做一个介绍人的作用?还是我们会对人类的现状和未来提出人类学家自己的声音?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政府和社会是否需要人类学家,取决于后者能否从独特的角度普遍的确问题;否则的话只需要生态学家、环境专家就足以解决水土流失的问题、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了。所以人类学家提供的研究如果没有进入到本体观、生命观、自然观等层面,其走向自身的边缘化就在所难免。

八、生态、社会、文化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徐新建:下面我们非常高兴能有中央民族大学的刘源博士给大家作一个非常扎实的个案基础上的生态环境和人类学的一个报告。

刘源:谢谢主席!尊敬的李院士,各位前辈、各位代表!首先我想感谢大会提供了给我们学界晚辈机会,在这个大会上提出我们自己的粗浅的调查和想法,我想借这个机会把一些自己考虑说出来,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指正。

我做博士论文的点是在长江源头,是长江流出来以后人类的第一个聚集地。那个地方是一个纯牧业乡,也是个纯藏族乡。它大概情况是平均海拔在4500以上,含氧量是48%,平均空气湿度只有52%。我说这个是想让大家有一个很直接的对当地生态的环境概念。对于当地的生态恶化的情况我也不用再描述,比如说草场怎么退化、怎么沙化等。它主要的恶化表现之一是鼠害。大概每100平方米的范围有190个鼠洞。还有一个可以看出的当地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就是国家从今年正式开始的三江源(就是长江、黄河、澜沧江)自然保护区的建设。这个乡是位于三江源核心区,国家要投入30个亿把这个核心区所有的人全部迁走。我是去年到当地做田野,做了6个月。回来以后我写的博士论文是《文化生存与生态保护——以长江源头唐乡为例》。

我昨天到会听了李院士的发言以后,觉得他的观点是非常有指导性,而我这个个案对于李先生的理论还是有很好的印证。就是李先生认为人类与环境的之间互动关系,关键是在它的文化理念,也就是宇宙观和价值取向的作用。比如,现在主流社会说,生态环境恶化是因为当地人无序放牧,经济落后,全是这些话语。但是当地人,他们的老人就说为什么草场会退化呢?是因为开矿。万物周围是一体的,就跟一个人一样,你把它开场剖肚,元气能不伤吗?为什么我们草场会退化,是因为我们这片土地上被开了很多的矿,这是他们当地人的一种解释。我觉得如果我们单纯从科学的角度说,这种说法可能不具有这样的力度,但是这是一种价值观。这是我的一种看法。我是想通过这个考察唐乡整个的文化要素的几个方面,比如说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等构成一个社会运转的基本要点,来考察它的变化和当地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从我的个案出发,生态环境恶化不能单纯看成是无序放牧。我觉得它恶化的生态环境跟它的游牧的本土文化受到冲击有很大的甚至是直接的关联。就是说在我们人和自然之间,不仅是简单依存或者是简单索取的功用性的关系,还有一种更重要的关系,就是当地人通过长时间所建立的和环境达到的文化默契。就是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人群,他们以他们自身绵延了千年的文化理念与行动和当地环境达成了一致。当它的文化关联被外来的文化冲击到岌岌可危的时候,当地的生态环境恶化和本土文化的存在危机是难以避免的。

就比如在我的个案中,民主改革之后,由于国家建构和它的文化变革这些原因,它本土社会中原有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和观念信仰都受到的冲击,为它的生态环境恶化埋下了一个伏笔。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开始经济大改革,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也使得当地的生态环境发生巨大恶化。比如当地的这种生态环境一定要保持畜群规模不能无限扩大。在以前,当地的游牧藏族观念是“惜杀惜售”,我不要有过多的东西,我只要保证我的生存和绵延。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些都是被批驳为落后的思想观念,要他们应该提高商品率,要达到39%。再一个,在驯群的结构中,因为它生态结构的脆弱性,要它的山羊、绵羊、牦牛、马有不同的适应性的地块。其中山羊是对生态环境破坏最大的,因为它吃草根,而且哪里都能去。山羊绒是目前在市场上是价格最高的。他们原来是不愿意多养山羊,因为要保护草地。但是现在要增加山羊的比例,这是属于政策,你不遵守是违背政策的。所以,那就提高山羊的比例。当然,这是可以提高经济上的收入,但是直接的后果是草场的问题。当地的牧民说,我有的时候弄不明白,上面号召我们要大力提高山羊比例,不这样做是违背政策,但是,草场破坏之后又说这是我们过度无序地放牧引起。

就近年来开展的在长江源头保护区的整体移民而言,虽然在我们建国历史上,移民已经不是第一次。移民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也是不少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没有很好地总结这一块。这种单纯性的移民,给移民以后的人设计的出路还是要加强经商、务农和旅游培训,还是这块的设计。那么我们就想,这些牧业文化、游牧文化没有什么存在的可能性了。所以我说的第三个,就是它开展的这种单纯性的生态保护是直接威胁到游牧文化的生存延续。我想提的一点想法是在我们关于人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中,人类学可以做的是文化在人和自然关系上的作用。那么,在这种研究中,特别是在中国国内,我觉得应该注重反思,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本土民族文化生存的重要性和当地民族主体性地位被忽略的结果。那么,在这种反思之后,才可能在开展这种生态保护运动的具体措施中摒弃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关注到本土民族和他们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文化适应性,从而以当地民族的主体性为出发点,探讨一个生态、社会、文化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谢谢大家!

徐新建:谢谢刘源博士用很温柔的声音提出同样非常重要的问题。她很谦虚地说和李院士的发言是一个互证。其实她提到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是谁来承担责任,就是责任的主体到底在哪里?生态怎么被破坏的?这个还是需要深入地去调查和研究。我们常常受到意识形态影响,把责任推给当地群众,认为他们落后,他们不知道正确地发展,然后所有责任都被他们背负。谁能够真正的担当生态破坏的责任?我觉得她的报告里面给了我们很多的反思。

九、再谈文化理念与人类的永续发展

徐新建:下面我们很高兴李院士有一个很综合的发言!

李亦园:主席、徐杰舜先生、各位与会同仁:很高兴受邀参加圆桌座谈,听到前面几位同仁精彩的发言,十分敬佩。徐杰舜先生要我把大家刚才所谈的做一个总结,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以我七十多岁的年纪,反应已经不够快了,在台湾年轻一代的人称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叫恐龙级的学者(众笑),要恐龙级的人来综合总结,实是mission impossible,不过我尽量试一试,如有不完整之处,请大家见谅。我们这一次论坛的主题是“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刚刚大家所发言的也都是绕着生态的问题,很精彩、很有启发性,假如综合整理成为一个系统,可以提供以后继续探讨的架构,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我觉得综合他们六位的发言,可以归纳为四个层次来做讨论的基本架构:第一个层次是研究内涵与范围,第二层次是一省一地一国VS全球全人类的对比研究,第三层次是民族学VS人类学的问题,最后是永续VS发展的思辨。请让我逐一层次加以说明于后:

第一层次是关于研究内涵与研究范围,首先我们要感谢王建民教授提出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一方面要从地方个案做起,另外一方面也要顾及整体性的问题,他特别提到人类本体论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在后面会回到本体论的话题上来。换而言之,王先生的意见是生态的研究微观与宏观或巨观都要顾及,我所说的第一层次是微观micro的研究,而以后的三层次应属宏观macro的研究。在微观个案的研究上,今天刘源博士与翁玲玲博士提供我们两个很好的个案研究,更好的是她们一位提供了一个地区性的生态研究,另一位则提供一种作物的生态研究,配成一对典型的个例。刘博士提出长江源头唐乡藏族的生态个案,可以配合昨天下午有关宁夏与内蒙的生态专题,引出更多的反思与检讨。翁博士讨论台湾种植槟榔的人文与自然生态,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作物生态实例,另一方面也开启了人文与自然生态的话题。

第一层次研究内涵与范围也包括生态的文化与自然两面向,乔健教授的发言对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有很清楚的辨明,他同时也以他研究山西“底边社会”的乐户为例,说明较抽象的文化生态,如何从较具体的自然生态得到印证,而彭兆荣教授从旅游人类学谈到生态,也可以对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辩证关系作更进一步的辨清。

第二层次是一省一地到一国VS全球全人类的研究,也就是从微观进入宏观的层次。王明珂教授的发言最能代表这一进程。王先生研究羌族的文化历史而提出华夏边缘的理论,进而讨论在中国这样多元民族的情况下,不同族群的互动生态,以至于资源分配、资源共享的种种历史经验,这一种经验大家都相当同意可以称之谓“华夏经验”,这种“华夏经验”在当前全球生态危机频频出现之时,实际上就是一项值得作为参考的文化范式,尤其是在欧洲所谓“欧盟”的结合模式,正从一族一国走上多元民族结合的道路,“华夏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数千年历史经验,应是很宝贵的大区域结盟互补的范例,这就是从一省一国进而思考全球全人类的层次。

从上一层次的推演,就牵涉到我们学科内所谓“民族学”(ethnology与“人类学”anthropology)分辨的问题了,这也就是我说的第三层次的问题了。徐新建先生说得好,从上面讨论“华夏多元民族经验”到全球生态问题的过程,假如我们把民族学定位为偏重族群关系的研究,而人类学则更侧重于全人类文化共同问题的探讨,其间的相互补足关系,应该就会较清楚了。这样的分辨应该也是一种促进学科思维的方式。在台湾我们有时也不太强求二者的分辨,经常是因情境而两者互用,不太注重其真正的差别了。最后一个层次的问题是最宏观而牵涉人类种族共同前途的问题,也就是我自己在昨天主题演讲所提出的人类永续发展或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问题,这是彭兆荣教授从人类移动而关心到全球化与永续发展的焦点,也是叶舒宪教授对“发展”提出疑义的问题,更是王建民先生提出人类本体论牵涉关注到的重点所在。我在昨天主题演讲中引用WECD1987年为“永续发展”的定义是:“能满足当代需求,同时不损及后代子孙满足其本身需求的发展”。而1991年《关心地球》一书对永续发展的定义则更演进为:“在生存于不超出维生生态系统承载量的情形下,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1995年美国国家环境委员会又界定永续发展为“既能改善生活质量,也能保存未来环境潜力:是一种依赖利息而活,不是消耗自然老本的发展策略”。这种定义的不断演变,可以说是对人类本性的一种深刻理解的界定,也就是王建民先生提醒要顾及本体论的层次。叶舒宪先生虽对发展的终极定义颇有疑虑,认为发展的最终总是要危及存在的,但是假如较乐观地认定人类有反思的智慧,则可相信在改善生活质量与保存环境潜力之间终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单一文化的特化未必是不归路,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互补互足或许才真正是寻求永续发展、永续生存的大道。

徐新建:非常感谢李先生非常完整的一个贡献,就是给大家一个理论的框架,从而使我们可以借助这样的框架把各种不同的声音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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