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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地方经验:我和他、我和你、我们
时间: 2014/10/13 9:47:33 浏览量:

 

 

 

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地方经验:我和他、我和你、我们

——两个新疆人类学研究者的对话

 

迪木拉提•奥迈尔,崔延虎

【作者简介】

迪木拉提奥迈尔,新疆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崔延虎,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新疆师范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年改现名)成立迄今整整十年了,作为这个研究所10年发展的两个参与者和见证人,我们在新疆这块多元文化的沃土上从事人类学研究,耕耘了10年,也合作了10年,作为来自两个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者,10年的合作经历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在中国人类学的本土经验中,人类学研究者自己的经验应该是受到重视的一种体验。本文汇报我们两个人在过去10年来在新疆进行合作研究的一些本土经验,并且就中国人类学研究中跨文化交际问题提出一些经验性而非理论性的看法,提出跨文化交际应该是中国人类学研究在新世纪应该注意的方法,以求获得诸位的批评和指正。

迪木拉提·奥迈尔:

研究所成立甫始,我们两个人就赶赴新疆北部阿尔泰山区的一个多民族游牧社区中做了近5个月的田野调查,跟随蒙古游牧民哈萨克、乌梁海从冬牧场游牧到夏初牧场,这段经历似乎具有象征意义,我们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在多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这也许是新疆人类学研究的特性之一。

崔延虎:

那确实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经历。作为你来讲,你回到了哈萨克草原,但是又不完全是哈萨克文化的场景,而是一个多民族游牧和农耕文化共存的场景;作为我来说,走进田野意味着走进了一个与“己文化”不一样的多元文化场景,原先积累的知识和课题理论上的预设,都需要在田野中得到检验,而我们两个也就开始了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对话。汗德尕特的春天和夏天是美丽的,但是当我们骑在马背上或是在自己小小的帐篷里交流的时候,对话中流淌出的不仅仅是对周围美景的赞叹,而更多的是我们对这个牧区多元文化事象的感知和理解。在这个感知和理解过程中,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交流同样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而这个对话又发生在我们熟悉(某种程度上对于你来讲)又不熟悉的文化语境中(很大程度上对于我来讲)。那么这种对话又具有了另外一种象征的意义:在同一语境中研究者之间跨越文化的交际。

迪木拉提·奥迈尔:

当田野调查结束,我们回到学校的时候,城里人对牧区生活留给我们的痕迹很惊讶和不理解,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外表样子”不符合高校“文明”的场景:剃光了的头,长长的胡子。从学校领导到同事对我们的“样子”的惊讶具有一种象征意义:是不是都市文化对从草原回来的人类学研究者外表的一种反映?我不敢说这完全是都市文化对异于它的文化的反映,但是长期居住在都市的人对我们的样子看不惯,应该是一种文化上“本能”的流露。

崔延虎:

1993年汗德尕特田野调查的个案留给我们很多思考,也奠定了我们之间10年合作的基础。对于大多数中国人类学研究者而言,我们的田野往往既是自己认为熟悉的文化场景,又是一个不敢自言“与我的文化一样”的场景;走进一个具体的社区,我们既有某种对它熟悉的自觉意识,又有一种不熟悉的“文化感觉”,特别是在新疆这样的多民族、多元文化地区,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现实,对于走进田野的人类学研究者,像是走进了一个文化万花筒般的世界,无论是在南疆的绿洲乡村做田野,还是在北疆的草原牧区做田野,我自己都有一种“文化的新奇感”。这可能出于我自己文化的下意识反映,也是我乐意走进田野的原因。与自己文化不同的文化的对话对于我来说永远是一种快乐的感受,我认为对于人类学研究者,这种“文化上的新奇感”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学术上的动力——因为我们总想探索未知。

迪木拉提·奥迈尔:

虽然我是新疆本土民族之一——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中的一员,但是“文化上的新奇感”也是我走进新疆南北疆田野的感觉。被很多汉族人类学者看作是“少数民族研究者”,使我自己有一种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而在异于我自己民族文化的场景里,我又有一种无法言传的“他者”的感觉。对于中国的、或特别对新疆的人类学研究者来说,这种感觉的存在非常有意思,因为它有着一种“我在其中”而“又不完全在其中”的文化象征意义。我和你之间的合作也是发生在这种“我在其中”而“又不完全在其中”的过程之中。我们共同走进田野,实质上正如你所言,就开始了一种多层面的跨文化交际。我们共同面对一个社区以及这个社区人们的文化,开始了与他们的文化对话。而我们在感知这种文化时,我们两人自身的文化也在互相对话。这两种对话同时发生,影响着我们对被调查文化的认识,也影响着我们之间的交际话语,有时候这种至少双向的交际会使我们从各自的角度发现被研究文化的存在的不同侧面和它们的意义。

崔延虎:

谈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50年来国内民族学研究一直存在着的一种现象,即研究对象是非汉族社会和文化。在我们的民族学话语体系中,讲到“民族”,讲到“文化”时,潜意识中常常是把汉民族和汉文化排出在外的。汉族学者到民族地区去做田野调查,置身于一个异于自己文化的场景中,但缺乏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意识。我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写出来的民族志本子反映的文化就是这个文化本身,虽然我们的专业训练会使我们努力认识到文化的差异和描写“他文化”的困难,但是“己文化”的物理和心理惯性又往往忘记“差异”和“困难”。这些似乎已经见怪不怪了。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即中国人类学早期先驱者们最成功的作品,比如说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林耀华教授的《金翼》,大多数都不是对“异文化”描写的结果。这是不是具有一种方法论启示的现象?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们,不能像大多数西方人类学家,能够到一个“文化上完全陌生”的场景中去做田野和进行文化“深描”,虽然他们田野的准备也是一个文化认知过程,但与他们自己的文化相比,被研究的文化对他们来讲还是“陌生”的。因此,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文化多样性的局面,而我们又兼有这个局面中主体和客体之间界限不清晰的角色。可以为此佐证的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有深度的民族志作品,作者的田野调查主要是在汉文化地区,作品也主要描写他们自己所在的文化体系中的社会文化事象。

迪木拉提·奥迈尔:

我想你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人类学研究者缺乏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意识,难免对研究的“他文化”得出一种至少在我看来是不全面的认识的结果。然而我们讨论的可能还包括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我注意到国内某些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成果,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倾向,即他们在讨论“中国文化”这个概念时,往往指的是汉族文化。在研究汉人社群的文化时使用“中国文化”来指称,而在研究汉人之外的族群时,常常使用“XX民族文化”,无意中似乎将其他民族的文化排除在了中国文化之外。诚然,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意义上的主流文化,但是,汉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全部,中国文化包容的也不仅仅是汉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虽然目前学术界对费孝通教授“多元一体”的理论概括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和争议,但我认为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在中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着的“汉人文化中心论”的偏颇。所以我很赞成你提出的中国人类学研究者需要具备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因为我们本身就置身于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之中。从学术上看,寻找和研究那种“纯而又纯”的文化是往往存在于人类学家中比较普遍的一种“理想”和“追求”。但是,我们的时代不是摩尔根的时代,也不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时代,中国多元文化场景的存在不是在过去50年才有,而是有着漫长历史的基本事实。因此中国的人类学家在面对本土文化时,应该有一种跨越本民族文化的意识和气魄。在这一点上,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提出的“只有采取一种跨文化的、整体论的观点看待这些社会问题,中国人才能认识自己的文化”(《中国人类学逸史》332页)的观点,就值得我们注意。

崔延虎:

这种跨文化交际意识对于我们作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有多重的意义:首先,研究者们应该重视它们的“己文化”对于研究过程和民族志描写的影响;其次,不同民族的研究者合作对同一社区或文化事象的田野调查的研究应该得到鼓励和提倡;再其次,在对被调查文化进行解释时,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理解和揭示的“意义”可能就具有了多层次、多维度的“深描”价值。我还是用我们之间合作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我对新疆哈萨克游牧社会和文化的知识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书本上得来的知识,二是在草原地区田野工作过程中参与和观察得来的。对这些知识的文化意义的解释性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在与包括你在内的哈萨克族学者和有知识的老人们的交流中获得的。我自己在读书的过程中,已经存在着一个话语过程,虽然尽可能避免用我自己民族的文化去比照哈萨克游牧文化中的一些现象,但是我自己的文化事实上对此不可避免地有一种“话语过滤”作用,这种作用不可避免地产生我经常给学生讲课时提出的“文化误读”的偏向。我们之间的合作和一次又一次的对话惠及于我的恰好纠正了我的文化误读,弥补了我的观点上的不足。另外,在我们对同一文化事象进行分析时,我们不同的文化背景使我自己有了多个角度来认识问题,而在讨论过程中产生的争论往往是我们在认识上互补的必要基础。

迪木拉提·奥迈尔:

我自己就出生在跨文化交际的氛围中(家庭、学校、社会),并成长为一个多语言、多文化、双重民族认同的个人。与人类学(民族学)结缘以来,结识了很多跨文化的师长、同学和同行,在与他们的跨文化交际中受益颇丰。这些交际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通过书本)。如今又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不仅研究自己所属的民族的文化,也研究他民族的文化。经过几年的学习和研究,我的感受恰如胡鸿保博士在《从学术传统中看看中国人类学的新格局》中所指出的那样,本民族学者的成长对于一种以异文化比较研究为金科玉律的人类学具有的意义“毋庸讳言,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研究本民族共同体,‘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每每赋予强烈的本民族文化中心意识。于是在方法论上将面临文化相对主义的质疑。但是在另一方面,受过人类学训练的赋予专业眼光的本民族学者却又可能凭借濡化而得以‘天赋’优势揭示更多异民族调查者难以发现和领悟的文化现象及其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严格的人类学训练有可能让本民族的学者达到超越自我的境界,‘进得去’‘出得来’。” (载《人类学理论的新格局》179页。)

我要在此补充说明的是,在达到这种超越自我的境界,“进得去”“出得来”的过程中,本民族的人类学学者“出得来”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获得一种跨文化交际的意识,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的强烈意识,也要有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的意识。你刚才谈到了我们在合作过程中你感受到的“惠及于你”的东西,要说“惠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互惠的过程。作为汉族学者,你对新疆哈萨克游牧社会和文化中无意识因素的反映很敏感,并能发现和提出许多问题,提出的许多问题也往往引起我这个本民族研究者的思考。因为有些事象我可能由于太熟悉了,“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而不去深究它们的意义。我还记得有很多次,在学术讨论中我们对同一个文化事象激烈争论的情景,争论的结果使我们对讨论的问题有了比较深的认识,我想互相借鉴和补充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我们之间,并没有出现目前在新疆常常惧怕出现的“对问题有不同看法会影响民族关系”那种定势思维的结果。这种讨论和争论正是我们在跨文化交际研究过程中所期望的,因为我们之间的文化的差异使我们感受和体验到被研究文化中的细微之处,争论本身是对事物认识过程中探求意义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符合文化实际的解释和答案。我对许多人讲过,与你的合作始终是很轻松愉快的,有时甚至丝毫觉察不出我们之间在民族成分上的差异。我想这也许就是中国人类学研究应该追求的局面:具有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之间在学术上的合作,以及合作本身对于社会的意义。

崔延虎:

的确,我们在学术上的合作是愉快的。我们在一些学术问题和某些新疆具体社会文化事象上曾经多次出现过不同看法和分歧意见,这些并没有影响我们作为两个不同民族的人的“关系”,而是我们之间对话的一部分。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之间的对话和深入的讨论,应该是在学术问题上取得进步的条件。诚如你所言,这不仅是在多民族社会中人类学研究者应该具有的研究精神,也是人类学追求的终极社会价值目标之一。有一位西方人类学家曾经说过,人类学家应该互相欣赏各自的研究和作品,这在学术上是有道理的,也是很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学追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宽容和理解,人类学家不仅要用他们的作品来传播这样的理念,也要在社会中以自己的研究来实践这个理念。这些想法可能过于理想主义,但是我认为,学者们应该有一些理想主义的色彩,否则我们的这个世界不就太单调了吗?人类学研究者应该具有与自己文化不同的研究者和人民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素质,在中国,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长期从事合作研究,对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应该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由此,我想到了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界存在的一个现象,至少在新疆这个现象非常突出:少数民族的研究者很少或基本上不作汉人社会文化的研究,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研究者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对本民族或族群社会文化的研究上,这是不是也揭示了我们的研究中缺乏跨文化交际意识的问题?

迪木拉提·奥迈尔: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在民族数量上占绝对多数,大多数少数民族的居住格局是“大杂居小聚居”,也就是说与汉族共居一地的格局很普遍,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中从事人类学(民族学),包括民俗学研究的,也不在少数。但是确实如你所言,少数民族研究者作汉人社会和文化研究的却不多,个中的原因很复杂,既有社会和学术的原因,也有少数民族学人自己的原因,但是你提出的缺乏跨文化交际意识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果少数民族人类学(民族学)学者介入汉人社会的研究,或者与汉族研究者合作进行研究,那么可能对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作出独特的贡献,我想这也应该是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

事实上,这个问题背后存在着一个话语权的问题:第一,少数民族中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研究汉人社会,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否得到汉人社会和汉族学者的认同;第二,汉人社会对少数民族人类学研究者的研究工作的接纳和支持程度;第三,汉族研究者是否愿意与少数民族人类学研究者合作进行这一类的研究,等等。因此,我们提倡一种跨文化交际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不应该只是针对对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也应该针对对于汉人社会的研究。

崔延虎:

我们10年来合作的体验说明:首先,具有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合作研究,对于多维度地认识一个社会及其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次,在这种研究中,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的视野和相互承认各自的话语权对合作的成果也同样不可或缺;第三,这种合作研究对于认识人类学在全球化背景下遇到的挑战,同样也是有意义的。

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中认识,那就要面对人类学话语环境面临的挑战。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文化问题与经济问题始终是话语的中心,而且文化话语问题更为复杂。当代世界的各种冲突中文化的因素越来越突出。人类学家追求对各种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宽容,主张保持全球文化多样性,认为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一样,是支撑我们这个地球的支柱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跨文化交际成为人类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也就有了双重的意义。首先,人类学要研究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文化变迁和整合的内在规律,提出对文化变迁和整合的新的理论认识,以丰富人类学的理论;其次,人类学家面对越来越多的弱势文化遭遇强势文化影响和同化的趋势,认为应该采取措施,帮助文化弱势群体在适应全球一体化的同时能够保持自己的文化,或是做一些在西方人类学界称之为“濒危和拯救人类学”(urgent anthropology)的研究和应用工作,希冀为保持文化多样性作出贡献。无论是哪一类型的工作,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实践都是必不可少的我提到了话语权的问题,不能不对当前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界的一种现象谈点看法。这些年来,不少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的应用性研究,特别是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就具体民族地区的开发问题提出了许多策论式的建议。我们注意到,有一些建议是提给政府的,希望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还有一些建议是提给少数民族群体的,希望或要求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接受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建议,特别是那些呼吁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传统的建议,取决于他们的态度和认知,而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考虑的是经济利益问题!而针对少数民族群体提出的建议,问题就复杂了。毋庸讳言,我们提出这些建议,出发点是帮助少数民族群体发展起来,但是话语方式究竟是政府的话语方式还是学术的话语方式,就值得很好地研究。无论使用哪一种话语方式,都可能对某个具体群体的文化产生影响,而这些建议本身是不是这个群体的愿望所在,也就是说,是不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结果,我们不大给予过多的重视。在人类学应用问题上,人类学研究者关于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建议,我想应该尊重当地族群的意愿,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建议的话语方式,不应该是从上到下的,而应该是与当地族群平等协商的结果,也就是说,建议形成过程和建议本身应该是跨文化交际的结果,应该反映具体族群的愿望。

迪木拉提·奥迈尔:

跨文化交际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交际双方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都有使双方对自己的文化及行为作出符合自己文化所期待的反应。文化相对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理论或研究方法,但它是一种科学的观察事物和考虑问题的视角,是宽容的学术态度和积极的对话精神。文化多元主义更是多民族社群应有的文化观。文化多元主义认为在一个多民族组成的社群里(比如新疆),既有“国家”文化作为主体文化,同时各民族又不失各自的民族文化特征,即形成和存在各民族文化共容共生的文化生态。打个简单的比方,就是中国饮食文化中的“炒什锦”,虽然是按汉族人的加工方式制成,但其中所用的原料又各保持着很鲜明的特色,即构成和表现它们的色、香、味、质俱全。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就是一盘精美的“炒什锦”。在跨文化交际中,上述的姿态是科学的,是积极、可取的文化观。美国人类学家鲍阿斯认为,衡量文化没有普遍绝对的评价标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每种文化的独特之处都不会相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文化上的尊严和价值观,各个民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一切评判标准都是相对的。

从某种意义上,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的跨文化交际理念和研究方法可以使我们克服社会上,包括学术界存在着的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和族群发展的某些偏颇认识和开发实践。在当前社会文化急剧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人类学对于它的回应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确实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学者”,我对于你提出的“民族地区发展建议的话语权”的看法很感兴趣,在很多民族地区的“开发战略”、 “发展战略”制定过程中,当地民族社会的参与程度很低,就新疆而言,不少这一类规划型的战略制定,是由内地的专家们制定的,因为当地政府认为内地专家们的水平要比新疆专家们的水平高。但是,内地专家们制定出来的一些规划,基本上是沿海或内地某个地区规划的翻版,缺乏对于当地民族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这决定了它们在实施过程中必然遇到不少问题,失败的也屡见不鲜。因此,看来有必要从跨文化交际的层面审视“民族地区发展建议的话语权”的问题。

结束语

我们从自己的体验中得出了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性的结论,认为在新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需要考虑多层面的跨文化交际的问题。多民族研究者之间的跨文化交际合作具有优势互补的长处,多民族研究者的本土体验可以为中国人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发展提供独特的视角和经验;同时,我们也就人类学应用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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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收入《民族学人类学的中国经验:人类学高级论坛2003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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