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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探讨——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观察员评论和总结摘要
时间: 2014/10/10 8:43:35 浏览量:

 

 

重视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探讨

——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观察员评论和总结摘要

 

庄英章,曾少聪,陈庆德,等

 

一、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观察员评论

由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的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于2002513~15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论坛在会议的组织形式上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组委会聘请了在人类学界较有威望的专家学者如庄英章、曾少聪、陈庆德、徐杰舜等教授做观察员,负责对在这次论坛学者们的学术发言进行评论。下面摘录的即是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观察员的评论。

庄英章(台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所谓的观察员评论,顾名思义就是针对这次论坛的形式与内容有所响应,提出一些个人的综合评论,以下就是我对这一次论坛的一些观察。

就像论坛第一天开幕式李亦园教授的贺电所提及:近年来中国人类学界至为活跃,聚会频繁,议题也相当广泛,这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发展中一个很好的现象。这次论坛的发言,除了乔健、郝时远及张有隽等教授的三篇主题演讲外,还有近三十位代表的发言,题目很多样,甚至有几篇论文是我第一次听闻,这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有相当的促进作用。然而,我也发现论坛的一般性论题稍多,比较具体的田野研究还是少一点,像张江华教授提到的本地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时间比较短,这一点我也有同感。大部分的田野研究论文,常常是只描写一个地方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较少涉及理论的探讨。台湾的人类学研究情况也一样,往往只针对田野地点做具体的描述,很少提出理论的建构。当然,提出理论的建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如果人类学者在做研究的时候能够先有一个理论的架构,然后到田野中收集资料,这样就比较能够掌握问题的核心。田野研究没有理论的指导,就显得缺少主题,不知道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张光直教授就是一个较突出的例子,他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就先提出一个理论假设,再根据考古及民族志材料,建构一个中国文明发展史的理论,以与西方文明发展史有所对话。他曾批评学者在建构社会科学理论之时,常把中国社会当作一个例外。他认为这是不对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应当有一个普遍的原理、原则。

至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区域性或泛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一项重要的先决条件,这里我简单举本次论坛的一篇论文为例子来说明,曾祥委先生的《东南宗族单姓村聚落成因研究》是一篇极为生动的论文,他的报告很有意思,例如他提到单姓宗族是由一个多姓村慢慢演变而来,形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单姓大聚落,其过程是因大姓欺负小姓,小姓被迫改姓,然后变成大姓宗族的成员。这样一个个案的研究相当精彩,但曾先生的论文就这样结束,实在有点可惜。因为这样的现象即便在广东客家地区,福建闽西、闽南地区,甚至更远的浙东温州地区,都相当普遍,各有其类似性。所以一个个案研究内容虽然很生动,但如果没有观照到相关领域的比较研究,那就无法进一步理论的探讨。从1989年开始,我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武雅士教授(A.Wolf),以及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学所,还有台湾研究所等几个单位合作,在福建选择12个县份共36个田野点(村落),分三年进行田野调查。后来我又提出一项华南农村研究计划,又继续了两年,福建多了几个点,浙江、上海那一带也有若干点,总共有五十多个村落。我发现这种单姓村落的现象很普遍,在我主编的《闽台社区的比较研究》论文集,里面有好几篇就提到这种现象。我到过漳州的南靖县一个村落,是个一万人口的乡,很多人聚在一起,到处都是土楼、圆楼,一个圆楼就是一个房,一个宗族的人们在里面建有公厅、祠堂等,系谱也很完整。我和厦门大学的同仁在那里住了一阵子,当地大多是庄姓村民,我和他们同姓,因此被邀到祠堂祭祖,说我跟他们是同宗。后来我发现,当地其实有不少是非姓庄的改姓过来的,这种现象就如曾先生所提到的例子,再进一步进行相关问题的比较,或先进行相关问题的回顾,然后提出一个解释,这样,起码就可以跟英国人类学家傅利曼教授(Maurice Freedman)的华南宗族发展理论对谈。如此,曾先生这篇文章的可读性大为提高,对读者的吸引力也就倍增了,甚至可以区别出在中国的汉文化研究中这个问题是特殊的还是普遍的现象。

中国文化的区域性变异性那么大,这些变异是特殊的现象还是普遍的现象,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汉文化从中原一直往南迁徙,不断跟别的族群的文化相融合,到后来,到底什么是汉文化,什么是汉文化的核心,就难确认了。四年前我到新加坡从事广惠肇碧山亭坟山组织之研究,发现新加坡的华人对祖先崇拜的那种热衷,他们虽然没有祠堂,但通过宗亲会的会馆,凝聚华人共同祭拜祖先,不管是信仰天主教、基督教的年轻人也都来到坟山拜祖先。这种现象比起我在1994年江南地区访问时,所碰到的祖先崇拜现象,似乎新加坡的华人更加重视,扮演得更热烈、更活跃。如果说祖先崇拜所表现出的孝道是汉文化的核心的话,则有人会认为新加坡的华人文化比中国大陆更为核心,大陆反而是汉文化的边缘了。所以,人类学通过区域性的研究,必须观照到比较的研究,才有可能提出一些理论的架构来,也才有可能跟西方的人类学理论相对话,这对促进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很有帮助。

再举台湾日据时期的户籍资料之研究为例,1905年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建立了一套户籍资料,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性别、出生与死亡年月日、收养与婚姻事件、迁徙、缠足与其他记录等等,都有详细的记录。斯坦福大学武雅士在20世纪60年代就利用台北盆地的海山郡户籍资料进行不同婚姻形态与生育行为的研究,特别是提到童养媳婚的问题。在中国农村,童养媳这种现象早就存在,但有多普遍就难说了,方志上没有发生频率的记载。费孝通教授的《江村经济》也提到童养媳婚的现象,但也没有提到有多普遍,只是说有这种风俗。台湾因为有户籍资料,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有些地方童养媳婚频率很高,像台湾北部地区的海山郡发生频率高达20%~40%,武雅士对这种现象提出生动而深入的解释。后来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巴博敦(B. Pasternak)也利用日据户籍资料分析,发现南部客家童养媳婚比例很少,他得出结论:武雅士提到的海山郡的普遍童养媳婚现象只是闽南人的例子,客家人则非如此这个结论显然是错的,20世纪80年代末武雅士和我一起合作,在台湾新竹地区及其他不同地区收集到更多乡镇之户口资料,并输入电脑,建立资料库,发现台北地区童养媳婚的比例很高,高达40%,新竹地区约占25%,中部地区大概15%,愈往南部地区则越来越少,屏东平原已不到5%。我们发现台湾的童养媳婚的分布呈现往北走的趋势,以北部地区为最高,我们因而提出婚姻市场的理论假设。台北盆地童养媳婚比例之所以很高,我们认为是因为1880年台湾开港以后,形成第二次的移民,由于樟脑、茶叶等经济作物的兴起,再次吸引了很多大陆来的移民,造成性别比例的极大差异,进而导致婚姻市场的压力。同时又因经济的发展,很多母亲纷纷收养女孩,以便将来给儿子婚配,如果生了女孩就送给别人。由于我们有全台地区的样本,因此可以看出一个模式来,哪些女孩子会被送出去,什么情况下这个家又收养一个女孩当童养媳。根据详细的量化资料,我们所提出的婚姻市场假设,虽然不见得无懈可击,但起码我们建构了一个理论的架构出来。

1999年起,武雅士教授和我又跟荷兰的耐美根那大学(Nijmegean)的历史人口学家Theo Engelan教授合作,从事台湾与荷兰的家庭、婚姻与人口比较之研究。荷兰在9世纪50年代就开始建立户口资料,当然资料的内容没有台湾的户籍资料详细,记载没那么完整,但我们可以把两个地区的资料做比较,然后来验证琼·比格纳(John Hajnal)1956年、1985年所提出的欧洲婚姻模式。他从列宁格勒画一条线到意大利以西,这条线以西是所谓European pattern,以东叫Non-European pattern欧洲模式的特征乃婚姻比例不是很高,结婚的年龄晚,生育率低,但所谓非西欧模式,结婚比例很高,结婚年龄低,生育率高。因此,他提出这样的两种婚姻模式。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把婚姻当作一个重点,以为控制人口要用婚姻,透过晚婚来降低人口增加率。我们认为婚姻并不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很穷,但每一个人都要结婚,平均结婚率相当高,平均结婚年龄很低,17~18岁就结婚,生育率也相当高。为什么中国有这样的现象?根据台湾和荷兰的户口资料分析,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2001年在荷兰开会,2002年希望在台北再开一次会,每篇论文都是两个学者合写,一方面呈现荷兰的材料,另一方面又包括台湾的材料,透过这些材料的比较,如果能验证琼·比格纳所谓的欧洲婚姻模式那么台湾户口材料的研究就可以提升到人类学或是历史人口学的领域,进行专家之间的对话。我想,这种比较研究是很值得推动的。以上所举的若干例子,在说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应建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以及历史档案资料,然后还要通过区域的比较,通过比较研究以发现文化的特色。

最后,有关研讨会的形式,我也顺便提一下。我觉得这次大会安排论文宣读的时间太短,一篇论文宣读才15分钟,不能充分讨论,常常发表人拖一下时间就过了,下面的听众也就没有机会发言了,实在不太公平。花那么大的力气组织一个研讨会,与会者应该能够充分地沟通,论文可以多安排几天,当然这样会有经济压力。此外,研讨会的论文可以先定一个主题,在所定的主题下进行讨论,这样发挥的作用就比较大,如果能先交论文让与会者有机会先看论文,然后进行充分的讨论,当然,这需要一步一步地改进。类似的研讨会,先定主题,参加的人数可以少一些,讨论起来就更能够发挥实质性的效用。谢谢!

曾少聪(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刚才庄英章教授提出中国有丰富的人类学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尽可能地上升到理论高度,并与国际人类学界对话,这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方向。现在,我要谈的主要是对这次会议的看法。

首先,这次会议的规模比较大,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的70多位代表,欢聚南宁,参加“人类学高级论坛”,共同讨论人类学关注的问题。这次会议组织得比较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李亦园院士寄来贺信;中央民族大学杨圣敏教授、中山大学周大鸣教授发来贺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教授亲临会议,特别难得的是请来著名的人类家乔健教授和庄英章教授。这次会议,徐杰舜教授和广西民族学院其他同仁组织得很好,徐教授的点子很多,在会议期间还举办学术沙龙、会议还安排观察员等,庄英章教授和我都是第一次当会议的观察员。

第二,这次会议,与会学者带来了一些高水平的论文。例如郝时远教授《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应用与泛化问题》、乔健教授《谈中国研究的一些方法论问题》、庄英章教授《试论客家学的建构》和张有隽教授《本土解释在人类学理论、方法上的意义》等论文,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看法,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第三,这次会议,有几篇研究海外华人的论文,我想乘这个机会,谈谈国内人类学民族学界的海华人研究。海外华人在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为一门显学,在国内学术界也越来越引起重视。早期有关海外华人方面的研究,陈达教授著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书也可以把它看成是社会学的著作。田汝康教授撰写的《沙捞越华人社会组织研究》(T¢ian, Ju-Kang, The Chinese of Sarawak: A Study of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Monographs on Social Anthropology, No.121953),则是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的研究。1949年以后,大陆有关海外华人的究机构,除了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和一些省的社会科学院以外,主要集中在高校里。例如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高校都有专门的海外华人研究机构。此外,各高校的历史系、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系等系所也有海华人方面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虽有一些学者研究海外华人,例如民族所阮西湖、陈鹏、葛公尚等教授曾从事海外华人方面的研究,但是,却没有海华人研究的专门机构。因此,郝时远研究员在民族学界积极倡导海外华人方面的研究,并把海外华的研究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个增点,他率先在大陆民族学界招收海外华人研究方的博士后。在郝时远教授的积极推动下,2002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海外华人研究中心”,郝时远所长兼任该中心主任。

台湾和香港人类学民族学界一直有研究海外人的传统。先后出版了一些著作,例如李亦园教授著的《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调查》(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0年版),陈祥水教授著的《纽约皇后区新华侨的社会结构》,(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1年版)等近年来,庄英章教授主持《客家族群互动:认同与文化运作》研究项目,主要探讨大陆、台湾与东南亚客家人的迁徙、认同和文化变迁等问题。陈志明教授(他是马来西亚华人,在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任教)主持的《大陆与东南亚闽南人研究》项目,着重讨论闽南人的问题,已出版两本论文集,即陈志明教授等主编的《福建暨闽南研究文献选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1999年版)和《传统与变迁:华南的认同和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2000年版)。有关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海外华人研究的况,叶春荣教授已有专文论述,刊登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上,我在这里就不多谈。

海外华人是中华民族移居海外,并在国外发展,他们在移居地必然要与其他民族发生接触,华人与其他民族的族群关系、华人在海外的文化适应、华人在国外的发展等问题,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陈庆德(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这次来参加会议,再次强化了我长期以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认识理论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作用问题。各位先生在讲演中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了这个问题,尤其是第一天郝教授讲到族群概念泛化的时候,他给我提了一个醒,就是当我们应用概念的时候,表明着我们研究的视野不同,概念的泛化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已经有了不同的理论切入点,即理论预设。如果只局限在概念层面上的话,可能还不能解决我们更深层次的问题。因为其实语言就是一种预设。

我十分高兴地注意到,刚才庄先生就讲到我们中国有着很好的田野调查,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发展?在讲到认识理论问题的时候,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承认在人类学研究当中的理论假设,并且要大胆地应用你的理论假设。可能这是摆脱我们面临的比较尴尬境地的一种试探性方法。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在我们现在的人类学教研当中,我们都知道田野调查是很重要、很基本的方面,但是,我们很多人在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不知不觉地灌输了这么一个观点——人类学就是纯观察。长期以来的一种偏颇,使我们误以为人类学就是记录下你的观察。直接触动我来想这个问题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事例。为什么那么多的东西,为什么同一地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东西是隔着栅栏看的,这栅栏就是理论预设。面对有的人声称其研究没有任何理论预设,而全部都是纯粹的、很实在的观察,使我深深感觉到,可能正是我们既有理论预设,但又不敢承认的状态,使得我们在搞人类学研究的时候就感到缩手缩脚。

讲一个很具体的例子。例如对我们民族经济的研究,应该说1978年,于光远在发表文章之后,就有大批的人在进行民族经济的研究,但这个研究很尴尬,经济学主流不承认它,人类学当中又觉得它不是人类学。我进入这方面的研究,感觉到的一点是,我们原来对民族经济的研究,有三个基点:政府、区域、现实,这三个基点包含着这样的假设: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政府就是主导,政府的行为一完成,少数民族的状况马上就好。实际上是这样吗?不是的。以云南来说,云南是一个落后省区,但昆明作为它的一个中心,它不落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各方面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但就在昆明,走出十公里,你马上遇到贫困。所以当初我偶然进入这方面研究的时候,就抓住了一点,如果我要称之为民族经济学的话,它的基点就必须只从民族的基点出发。我们古老的经济学关注的是什么?它关注的是财富的生产和使用在社会当中所引起的问题或者说引起的社会关系问题。正是这一点,使古典经济学有了社会批判的特征,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劳动价值论,有马克思的,有斯密的,有李嘉图的,等等,而这些东西在为财富的分配寻找依据。这样的研究,它所关注的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也便有了社会批判的学术特点。而马歇尔以后,经济学的主流是什么?它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它不再质疑这个社会,它认为规范是合理的、既定的。在这个规范当中,如何应用资源实现最佳化的问题,意识到各门学科当中不同的理论预设,从民族的基点进行民族经济的研究,就可以看到,在同一地域,只要有不同的民族集团参与到经济活动当中,它必然的情况就是,在同一经济进程当中,不同的民族,由于它参与的方式不同,所处的地位不同,利益的分配不同,它得到了多少,得到了什么的问题马上就凸显出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再考虑到不同民族的文化环境、文化传统、社会设置等问题,那么民族经济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类学的问题,是人类学的分析关注于经济问题的分析。

因此,我们就不一定要提什么什么学,而在于我们如何把对社会某一个问题的观察,更多地从一种文化的大背景,从文化的层面来进行人类学的分析。正是我们原来的这么一个预设使我们的研究得以展开,如果对它本已存在又予以否认的话,那就是给研究自设障碍。那么即便在文化人类学的分析当中,人们虽然称多种的文化定义无一获得公认,但从英国称社会人类学,美国称文化人类学,但基本上可以这样认定,在人类学当中,文化最基本的是一种制度性的规划或是说制度性的构建。遗憾的是,我们虽然有了一个基本性的东西,却往往在谈到具体问题的时候,马上又把文化限制到了具体的事项上面,这样就产生了在研究当中——用郝教授的话来说就是泛化或混淆等等,于是就使我们的许多讨论没有一个清晰的鉴定。

我进入人类学研究时间比较晚,在参加了几次会议之后,各方面的信息都在强烈地撞击着我。人类学是个开放性的学科,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必然产生多学科的撞击,这样的撞击如果产生硕果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认真地清整自己原有的理论背景,要认识到自己的理论预设。在这样的基础上,我认为我们更进一步的任务就是不轻易地去说哪一种理论不怎么样,而是更好地去认识每一种理论、每一个学派、每一种观点的范围与限度。我认为,这些东西作为人类文化积累的结晶,当我们认识到它的范围和限度时,它可以为我们做出更大的贡献。

徐杰舜(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教授)我个人觉得,我也是个初学者,我曾经在几次会上都说,从1995年到北京大学费老举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旁听了两天以后,第二届才是正式学员,所以我是从1996年开始学的,一年级、二年级……一直跟下去,张江华是第一届一年级学生,我是他的师弟了,李泳集也是第一届,两个都是第一届,这样学下来,我觉得对自己很受用,学到很多东西,还有我的师兄张有隽教授,他是在广西民院最早提倡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民族的,为此张老师背着一个很大的黑祸,我们学院有一个教授跟他唱对台戏,讲他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甚至去找院长告他。当然这是一个笑话而已。但张老师坚定不移地提倡、支持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在广西民院的发展。所以广西民院也是很早就把民族研究所改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所以我说张有隽教授在广西民院他的功劳是头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跟着他,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从旁听生到一二三四年级一直学过来,我对人类学的观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中国人类学的现状和未来走向》,这篇文章在我们学报发了以后也引起各方面的反响,《新华文摘》也转发过。现在进入21世纪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情况怎样呢?我也有一些想法,就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类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就我的观察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个特点,以王铭铭事件为契机,人类学不仅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我现在不在这里讲王铭铭事件本身,但我觉得这个事件对人类学的最大一个好处,就是本来在整个学术界,我们是处于边缘的,就是我们圈子比较小,人也比较少,关注我们的人也很少,甚至在90年代中期人类学者们从美国、法国、英国回来,他们的文章没地方发表,所以我们广西民院学报给他们开了个阵地,一下就成了大家认同的地方,就是整个学术界对人类学的关注也不够,所以中国人类学恢复那么早,可一直还是默默无闻。但是我觉得王铭铭事件对我们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就是使人类学引起大家的重视,这太重要了,所有的报纸、所有的媒体都报导这个事情,老百姓、公众的态度都很惊讶,还有人类学?人类学这么厉害?所以这个是非常事件,美国的学者们都纷纷打电话来,因为美国的网上也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引起的反应非常广泛,对于人类学引起公众的关注意义很重大。

第二个特点,人类学与各学科的互动、交叉在更大更宽更深的方位里展开了。很多的例子足以证明,比如说,人类学与文学的互动,现在文学人类学发展势头很大,所以4月份我们学院就开了一个文学人类学和比较文学的一个研讨会,文学人类学的几个领军人物都来了。还有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互动,人类学与经济学的互动,人类学与政治学的互动,等等。

第三个特点,人类学家们或人类学者们更积极更主动地走进了社会,也就是走进了田野,走进了民众。以前的人类学者很多都是关在书斋里搞一些东西,讨论概念比较多,解释外国人的理论比较多,但是90年代末到2000年以来,人类学的学者们走进社会就很多,包括这次周大鸣没来,他为什么不能来,他现在在安徽搞世行贷款评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人类学者有用了,就是世行所有的贷款项目必须有人类学家搞评估,那世行才可以放贷,否则没戏。所以这几年我们的很多人类学者,包括像北京的纳日碧力戈、麻国庆,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我也曾参加了一次,都在给世行贷款搞社会评估,就是用人类学理论来评估你这个项目行不行,能不能做,这个评估就是关注你这个项目要使这个地方的每一个老百姓,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像妇女、宗教信徒,他们对这个项目知不知道,他们对这个项目能不能受益,或者是特别引起民族上的一些问题冲突,你必须要有这个评估。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类学家们更积极、更主动的走进社会,走进实践,走进田野。

还有,人类学的价值取向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以人为本的这个社会价值取向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认同。而且很多的企业,包括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是用人类学理论的价值取向去考虑。

第四个特点,与国际交流更加颇繁。就是以国际人类学的交流或者对话更频繁,我觉得90年代中期我们学者们学成归来,纷纷回国,现在过了2000年以后,我们的学者在国内做了很多田野,现在纷纷出国。所以,这次论坛我们好些朋友们没有来,很多都是因为在国外,杨圣敏到美国去了;纳日碧力戈在美国讲学;张海洋原来说要来的,突然又说要去美国;麻国庆在日本,等等。反正这些都在国外,在国外讲学,在国外进修,好像又是一个新的现象,国际的对话交流更频繁,他们也是在这样的互动当中,我觉得中国人类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对话在国际上发展很快。总之,人类学在中国社会的研究当中将起到更积极更重要的作用,所以无论是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当中,还是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当中,或者对少数民族社会研究当中,或对中国乡村社会研究当中,对中国多数社会的研究当中,包括李泳集所讲的对企业社会的研究当中,人类学肯定在21世纪会越来越起重要的作用。那面对这样的发展趋势和形势,人类学者们任重道远,必须团结起来,必须有一个新的平台,这就是要对话,要交流、要沟通、要理解。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样发展的趋势下,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创意,就是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创意,这就是人类学高级论坛之所以得到了20个单位,有台湾的研究机构,有香港的研究机构,有大陆研究机构的全力支持,我把这个倡议书的草稿发给这些单位时,像北京的郝时远所长,他这次来开会了,立即签字盖印,寄给我,非常支持;中央民大的杨圣敏也马上签字,同意;北京大学的马戎也打电话告诉我,他很赞成这样的活动,也是盖印签字。包括台湾的朋友,包括香港陈志明教授,一听我说不用签字盖印他就非常支持,香港科技大学的那些年轻的博士们,也是非常支持。这次发了贺电,因为他们最近这个礼拜就是最后的几节课,没办法请假。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响应,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对人类学高级论坛爱护、支持、参与,那么对于下次的会议,郝时远所长临走时主动跟我说,他说打算争取下次要到北京去开,为什么?他跟我讲这个原因,就是北京的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要改名了,我现在稿清楚了,他们打报告改是改中国社科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那现在批下来是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不管怎样,他可能挂牌换名时就开第二届,这是一个可能的意向。还有中南民族大学也挂牌了,中南民院升为民族大学了,他们也想争取下一届能到那里开。甚至贵州民族学院也提出了意向,但不管到哪里去,有可能是从南到北,我们“北伐”,要么“打”到武汉,要么“打”到北京。我希望论坛逐渐发展,每年能开一次,规模可大可小。这次我们也没有经验,所以会议的主题不是很集中,有主题但不集中,也形成这样一种状态,庄先生既是表扬又批评,多元的论文,但我觉得我们先有个头,开了头下面的文章,大家慢慢地做,越做越集中。这次我们得到哈佛大学杜维明先生高度赞扬,他自己本来要来的,其中我们原来设有一个大师论坛,他说不要叫大师,搞得有点像法轮功一样,搞个国际论坛,我说可以,以后形式可以改,可能搞一次高峰论坛,所有的研究机构的领导,既是学者,又是领导,你自己来讨论一次,十来二十个人,形式可以换,但论坛我们要不断发展下去。

这次论坛的会议论文集我们要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对所有稿件,经过学术筛选,昨晚跟郝时远所长通了一次电话,他非常同意这个意见,因为他是整个组委会的主席,那么这个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就是由郝时远先生担任,他也同意,我们一共请了6位,除了主席、主任以外,就是我、张有隽教授、周建新博士、庄英章先生、乔健先生、彭英明教授,这6位再加上郝时远所长,组成一个编辑委员会。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在大家的支持下,争取在10月份能够把书拿出来,出版的单位本来有几家,现在都没有最后定,尤其是在场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他们积极性很高,正在跟他们的社长在联络之中,因为他们的出版社是厅级单位,我觉得挺厉害的,别的出版社都是处级单位,他们是厅级单位,地位高一档,他们搞定下来,当然给我们很大支持,如果他们有这个魄力,以后每一届论坛的论文集都由他们出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就形成规模了。

二、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开放观察员评论

人类学是注重田野观察的一门学科,而田野无处不在。在本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上,不少与会代表细心观察他们身边的田野,也收获了不少美好的经历,下面摘录的是本届论坛向与会代表开放观察的评论。

范光棣(台湾新竹明新技术学院休闲学系主任、教授)对这个会议,我觉得非常有用途。对人类学我是外行人,但我发现我并不是都外行,因为你们谈的问题我都很有兴趣。

我是个哲学家,后来也算是艺术家,现在在搞休闲人类学。像休闲一样范围非常广,也许你们谈的题目我事先知道也可以自告奋勇发表一些文章,因为我是个客家人,我一直对少数民族特别有兴趣,像犹太人、吉普赛人……所以昨天我听到那个东干人的故事就特别有兴趣。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研究,就是在以前开封的犹太人,那故事我觉得也是挺值得研究的。还有我对来广西也特别有兴趣,因为广西是太平天国发起的地方,所以在广西我一直有一个理论,就是太平天国是男女平等观念最先进的地方,比西方还早。但我掌握的材料,很多人都说男女平等观念是从西方来的,因为太平天国是信基督教,是从基督教那里来的,很多大陆的人也附和着这么说。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因为基督教是最不讲男女平等的。洪秀全本身也是念过儒家书籍,也不是从西方来的。所以我虽然没有专门去研究,但我觉得太平天国男女平等思想是从客家文化中来的,客家人是最讲男女平等的;是从它的实践中来的,所以太平天国有女将军、女革命分子等,我觉得要从那个方向去观察。另外一个题目,这次我对关于性别很有兴趣,还有台湾女学者关于妇女身体研究的那两个问题,对那两个问题我感觉有兴趣。刚才那两位观察员也说,就说我们做一些田野调查的时候,首先,没有一个理论去指导,田野调查会没有方向,也没有结论,另一方面有了理论去指导,可能由于太偏见了,得不出好的结论。所以,田野调查要有一个理论的指导,田野调查的结果也要回头来批判现状,改良你的理论,这样才会提升一个题目。因为我在西方太久了,已经有40年了,最近才回来,所以我可能我对西方的很多好东西、坏东西我都了解,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在台湾也好,大陆也好,我们整个学术界也好,在全面地西化,建筑、生活、生态全部西方化,所以我最担心的是这个,包括我们人类学也太崇拜科学太崇拜西方来的技术,所以我们学习他们的分析方法前也要调查清楚,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可能现在也在排斥马克思主义,其实我觉得这点马克思主义是对的,从哲学的角度来讲,首先,他是以批判的态度,他是批判任何存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搞哲学也好,搞人类学也好,要采取批评审判的态度。要批判就要有理想,马克思主义以前一直吸引力这么大,因为他有理想,有一个理想社会,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理想的两性关系、平等关系,只是形容现状,兴趣不大,一定要一个理想的男女关系、理想的人类社会等,做这个研究调查才有指导,才有方向,才有目的。谢谢!

徐晓光(博士、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教授)人类学方面我是外行,我通过这次开的会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学到做研究的方法、理论,从会议举办形式上、运作上,我也从徐老师这里学到很多东西。我是搞中国法制史的,中国法制史都是唐宋元明清,这些中原皇朝的法律研究,从我的经历来讲,再和别人比较的话可能做不过别人,后来我就把研究方向注视到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上,最近搞的博士论文,写的是藏族法制史,这个法律出版社出版了,最近搞一本少数民族法制史,这本书也要出版了。徐先生编的那本书,我也看到了,他讲得也很清楚,因为研究人类学时离不开历史资料,这个历史资料用我们老话说,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资料已把它当时的情况用历史详细地记下来了,这里头有一个文化解释问题,就是搞法律,它也有一个对过去资料的重新解释问题。所以,搞民族法制史也主要是把人类学的方法运用进去对少数民族法律历史进行解释。还有法律人类学这方面,我本人搞得很少,我到贵州搞一些苗族侗族的一些习惯法调查,搞得还不太深入,虽然出了一本小书,也发了一些文章,但对这个东西的了解应该说是比较浅薄,因为以前在这方面没有基础,云南大学的张晓辉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研究,包括像苏力,还有梁子群他们也都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汉族的一些法律问题,这个现在已经开始了,而且搞的也是比较不错。但我觉得从这个法律史学界来看和这个会议来讲,我总感觉,对人的各个方面都得研究,你研究这个我研究那个,他研究那个,大家有时说不上话,你研究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懂,它就不像中国法律史这个学科,八百人从事这个教学和科研,每年中国法律史年会都开,每年参加会议的都有三百人,研究的主题非常集中,所以它就非常热烈,相比之下人类学学科,我也参加过社会史的一个学会,就非常松散,也是各方面的人都有,我觉得他们可能是由于专业的问题,因为法制史学科毕竟是法律界的一门主干课程之一。还有一个就是谈到文学,也是原来一些文学放到人类学里,他们一些东西,以后挖掘出来绝对有意义。我有时想毛主席他是不是人类学家,他可能也是最早的人类学家,搞农民调查,写湖南农民考察报告,我这是胡乱想,因为我不太懂。像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问题,她也没到过日本,她就写出《菊与刀》这本书,那么她就指导了美国人进入日本的实践。所以人类学的东西很繁杂、很复杂,一时解释不清楚,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应该研究实际问题,应该抓住当前社会最实际一些问题来进行研究,用文化进行解释,这可能就是研究文化人类学的精神,我就大略讲这些。

沈林(国家民委政法司处长)首先是抱歉来晚了,今天几位观察员评论是很不错的,收获不少,我参加这个会,是想从人类学中吸收一些养分,因为做民族工作,我又不是学者,又不是搞人类学的, 可以说是圈外的圈外。我昨天到了以后,就翻了一下会议安排,我就知道人类学高级论坛这是第一次召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因为现在各种高级论坛很多,牌子搞得很大,而且品牌已经竖起来了,现在我们这个人类学高级论坛用这样的形式,从广西开始,我希望以后这个栏目的论题论点、主题论坛这些更加集中,更加有分量,时间更充分,这样每次论坛都有成果,都有新的东西,我希望这个论坛继续下去,坚持下去,谢谢!

陈礼贤(广西民族学院硕士研究生)我是一个人类学的初涉者,应该没有什么资格上来跟大家一起发言的,但是我觉得大家给我一个那么好的机会,那么我就讲几点吧。总的来说这个论坛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开拓性,我们知道这次人类学的高级学术论坛是首届的,是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以及很多单位一起创立的,是在我们两岸三地专家学者和同行的支持下召开的,这样为中国人类学学者的互动构筑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我觉得这点很好,我希望我们这个平台能够发展下去。第二,广泛性,其实我作为徐教授的研究生,他带我参加了很多学术的会议,比较起来,我们今天这个学术论坛的一个特点就是,会议代表的面比较广,我数了一下,我们台湾来的代表就有十来位,所以我觉得这是海峡两岸三地人类学者的学术对话,比如说像台湾庄英章先生、乔健先生,当今中国人类学界的泰斗级人物都来了,所以这个是海峡两岸学者的一次学术交流,对海峡两岸的统一有很大的意义。第三,跨学科性。我作为一个会议的工作者,我在收集论文当中,我发觉很多专家学者的论文,涉及很多学科,比如说孙正国的文学与人类学的结合,还有经济学的,还有哲学的,还有宗教学,很多学科都涉及,所以说它是跨学科的。第四,对后学的扶持性。这次会议,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学生、青年的学者也来了,这是对青年学者的扶持,我希望将来我们这个论坛,能够继续给予青年学者培养和支持,谢谢!

三、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总结发言

中国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通过主题演讲和专题讨论、观察员评论、开放观察员评论、学术沙龙等多种方式,紧紧围绕中心议题: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等,进行了紧张的学术活动,大家各抒己见,气氛活跃,在相关问题上达成了共识。这次会议是一个成功的学术会议,台湾人类学家出席会议的有十几位,是海峡两岸三地人类学界的一次盛会,加深了两岸学者的交流和了解,必将对21世纪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乔健:(台湾东华大学教授)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一次的高级人类学论坛,而且在开始的时候发言,在最后又发言,有始有终。下面我想简单讲四点:

第一,徐先生是一位人类学界最有活力、最有创意的一位人士,在他的带动下,倡立了人类学论坛,把中国人类学界团结起来,一起讨论交换意见,建构出一些有意义的理论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既然是一个论坛,我觉得最要紧的一点是怎么努力去建立一个共同的语言。人类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它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从早期的摩尔根、泰勒、博厄斯、涂尔干等大师开始,一脉相承,有人说它是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学科,所有有关人类、文化的基本观念是从人类学发展而来的。比如说什么叫做家庭,什么叫做婚姻,什么叫做氏族、宗族,我们这次会议中都讨论过,这些名词的基本的、最初的界定最重要的是文化的观念,都是从人类学发展而来的。人类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非常专业性的学科,它有它专业性的语言,这个语言是世界性的。我们今天讲什么什么中国化,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要学会,要了解这个学科的世界语言,不是说讲英文或讲什么,而是概念的问题、思维的问题,必须要了解这些共同的语言,而且还要有一个基本的人类学的架构,包括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也不是形而上学式的方法论的方法,而是一个实际调查工作分析材料的一种方法。这些基本的共同语言、理论的架构、理论的方法是我们必须要具有的。所以说,人类学最初是对比较原始的、简单民族的一种研究,到了后来,特别是二战以后,人类学的范围已扩展到了复杂的社会中。人类学独特的学科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并没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分。什么是人类学,基本上是看它的方法,包括一些基本的概念。刚才有位先生问毛主席是不是可以成为人类学家,毛主席是个很伟大的思想家、政治领袖,但我想我们不客气地说,他不是一个人类学家,因为他没有学过人类学,他的学科观念是他自己发展出来的,没有符合国际公用的学科观念。我们必须很虚心地接受人类学的基本训练。费先生不但是中国人类学的前辈,排起辈分来,恐怕在全世界也是位前辈人物,他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现在马林诺夫斯基教过的学生没有几位了,大概有个瑞门福尔,已过了100岁了,瑞门福尔下来,恐怕就是费先生了。费先生虽然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被迫跟世界人类学隔离起来,但他的基础相当好,他的很多东西都符合人类学的基本架构。即使是这样,费先生最近还一再地强调要补课。他自己身体力行,把他过去的老师像罗登·帕克、马林诺夫斯基的书重新看,重新去研究。我想,我们在座的,包括我自己在内都需要补课。这次高级人类学论坛第一件事应该是向费先生学习、补课。补课的一个目的,是我们必须要跟世界人类学接轨,我们不能关起门来自己搞自己的,闭门造车,我们跟所有的人类学,美国的人类学也好,英国的人类学也好,跨国的人类学也好,都要有共同的语言。特别是今天(国家民委)沈林先生在这里,中国政府正在申办2008年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们希望能像申办奥运那样能够成功。成功以后,将起一个很大的象征性的作用,中国的人类学将终于可以跟世界的人类学接轨了。2008年离现在还有6年,在这6年里,希望高级人类学论坛对推动人类学国际化有一定的作用,到2008年,我们人类学的修养能达到一定的高度,能够跟世界人类学家对话。这是希望,也是我的祝愿。

第二,要开拓一个新的领域。这次我看到的一些论文,大部分还是讨论地区民族问题,或是民族调查,也有一些很新的领域,比如说翁玲玲教授的对于妇女身体问题的讨论。这是很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过去人们不敢讨论这个问题。从身体这个观点来看,可以解答很多问题,如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政治权力是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在台北发生的璩美凤事件,表现了身体跟很多社会政治现象的关系。我们讲的“包二奶”,沿海地区从事色情业的妇女等,都与女性的身体有关。妇女的身体从一个具体的目标来看牵涉到许多社会、政治问题,这是一个新的角度。刚才李泳集先生提到的人类学跟商业的关系,也是一个新的领域,需要积极去开发。还有答旦先生讲的自杀的问题,这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也是人类学的一个经典问题,涂尔干的一部经典著作就是讲自杀,希望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在这方面有所推动。

第三,我们在跟世界人类学接轨的同时,中国人类学应该作出贡献。刚才庄英章先生提到张光直的一些研究,张先生实际上是到了晚年才有这个勇气提出了一些大胆的假设。比如最有名的提到连续性跟破裂性两种不同文明起源的形态。中国和玛雅文明的可续性跟旧石器晚期的萨满活动、萨满的宇宙观有关系。另外,像西方的以圣玛丽文明做代表的破裂性,这是非常大胆的。因为西方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代表强调生产力、生产关系与文明起源的理论,解释不了中国文明的起源,也解释不了玛雅文明的起源。张光直认为,中国的这种现象不是例外,反而是更普遍,他认为从中国观点来看西方的那些反而是例外。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这个信心,要勤奋地去努力。张先生在讲延续性和破裂性两个文明起源的理论、两个形态中前面有一段:中国文化是全世界惟一的能延续几千年的文化,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么长的延续性。这里积累了很多的智慧可以提出来,在解释人类各种现象会起相当大的作用。中国人类学可在中国文化中挖掘更多的像张先生那样的东西,他只开了一个头。我们还注意到,像费先生是从比较实用的观点来看,今天的世界有这么多的冲突,特别是9·11事件以后,宗教、种族之间的冲突怎么去解答?他觉得中国人、中国的智慧应该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对这个问题,费先生提出“和而不同”的观念,这是中国过去哲学家先提出来的,费先生把它发展起来。我们应该思考究竟在“和而不同”这个观念下怎样去解决族群的对立、冲突。最近李亦园先生也提出一套综合两家的提法,提出一种致中和的宇宙观,或且说三层面的一个模式。这些观念不止是一个口号,而是经过了几位的思考,已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体系,我们应该把从中国文化中挖掘出来的一个体系,用许多史料来证明。李亦园先生所做的关于气功的研究,怎么样把它落实开来,能够作为一个假设也好,作为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也好,我们应能够把它提高到世界层面上来,让其他国家的学者了解从中国文化中提出来的假设、概念和理论。

第四,我提一个祝愿。希望高级人类学论坛能继续办下去,尤其是前面我们有一个很近的目标,希望在2008年之前,我们能够有一些成效。我建议,以后我们人类学的论坛要有一个主题,最多两个主题,围绕主题,有更多的沟通。另外,刚才观察员也提到我们需要一些比较深入的、细腻的田野报告。我自己感觉到我们在人类学恢复发展以后,到现在为止,包括台湾、香港没有出现过任何能够跟马林诺夫斯基他们那样深入的田野调查,我们需要这个工作,希望能看到一个完整的理论架构,有一个扎实、深入的调查,在未来的论坛上,我们不要求提出一个很完整、很成熟的报告,至少要运用一套严谨的人类学方法、长期的田野调查,比如一年能够在论坛上提出初步的报告来,我们的论坛将来不仅是观念上的一些交换、辩论,讨论来讨论去,脑子反而干涸了,而必须有一些新意的材料放进去,使它活起来。两条线都要走,一条是有主题,一条是有深入的、最新的一些田野调查报告。

张有隽(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我讲几点感受:第一,先说明一下。我是学历史学出身,不是人类学出身。在我读大学那个年代,人类学、民族学相继被打入冷宫,尽管我的一些老师是人类学家,像岑家梧、容观、刘孝瑜等,他们当时无法讲人类学的课,只是在讲授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时,使用了一些人类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所以我们这些学生,像我、彭英明、徐杰舜等稍微有一点感受吧。这些遗憾是历史造成的,没办法。徐杰舜是我师弟,他刚才称我是什么大师,那是绝对不敢承当的。中国的人类学大师,应当是吴文藻先生、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杨成志先生,到后来就是李亦园先生,乔健先生等可以称得上是大师。对中国的人类学历程,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民族学的世纪历程和未来任务》,人类学在中国经历的时间很长。中国人类学界有原生代,有中生代,有晚生代、新生代,我大概是算晚生代吧,新生代是现在的一批人类学博士。乔先生从年龄,从学问来讲是我的前辈,属中生带吧。我对人类学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成就不多,深感愧疚。

第二,对这次会议我谈一点看法。我认为这次会议在这里召开,有乔先生、庄先生、郝时远先生以及那么多人类学博士出席,使我们这次会议能成功举办,这很好。论坛在这里发起,大家认同这个事,这是对广西民族学院开展人类学研究的支持,为人类学论坛的继续召开开了一个好头。当然会议的规模与我们设想的有一点距离。来的专家少一些,文章主题不够集中,有些文章只停留在表面的描述上,理论建构不够。当然也有些文章探索得比较新、比较深。我还想不到李泳集博士能够来参加会议,他提出的企业人类学研究的思路,这很好。我还应当特别指出,乔健先生的关于底边阶级和底边社会的研究,他的主旨讲话不仅是一个新课题,而且在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上给我们以新的启迪。

第三,我很赞同乔先生讲的几点意见,特别是中国人类学应该与国际人类学接轨,以及关于要再学习,要补课的意见。要补课是费老提出来的。费老很谦虚,他都要补课,我们这些人难道不补?我也在补。我是1986年到香港参加第一届国际瑶族学术研讨会时才对人类学有所认识。我一直在学,但没有学好,我还要不断地补。我同意乔先生说的要做很细的田野调查。我很惭愧,这么多年来很细的田野调查工作没有做好。刚才张江华博士说,张有隽老师这一代田野调查工作做得好。实际上我们做得不标准、不扎实。我跑了很多很多地方,有时候在一个地方一个月两个月,然后又不断地补充,但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我还没有写出一个很像样的田野报告。我希望我们在座的特别是年轻人要像乔先生说的那样认真做田野。

第四,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展,道路的确非常坎坷,在20世纪50~70年代是个重灾区,所以我认为目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仍然处于一个恢复发展阶段。新一代的人类学硕士、博士正在培养出来,有些已崭露头角,涉及了一些老一辈人类学家还没有去做的领域,大学里民族学人类学的教学机构都在恢复、发展,研究成果不少,会议也在不断地开,圈子阵容也不断增强,有不少原来不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人认同了人类学,参加了人类学的队伍,大陆与港、台及国外的交流不断增加。总的趋势是好的,但道路仍然艰难。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还不是很成熟,一个是队伍还没有完全形成。台湾的人类学研究没有中断过,队伍结构比较好,大陆的队伍还不整齐。我们所出的一些科研成果与国际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我们出的一些大师级人物,除费老等老的一批外,新的就很少。因为你要建构出能够解释中国文化,能够在国际上产生认同,像张光直教授那样的人并不容易。我们大学里面临的困难也比较多。我从1978年开始回来搞民族研究,1984年开始当所长,当到20005月退下来,中间有一段时间由张江华博士来做。在大学里,资源共享方面遇到一些麻烦,困境不少,学生入学时对民族学人类学有兴趣,毕业时学生的工作安排就成了问题,这些问题到现在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现在招了些研究生,分配有出路,但考上研究生也不多,因此民族学人类学毕业生的社会认可率还是比较低。人家搞不清楚你学民族学人类学是干什么的,是搞计划生育的吗?另外,课题费也比较少,像我们学院的民族学科,是自治区级重点学科,自治区投入了一些经费,状况有所改变,但我们的课题费是很少的,比台湾、比国外差远了。这需要我们有个清醒的认识,既要有信心,但不盲目乐观,对存在的问题要有个客观的看法,这是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创造条件,首先,我们热爱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这些人要不断地努力,出好的成果,来证明你这个学科确确实实地能够为社会,为政府所认同。

第二,人类学作为研究人及其文化的一门科学,除了基础理论研究以外,也要关注现代生活,贴近现代生活,加强应用研究。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我当所长一直受到一些压力,认为我们老做那些不沾边际的问题的研究。人类学是研究人的文化,现代社会的急剧变革,很多问题要研究,研究的问题要有应用价值。刚才乔先生提到台湾那位女人类学家写的关于妇女身体观的研究,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目前这一类的课题太少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始终要解决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没有一个很好的理论作指导,你看见某个地方的文化现象就辨别不了,挖掘不出它的文化意义。我们确确实实需要与国际接轨,需要学习国际人类学界已经创造出来的好的理论。关于接轨,我使用过这个概念,遭受过攻击,但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跟张江华博士、吴国富博士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接轨的意思是大家有共同语境,不等于全盘照搬西方理论。

第三,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实际调查。我在开幕那天讲的人类学要重视本土解释也就是怎么样提高田野工作的客观性、真实性,提高它的科学价值,实际上讲的是一个田野调查问题。没有对一个民族群体的,文化进行仔细、深入的调查,要进行理论的建构就很难。因为理论总是要发展,并不仅是通过某个田野来证明某个西方理论是对的,或者是做修修改改,以为那个理论不完满,要修改补充就算了。我认为发展中国人类学,重要的是结合中国的文化实际,发展出新的理论。这个问题,乔先生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中已提出来了。中国的文化延续性、民族多元性、资料丰富程度、人口数量世界第一,而且地域广阔,西方过去对中国的研究不够,我们自己的人类学家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建构出一些新的理论,像张光直教授那样通过考古学,对古代文化的研究提出一个与西方不同的解释,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目标。当然,扎实的田野调查并不排斥文献的掌握,研究中国,在中国作人类学的调查需要有文献的支持。我在上中国民族史、民族志的时候,就对学生强调,没有历史文化这个人文的基础,对民族地区做的田野就把握不准,因为文化本身是历史积累的结果。

周建新(博士、广西民族学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首届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马上就要结束了,会议虽然只有短暂的三天时间,但我们的收获还是较大的。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收获:

1.结识了新朋友,重逢了老朋友。这次会议全国各地来了很多人,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些是新面孔,有些是老面孔了。大家通过会议沟通交流,彼此建立了珍贵的友谊。

2.收获了一个美好的经历。人类学是以人为本的学科,我们进行人类学的研究,除了要读万卷书,要吃万家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行万里路。有很多学者可能是头一次来南宁,也有不少学者没有去过越南,现在我们来了,明天又将前往越南,可以说,我们在人类学研究的“万里路”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也收获了一段美好的经历。

3.学术上、知识上的收获。这次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很多,用台湾学者的话语来讲,是“先进”很多。大家都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关注着不同的课题,发表了很多的高见,有很多新东西,带来了很多新的信息,有基础性的研究,也有前沿性的研究。大家的研究成果,对每一位与会者都有不同程度不同层面的启发,使我们达到了彼此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

当然,会议也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例如,在学术研究国际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人类学研究也要跟国际接轨,而这次会议没有邀请国外的人类学者来大会发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再者,本次会议正值广西民族学院50周年院庆,本来,在我们学院应该有更多的老师、更多的研究生、更多的学生来听这个会,但院庆准备工作非常忙,这几天都像军训一样,每个人都有任务,我们民族学人类学所承办了一个民族博物馆,前两天刚刚完工。如果我们有些招待不周,在此表示歉意。另外,由于时间短没有给更多的专家学者更多发言的机会,学者之间的互动也少了一点。

当然,刚才乔健教授、张有隽教授都说了,我们这次会议开了个头,以后还有第二届、第三届,来日方长,一些不足的地方慢慢补。

再次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对会议的参与与支持!预祝大家旅途愉快,一路顺风!现在我宣布,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顺利闭幕。谢谢!

 

文章刊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P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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