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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英章:试论客家学的建构族群互动、认同与文化实作
时间: 2014/9/3 8:16:34 浏览量:

 

 

本文为2002 “人类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第一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主题演讲论文

【作者简介】庄英章,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

【摘 要】客家学的提出,在学术上具有多重意义。第一是对华人研究的严肃反思,第二个意义如其客家之名义,是一门关于移民社会的研究。第三是突显传统人文及社会学科分野之武断,而提出对于科际整合的热切呼吁。

【关键词】客家学;族群互动;认同;文化实作

【课题项目】本文是笔者所主持的一项“客家社会与文化”跨学科整合型研究计划规划案之结果,谢谢参与规划讨论之同仁提出宝贵的意见。

 

 

一、客家研究的回顾

客家研究滥觞于20世纪初,以罗香林(1933)的研究为代表,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地方文化与族群认同研究风气之兴盛,而格外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有关客家研究单位亦相继成立,几次客家学国际研讨会的召开,更突显客家研究的蓬勃发展。

罗香林在1933年的《客家研究导论》一书,将客家研究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从早期外国传教士对客家人的历史、语言及其他相关问题的初步探讨,到客家研究团体阐述客家源流,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一些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民族学者、民俗学者,采用新兴学科之知识,研究中国人种、民族与民俗等课题,其中包括对华南地区客家民系的调查与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学术机构开始对客家民系作广泛地现代学术探讨。1950年罗香林在香港崇正总会30周年纪念刊上发表的《客家源流考》,可说是奠定客家历史研究的基础。罗香林根据大量的族谱记载,归纳出客家是汉族中一个系统分明的、富有忠义思想与民族意识的民系,客家先民受到中国边疆少数民族的侵扰之影响,才逐渐从中原辗转到南方来的。总之,此一客家研究的奠基阶段是以探讨客家源流与迁移历史为重心,旁及客家方言、民俗与妇女特色等文化特质。

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末,可说是客家研究的停滞期。中国大陆的客家研究沉寂了一段时间,在台湾虽然仍有若干客家书籍问世(陈运栋19781989),但基本上并没有超出罗香林(19331950)所论述的内容与观点,仅稍微扩大补充台湾的迁移资料而已,这段时间反而有两位美国人类学家Myron Cohen (19691976)Burton Pasternak(1969)在南台湾的客家社区从事人类学的社区田野研究。然而,他们两位并不是以客家为研究的主题,只不过是挑选到客家社区作为人类学的社区研究对象,他们很少处理客家源流的问题,两人的兴趣。大致是在汉人的家族、宗族组织及其祖先崇拜等议题,并据以评论英国人类学者Maurice Freedman(1958)的华南宗族发展理论,获致汉学人类学界的肯定。Pasternak (1972)稍后又在嘉南平原的闽南社区作田野研究,并进一步对闽客两方言群的家族、宗族、婚姻与生育行为等,作系统性的比较分析,开创了闽客方言群或族群的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客家研究再次兴起,台湾、香港以及星马地区,也都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客家研究。前者,仍然以客家源流与迁徙为重点,针对罗香林的论述提出评论与修正(房学嘉1996,谢重光1995,陈支平1997,王东1998,刘正刚1997)。针对罗香林的客家中原正统论,房学嘉曾提出客家非“纯汉”之说,他认为客家是古百越族的一支,是与历史上少数移居客家地区之中原流人混化后形成的人群共同群。换言之,“客家”的中国文化之特殊形式,乃是地域性的文化与民族,和某些已具汉文化学养的“汉化”民族长期婚媾和文化交流的结果,这种见解与长期以来人们凭族谱中有关族源之记载,认为客家之根在北方之论,大大不同。此外,陈支平(1997)也运用族谱学与史学之知识方法,同时援引客家人与非客家人之族谱,修正罗香林有关客家源流的观点。陈支平也认为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融合形成的,客家血统与闽、粤、赣等其他非客家汉民血统并无差别。他根据族谱资料也发现许多客家宗族与非客家宗族拥有同一始祖,以及不同来源的人群因功利性的需求而整合为同一客家宗族的现象。从而说明,客家人“族群认同”之形成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这种论点正足以说明,中国大陆的客家研究已向前迈进一大步。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项由法国远东学院John Lagerway[1](劳格文)教授所主持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与原动力”集体计划,他从1992年起邀请学者及当地文史工作者实地田野调查,并陆续出版《客家传统社会丛书》,共计十一册。这套丛书不只包括的地区跨三省份,探讨的主题也涵盖客家民间文化的重要面向,特别是集中在家族、宗族组织、宗教信仰与仪式、墟市与地方经济等等主题,这些实地的田野素材可说是客家研究的重要基础。

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愈来愈多的客家研究者投入客家移民拓垦史的研究(尹章义1989,石万寿1985,庄英章、周灵芝1984,庄英章、陈运栋19811986,施添福1987)。人类学者则强调客家社区民族志研究,针对特定的问题取向而深入探讨(罗烈师1997,洪馨兰1999)。笔者也从台湾中部的闽南社区转移到北部客家社区的民族志研究,进而从事闽客社区的比较研究,探讨闽、客方言群之间宗教信仰、宗族组织、家庭生活、婚姻与妇女角色等等之异同(庄英章1994)。适20世纪90年代,甚至延伸到台湾与闽粤、江南地区的社区比较研究,希望透过区域性与族群性的比较研究,以了解汉文化与其次文化的共同性与变异性之所在(庄英章、潘英海199419951996)。相关的研究成果正陆续整理发表中(王思平、庄英章2001)。毫无问题地,这项研究成果对客家学的建构将有极重要的贡献。

至于星马地区的客家研究,除了当地华人的历史、民俗研究外,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也未缺席Carstens在马来西亚客家社区的民族志研究,除了考证客家的移民拓垦史外,特别着重于客家的环境适应及其文化特质(1980)。已故的华裔历史学者梁肇庭(Sow-Theng Leong19391987)1987年逝世后,Tim Wright将其论述编辑成册,并由史丹佛大学出版(1997)。这本专书的内容包括客家学研究史的回顾、客家族群意识与精神的形成、土客的冲突以及棚民的活动等等主题。梁先生的论述中先提出族群性的概念,再讨论客家如何形成自觉的族群,他的论述主要根源于史坚雅(W. Skinner)的区域系统(Regional system)理论,并提出族群意识反映于区域经济的环境转变之假设,此对客家原乡族群的形成及其对外迁徙有创新性的解释。

二、客家研究的学术意义

客家学的提出,在学术上具有多重意义:第一是对华人研究(汉学、汉人研究或中国研究)的严肃反思。华人研究向来充满着汉族中心主义(李亦园199736),这种偏颇的态度一来忽视了原住民(或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对汉族的影响,同时也忽略了汉民族本身以及中国境内各区域间的多元性。实际上,当我们考量中国境内汉人社会的区域性差异后,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所谓“汉人”的确切意义。客家社会文化的特色在于他们和原住民保持密切关系,但是却又维持其原始族群认同而为汉族之一员,甚至自视为汉族中血统精粹者(罗香林19501933)。因此,以客家为研究对象的客家学,其特性就是以族群间的互动关系,讨论族群内的社会文化,这无疑是对于复杂的华人研究的一种谦逊而负责的态度。

客家学的第二个意义如其“客家”之名义,是一门关于移民社会的研究。客家学者勾勒出一幅汉民族的移民路践:从中原至客家原乡(闽西、粤东与赣南)(罗香林19331950,陈支平1997,房学嘉1996),再从原乡到四川、广西(刘正刚1997),乃至海外的台湾、东南亚(陈运栋19781989,尹章义1989,石万寿1985,庄英章、周灵芝1984,庄英章、陈运栋19811986Leong1997),甚至南亚、大洋洲、美洲等。特别是客家从原乡到海外的这段移民史实,正当资本主义挟其政、经、军各方面之优势,将季风亚洲地区与太平洋两岸地区,整合进世界体的过程(Wallerstein19741980 Appadurai1996,全汉升1987)。中原南下移民的研究,先前最受青睐(罗香林、陈支平、房学嘉)。然而,客家原乡向外的移民时期,正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向世界扩张的时期,这个过程大幅度的改变全球的族群分布与活动范围,同时也衍生了国家、族群及本土文化运动对这种全球化力量的反抗。而且时至今日,这些相互诘抗的力量未尝稍歇。我们认为新的客家研究典范,势必不能忽视这个全球体系下的移民浪潮。

客家学在学术上的第三个意义是突显传统人文及社会学科分野之武断,而提出对于科际整合的热切呼吁。百年来的学术研究证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绝非某一单一学门可以穷究,因此各学科研究者相互采借的现象,早已见于国内外学界。客家学所揭橥的研究对象,正明示跨学科研究团队的迫切性。

三、客家学的建构

()族群互动的角度:贯时性的历史社会变迁探讨

客家社会处于汉族边陲地带,其特殊性在于,他们一方面在族群发展史上,长期与少数民族维持密切的互动,另一方面在族群意识上,又坚称自我为汉族之血统精粹,两种不同张力的互相拉锯形成了客家文化。因此要展现客家文化的特殊性,不能停留在种族中心论(汉文化或客家文化中心)的视野,必须从族群互动的角度,尤其是采贯时性的历史社会变迁角度,来探讨客家社会在不同区域发展的族群关系与历史文化过程。

前面曾提及,客家学是一门关于移民社会的研究,过去有关客家移民史的探讨,一直局限于汉人由中原南迁的历史过程(罗香林19331950,陈支平1997,房学嘉1996),而忽略了客家人由原乡向外移民的历史阶段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意义。尤其是忽略了客家移民过程中与其他族群的互动,以及因不同族群的互动所产生的结果。客家在原乡社会中,客互动密切,形成一种文化合成的交融现象,亦即客家文化中包含有南方土著文化的特征。当客家移民离开原乡到达四川、广西,以及海外的台湾,而有再生(reproduced)或者创新(making)的社会文化过程,这个过程是诸多变项互动的结果,族群的互动是其中一项主要的动力。台湾学者曾提出“内地化”与“土著化”两个尚待验证的理论观点(李国祁1978,陈其南1987)。族群互动的现象也存在于星马地区的客家,西婆罗洲及砂劳越的中国移民长期与土著民族通婚,然而这些混血后裔,向来被归类为华人或客家,然而晚近这些混血族群却被称之为Sino Dayak(林开忠2001)。这一转变的过程彰显了族群间文化涵融的现象,透过此一现象可以了解客家人对当地环境及文化的适应方式。

 ()族群认同:同时性的社会结构分析

以往人类学对族群问题的探讨,大致认为族群的界定包括共同的语言、生活环境、文化特色等等,但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共同语言与生活环境往往受到极大的冲击,而不再成为族群认同的重要指针或惟一指针,自我文化认同反而成为最重要的因素。客家族群到底透过那种特殊的文化逻辑来选取他们所认为的特色,让它成为一种文化认同,并在实际的生活上发挥功能。血缘性的亲属组织、地缘性的民间信仰组织以及汉人社会极为普遍的道教信仰习俗等等,可能均是比较研究各特定客家社区之间的社会结构的重要指针。例如,在一特定的生存环境以及历史脉络架构下,宗族组织的祖先崇拜可能成为客家最重要的文化认同象征。在另一特定地区内,居于少数的客家居民,其宗教信仰可能随优势族群变化,也可能长期维持其宗教信仰的保守性。这些同时性研究之成果,将成为我们分析汉文化之多元文化现象的坚实基础。

 ()文化实作:从实践论的典范出发,进行跨学科、地域的整合研究

文化实作是属于辩证性的客家论述,诸如从客家的建筑、语言、音乐、文学等领域,来讨论客家族群的自我论述。就建筑而言,其结构形式与材质等等,会随着生活条件而改变,对传统汉民族或深度汉化的民族而言,其空间经常是“具体化的体制”,大致有固定的形式,因此就“空间”议题着手,最有利于证实客家特质上一些说法的真实性。其次,就客家音乐而言,全面性地从声乐、器乐、戏曲音乐及说唱音乐等四大类,从事统合性的研究,以展现客家民间音乐的全貌。再进一步分析客家民间音乐与宗教信仰、民间生活样式、地理环境、方言及女性等议题的相关研究。再如语言方面,类似的基本调查,也是深度研究的重要基础。原乡客家人移民到台湾与星马地区后,这些移民一方面继承了祖先的语言,一方面又要调适新的环境,这些改变都会反映在他们的语言中,不同地区的客家方言,透过历时性与同时性的比较,将可了解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最后在文学方面,客家文学再现了客家人的族群性,我们可以从客籍作家在其文学生产中,展现作者处理族群与文化认同的方法。我们期望能透过探讨客家族群在特殊的历史脉络中被建构成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历史文化过程。

四、结论

有关客家社会文化的研究,除了考虑族群的互动、认同与文化实作的贯时性及同时性的探讨外,更应从事区域性的比较研究,这样才能建构所谓的客家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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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4卷,第4期,P4043



[1] 法国远东学院劳格文教授所主持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与原动力”集体计划,迄今已出版以下的十一册客家传统社会丛书:1.房学嘉主编1996《梅州地区的庙会与宗族》;2.杨彦杰著1996《闽西客家宗族社会研究》;3.罗勇,劳格文主编1997《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4.杨彦杰主编1997《闽西的城乡庙会与村落文化》;5.房学嘉主编1997《梅州河源地区的村落文化》;6.杨彦杰主编1998《汀州府的宗族庙会与经济》;7.罗勇,林晓平主编1998《赣南庙会与民俗》;8.刘劲峰著2000《赣南宗族社会与道教文化研究》;9. 10.曾汉祥,谭伟伦编2000《韶州府的宗教、社会与经济》;11.杨彦杰主编2000《闽西北的民俗宗教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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