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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可:景宁畲乡行记
时间: 2015/5/20 19:16:22 浏览量:

景宁畲乡民居


作者简介】范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所所长,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去年岁末,应浙江丽水学院新成立的民族学院之邀,我有幸第一次走进浙南地区的景宁畲族自治县。更令人难忘的是,今年的元旦我竟是在畲乡渡过的。类似的经历平生不会有很多,而且这次到畲乡,让我回想起了年轻时对福建畲族的田野调查。我觉得,这些短暂的旅行对于人生都很宝贵。因为每一次这样的走访,都会让人产生一些平时不可能有的感触。

畲族对我并非全然陌生。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在厦门大学就读研究生期间,我曾随导师陈国强教授到过福建的几处畲乡进行调查。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到漳平的官畲村。当时人民公社的集体化尚未完全解体,所以那里还称官畲大队。其时,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调查组分头行动,导师等人赶赴其他地方。到官畲的,只有我和另一位如今在日本教人类学的潘宏立。那时,我们都是 20 多岁的年轻人,精力充沛。记得到官畲路途相当难走,我俩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几乎一整天,直到傍晚时分才抵达村子。

为什么提过去的这些事呢? 因为这次到景宁畲乡实在感觉太不一样。畲族山居,并且许多不是住在山麓或者山坳里,而基本上是住在山腰和山颠。30 年前去官畲靠两条腿,一路全无险峻之感。这次到丽水,学院十分热情,民族学系的方明老师一路陪伴,驾驶技术还不是非常熟练的音乐系田中娟老师自告奋勇,驱车送我们上山。车辆行使在不宽的盘山公路上,往下望去,如同悬在半空中,叫人捏把汗。一路虽高山翠谷,既险峻又旖旎,但我完全顾不上这些,山谷实在太深了!这种感觉是当年靠两腿登山所没有的。过去到畲乡虽然也感到路途遥远,但缓缓而上的山路,不会让人产生这么大的反差。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切实感受到,人们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必定有其原因。否则,为什么要选择生活在连车轮子都用不上的地方?当然了,人类学证明,问当事人这样的问题不会有什么令人满意的回答——都是“祖上就是这样”之类的答案。这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就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的“习性”。所以,这类现象需要学术的阐释。

人类学上有“不良适应”(maladaptive) 之说。这是文化生态学者提出来的概念。人类学家发现,有些族群生活在不宜人居之处。例如,在美国西南,有部分印第安人生活在当地奇特的地质景观——平顶山 (mesa) 之上,连水都得到山下取,再千辛万苦地送上山去。为什么当地人不愿意住在山下呢?人类学家对此大惑不解,提出了各种设想。但迄今为止,这些解释或者答案都被认为是推断。当然,最大的可能性是历史上与其他部族频繁的争斗所致。畲族居处虽然不至于连取水都得下山,但山居于僻静偏远之处,过起日子来比生活在平地者要艰辛得多。而且畲族还是一个彻底的农耕民族。他们不象世界上其他山区的许多居民那样,半农半牧,而是仅以农为生。因此,他们为什么选择山居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而他们的山居生活又在多大程度上刻划了或者形成了他们的文化特质?我想,成为所谓的“少数”(minority),有赖于背后存在的某种权力关系。世界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所以,所谓的“少数”实际上是建构出来的。而且,在这建构过程中,从前的统治者能否顺利税收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此,在过去的官员和文人墨客的描述里,那些无法或者难以收税的群体都被贴上“生”的标签,是为“野蛮”、“化外”,有待“教化”。从而,这些群体遂日渐边缘化,最终沦为所谓的“少数”。更有甚者,有些则干脆沦为“贱民”。另外,传统中国是为乡土社会,生活在宜于耕作的土地上被视为常态。因此,那些水面生活的渔户自然非常态,身份于是如同贱民。而居住在被认为不宜耕作的山区,境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统治者和居住在山外的人都带着某种不可思议的怀疑目光看他们。曾经,与城里人叫“乡下人”一样,“山里人”——这样的称呼也往往有着某些负面的意涵。

当然,这都已经是过去的状况。1949 年以后,国家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禁止歧视少数民族,并予以各种优惠。这些举措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在我的家乡福建,人们也基本上改变了对水居的畲民的看法。畲族是在 1956 被国家识别确认为单一民族的。景宁也于1985年成为我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与过去相比,如今的浙南畲乡变化巨大。

时隔 30 年在不同的地方走访畲乡,依然感到变化难以想象。官畲和景宁畲乡虽分处不同的省份,但两地的自然条件十分接近。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当年的浙南畲乡的各种条件当与当年的官畲村相去未远。当我们这次下山时,不断地与迎面上山的私家车交汇,在窄窄的山间公路上相互避让。私家车的司机大都是回家的村民。其实,这些路原先有许多是山居的畲民们祖祖辈辈走出来的,但现在都已拓宽并铺敷上沥青。宽度上虽然不足以让相向而行的车顺畅通过,但也算是上好的公路了。

我们先到景宁一个名叫敕木山的村子。 该村看来成为当地政府欲立为民族旅游的概念性设计村庄,民居墙上都画着据说是当地的畲族图腾。一位正在院子里忙乎的本地中年妇女,似乎对那些图案的含义也不完全清楚,让人莞尔。但不管怎样,这个村子同我们几小时之后造访的另一村子一样,完全没有工业化时代许多乡村的那种凋敝景象。同国内许多乡村地区一样,这个村子里也少见青年人,但农田并没有荒芜,即便是在这么冷的时候,田里仍然有不少人在劳作。他们都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显然,对于来访者,他们已经司空见惯。浙江是低海拔地区,但敕木山村海拔高度有数百米,因此冬季比平地温度低了很多,相当阴冷。但却因此适宜种植茶树,全村拥有茶园 1900 多亩。我们造访的那天,温度约比零点高出一些,且有风,冷飕飕的,很不好受。在这样的气温里,干农活是个苦差事,但我们还是看到了许多人乐呵呵地在茶园和地里干活。一眼望去,茶园和田里各种作物十分繁茂,一点都不象是在寒冷的冬季里。许多人家的房前屋后还种有柑橘、柚子等果树。问了方知,该村虽然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但有许多就在附近区域。因此,他们也都能经常回来。留守村里的许多人也不像内地那样多为老人、中年以上妇女和孩子,而是包括了许多 40 多岁的中年人。所以,持续与间或做农活的村民还是比较多。虽然,浙南在浙江属于欠发达的地区,但整个浙江省民营企业发达,同属浙南的温州地区尤甚。因此,外出务工的畲乡年轻人大多也都在浙南地区。他们实际上是离土不离乡。

在敕木山村,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村中一座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畲族民居。该建筑已有近百年历史,为两层土木结构。进了门便是天井,正面是为厅堂,两边为厢房。厨房则在厅堂背面。厨房背面没有墙,直通屋外,这样烧柴火时便于散烟。房子最大的特点,是在房梁和屋檐上以凤凰为主题的精美木雕。凤凰的意象,取自畲族自身迁徙传说中的凤凰山。凤凰山位于广东潮州境内,被畲族认为是他们的发祥地。其意义如同走西口里的大槐树、珠江三角洲一带大宗族传说中的南下中转站——珠玑巷,以及客家人传说中的中转之地——宁化石壁村。这一传说是否反映了族群迁徙的历史也未可知。总之,凤凰看来早就是当地畲族某种图腾的意象、美与丰饶的象征。这栋民居房梁屋檐上的凤凰木雕之栩栩如生,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

这一民族建筑正在修缮之中。按照规划,修复完工之后,将在屋内开设史图博陈列室。原来,它正是德国学者史图博当年撰写《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的旧居。史图博(Hans Stubel, 1885-1962 年)当年是同济大学的生理学教授,1924 年来华前任教于德国耶拿大学。他同时还是一位民族学家,在华期间做过多次人类学调查,除 1929 年到景宁调查畲民之外,还在 30 年代两度深入海南岛五指山考查黎族,并写下《海南岛民族志》一书在德国出版。对敕木山畲乡的走访,史图博是与他的学生李化民(19051992 年)一道进行的。李化民的老家龙泉,就挨着景宁。史图博和李化民对敕木山畲民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等,都做了详尽的考察和记录。他们当年的这次田野调查,对于畲族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离开敕木山村之后,我们驱车掐前往景宁的另一个畲村——李宝村。 李宝村是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即新农村建设的典型。原先,我对所谓的“新农村建设”一直颇不以为然。总以为,那种“让农民上高楼”的做法无疑只是地方政府为了政绩的一厢情愿。严格的讲,那是一种 GDP 综合症。虽然现在也听说,当初曾抵制上楼的一些农民现在反倒争着上楼,但事实已经证明,那是因为当时地方政府给第一批上楼的农民以较高的补偿。所以,这一事实本身无法说明农民上高楼是真正地给农民带来利益。毫无疑问,在发展的过程中,农业人口比例必将不断下降。这种情况一定最终带来“工业化”的农业——如同在一些发达国家那样,从事农业者只占全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是,我一直对强制性推行城市化持怀疑态度。费孝通先生早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便对“有计划的社会变迁”有所批评。人类学对城市化的基本认定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其所指就是无论住在什么地方从事何种生计,多能享受到现代都市与科技文明的成就。所以,当年费孝通先生称赞离土不离乡的“苏南模式”是有道理的。同样,台湾经济的迅速起飞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当然,后来台湾离土不离乡的人口也大量涌进城市,但那已经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产业升级与转型终于使原先的来料加工或者低端产品生产失去了吸引力,而高科技产业终归还是离不开高科技人才聚集的大都市。

正因为如此,我迫切地想看看,李宝村这个“美丽乡村”究竟是怎样的愿景。我们将车子停在山下,方明打电话请李宝村的村长下山来接我们。很快,村长开着一辆类似东风小康那样的迷你箱型车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驾轻就熟,开车在盘旋的山路上疾驰,20 多分钟后,我们便进了村。放眼望去,村庄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格局,没见到其他地方常见的、毫无个性如同集体宿舍的所谓“新村”。但是,绝大部分的房屋都经过整旧如旧的修缮。并且,村长说,村里人的交往依然如昔,离家房门都不上锁,整个村庄依然是一个“熟人社会”。

李宝村海拔 550 多米,由 9 个自然村组成。目前全村有131 户,502 人。全村拥有山林 8417 亩,其中毛竹林 850 多亩,耕地 430 多亩。该村是远近闻名的药材库,全村共种植多种草本药材 500 多亩。这些药材包括金银花、白术、元胡等。2012 年,全村经济总收入 372 万余元,村民人均纯收入近万元。近些年来,李宝村成为当地发展民族旅游的一个景点,农家乐已经初步具备接待外来游客的能力。错落有致的村庄,所有的小路都铺上水泥,感觉十分清爽。村子当中还建有一个正规的篮球场,而且场地像是塑胶的。年轻的村主任为村子的改造感到十分自豪。他们的新农村几乎保留了旧有的一切,但在环境卫生方面下足了功夫。我们注意到,在村里一些便于车辆到达的角落里都安放了巨大的塑料垃圾桶。此举改变了村民长久以来随意堆垃圾的习惯。与敕木山村一样,李宝村大部分 40 岁以下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但也是大多在附近地区,来往比较便利。村主任热情地挽留我们在他家吃晚饭。他那位外出务工的弟弟正好回到村里,也过来作陪。村长的父母均为年过七旬的老人,但仍十分康健。席间,老人与我们热情地聊起了过去的一些事。今昔对比,不啻沧桑巨变。他们显然对目前的生活都十分满意。交谈间,村长父子不断地举例说明他们的语言与汉语有多么接近。的确如此,畲语的许多词汇几乎与汉语一样。

李宝村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返程的路上,它一直是我们聊天的话题。我想,如果新农村建设是人为推动城市化的组成部分的话,那真是农村的灾难。随着时光的推移,从事农业的人口必然越来越少,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人们都必须住到城市里,或者在农村进行在地的空间城市化。还是那个人类学的观点,城市化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但不是田园风光的改变。

实际上,李宝村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手机早已普及,家家户户都有了城里生活必不可少的家用电器,许多人家也用电脑上网。除此之外,生活如常。千篇一律的所谓“新村”——如同我们在许多地方的“新农村”所看到的——是多么令人乏味。我们的建设好像一定得先破坏,谁曾想这种“不破不立”所带来的可能是文化的消失。我们都不希望生活在感受不到传统和乡愁的地方。所以,尽管在全球化的当下,传统依然存在——虽然它已经是被选择而存在的传统。但毕竟是传统,它带给人们浓浓的回忆和家园的感觉。李宝村的“新农村”是温馨的。它的“新”在于它的“旧”,它的“旧”则是村民的坚守。李宝村打对了“民族牌”,它做到了通过民族文化建设来带动自身的经济前行。它的“美丽乡村建设”引人入胜——“新的”可以通过对“旧”的突出而体现出来。对于如何建设新农村,李宝村不无启迪。

 

来源】《中国民族》,2015,04: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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