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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可:《流动性与风险:当下人类学的课题》
时间: 2015/5/16 8:21:45 浏览量:

 

作者简介】范可,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人类学历经百余年发展形成了今天的多元局面。与过去不同,今天的人类学更多地面对“流动性”的问题。“流动性”构成了当今社会的一个特点。通过人类学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流动性”有关的社会问题。而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弥散化和风险,应该是当下的人类学所应当认真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流动性;发展;全球化;弥散化;风险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等学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模式”部分成果。



迄今为止,人类学已历百余年。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人类学理论和研究范式也发生了许多转变,形成今天的多元局面。首先,人类学所讨论的问题已经涉及了人类生活的个各方面。其次,人类学已经从研究如老僧入定般“滞后”的社会与文化转到聚焦于“流动性”(mobility)。本文视流动性为全球化的主体,讨论中国的发展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我们所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有其特定的时空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政治条件是其中至关重大的因素。人类学的透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变化万端的时代,人类学者可以用自己的视角与知识来回应那些视人类学为躲避社会问题之象牙塔的观念。

 

一、变动中的人类学与多变的时代

人类学起源在本体论意义上追寻诸如“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类问题。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存在需要解释,人类学的奠基人试图提供这样的解释。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人类学和宗教似乎有着同样的起源。宗教的起源与存在都是因应人生如此短暂的事实,试图给人们提供某种生存意义的解释。人类学也有着相似的逻辑,但它的出现当然与宗教不同——后者主要是对死亡现象的某种“应激反应”——因为死亡的存在而引起的对“存在”意义的思考。而人类学的奠基人希望知道的是:人类是如何走到今天,他们究竟通过哪些途径,以何种方式走到今天。这是人类学最初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人类学者要么从时间的维度,要么从空间的维度,力图勾勒出人类社会文化演化与传播的图谱。当年这些今天我们称之为演化论者或者传播论者,都相信欧洲文明乃文明的极致,相信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进步。他们虽然是欧洲文明中心论者,但却也看到人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理解至今依然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辉。在人类学发展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转折点。此前,人类学的旨趣可谓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宏观叙事。此后,转入具体而微的实证研究,之所以如此,盖因“一战”。“一战”的爆发彻底击溃了人们原先对于文明的美好想象。这是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劫难,而唯有所谓的“文明人”方可造成如此浩劫!“文明”的坍塌意味着另一种开始,人们开始寻找“另一种自我”。随着马林诺斯基(B. 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于1922年分别将特罗布里恩德人(the Trobriand Islanders)和安达曼岛人(the Andaman Islanders)带入“文明世界”,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就此开启。[1]

从那时起,人类学有了独特的看家本领——参与观察。人类学者走出书斋,深入田野,从各种角度和通过不同观照(perspectives)审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分属于不同文化与社会的人们。也同样从那个时候起,通过亲历的实地研究,人类学者写下了大量的作品,为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人们开始了解:人类的文化多样性的光谱是如此地绚烂多彩,我们再也不能用传统的标准和眼光来看待我们所遇到的不同与差异。丰富的民族志作品不仅为人类克服与生俱来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提供了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的透镜,也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往来互动提供了相互了解的思想平台。

然而,如果一味地强调文化为不同文化背景人们之“异”之所在,那么必然会在认知上给人们以误导。换言之,如果我们认为不同的人们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存在着某种本质性的差异,那就无异于强调人类的多样性是源于某种先天的因素,即便这种因素被堂而皇之地冠之以“文化”。文化相对主义缘于对种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反思,带有反对种族差异基本预设的强烈指向,此即:人类之间的差别是由文化所决定的,而非由任何生物性遗传所决定。因此,无论你来自何种“种族”,你之所以是“你”取决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而非其他。这一基本假设开启了早期文化人类学的“濡化”(enculturation)之说。由博厄斯(Franz Boas)和他的学生们所奠立的文化相对主义是理解“他者”的钥匙,但是将之推至极致,则可能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本质化。这就是为什么盖尔纳(Ernest Gallner)对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会有所批评。换言之,文化,不应成为另一种“藉口”来申诉和推委任何与己的差异及其不同的价值。我们应当透过对文化差异的解读来求导全人类所共同享有的思想与价值,我们认为,人类的共性远多于彼此间的差异性。在全球化的当下,这样的文化理解尤其重要。

正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除非把文化相对主义推至极致,人类学者绝不否认人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Claude Levi-Strauss)的学说或许有许多人不同意,但他所试图揭示的恰恰是所有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的、本质性的东西。这样的信念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战后即投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权撰写的涉及人类学的文件,参与撰写《关于种族的宣言》(Statement on Race)。列维-斯特劳斯通过思辨力图说明所有人类在本质上没有不同,在表现出来的不同与多样的背后,其实是相同的原则与规范。这种对隐藏于多样性之中的同一性之探索与理解,是全球化的当下所需要的。

流动性是今天的世界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一。流动性指的是包括资本、信息、人口、族群,乃至于文化等在内的全球性流动。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全球化的主体就是流动。这种流动不是单纯的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直线式的运动,而是全方位的互动、扩展与传播(expansion and diffusion)。 全球化给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太多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我们不得不对社会科学里的一些常规的与重要的概念重新进行思考。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几乎所有的专著、论文,以及学术会议和各种讨论,都会涉及全球化的问题(Eriksen 2003)。一般说来,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较多地关注经济的层面及其所引发的后果。对人类学者而言,全球化则有着更多内容与意涵。正因为流动性强烈地刻划了近些年来的世界,有些人类学家也就此认为,应当把方法与概念的重新理解提上日程。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所谓的“多点田野研究”(multiple sited fieldwork)的问题。有些学者敏感地发现,人们已经不似过去那样地固定于一个地方。全球化已经在改变人们的世界。如果说,当年对这种所谓的多点田野的想法,可能只是一种对于传统人类学的反思而提出的一种创新,其本身未必一定是剧变中的现实所使然,但这些思考者至少已经感受到,这种最终可能导致人类社会文化发生某种实质性的变化的趋势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到了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又有学者提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即便只在一个田野点进行研究,也得在概念上将之考虑为“多点”(several sites in one)。因为“空间”(space)成为“地方”有赖于人们不同的人文诠释,故而每一个“空间”可以有如多个“地方”(various places)——只要人们赋予它们以不同的意涵(Hannerz 2003)。换言之,当我们在某一个地点进行我们的实地研究时,我们应当有一个更为宽泛的视野,将之考虑为网络上的一个连结点或者一座楼房中的某一层,与前后左右上下都有连结。我们可以在这么一个点上感受到其他点或其他层的存在与影响。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信息网络、通讯卫星的普遍运用,以及交通费用的相对低廉,地球上许多不同文化已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叠加,甚至混杂再生。我们很难用传统人类学所定义的文化概念来思考今天的文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承认,常规意义上的文化已经不复存在。文化虽然难有不引起任何歧义的定义,但学者们大体上都对它有一定的把握——尽管都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嫌。许多学者都对文化作出定义,但所有的定义几乎都是为了自己研究和写作上的方便而构建。然而,一个事实是,许多学者,尤其是人类学家,都把文化视为某种束缚在一起的整体(bounded entity),有着明确的外围或者“边界”以及地方性。无论是格尔兹(Geertz 1994)或者萨林斯(Sahlins 1994)都如此强调。正因为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传统的文化理解已经不敷所需,它如同紧身衣那样束缚了人类学家的想象力和解释力(参见:Erikson 2003)。于是,延续着上个世纪80年代“写文化”(writing culture)的某种余绪,有些学者提出了有关“当下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的设想,明确建议文化应该“去狭隘化”(deparochialization),以适应当今色泽瞬息万变的社会文化光谱(参见:Robinow and Marcus et. al 2008)。

然而,正如已故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是问题的全球化(2005)。今日的许多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已经不再局限在哪一个具体的国家,而是可能同时或者先后发生在许多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互联网时代使我们的星球四通八达,相对低廉的交通费用使得更多的人有经济能力进行跨国旅行。这些改变在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巨大的商品物资、人口、信息、资本流动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隐忧。恐怖主义组织、贩毒集团已然跨国并国际化,而即便在医疗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新出现的各种传染病也显得更为易于传播。而科技的发展在使人类文明变得更为昌明,从而给人类的生活质量带来巨大改善的同时,人类社会的脆弱性也日渐积累。从切尔诺贝利发事件到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众多人类自身的成就所引发的灾难告诉我们,人类物质文明繁荣的背后可以隐藏巨大的不确定性与危机。

当今世界有着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是如同以往那样,终生在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生活,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可能是跨区域,甚至跨国、跨洲、跨大陆。处于这种生活状态的中国公民,其人口数目也具有意义。不仅中国公民跨国、跨大陆生活;中国本身也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士将它的某些地方当作他们跨国生活中的一个侨居点。我们在义乌、广州、上海、北京等地,都可以遇到“只把他乡当故乡”的外籍人士。他们在这些地方安了家,但却由于业务和生意的需要,必须奔波于自己的祖国与侨居国,乃至于其他国家之间。他们实际上同时在几个地方、几个国家,甚或几个大陆生活。如此,他们的生活一直处于一种流动的跨国状态。同时,福建、广东、浙江等省也有大量的人口处于类似的跨国状态中。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也吸引了国际学术界的兴趣与关注。不同文化背景者交错杂居必然带来一系列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对一个由于体制的原因而比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地区相对“闭塞”的国家而言尤甚。当我们面对着文化“他者”时,我们的态度应当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同时又必须坚信:所有的人类,无论在外貌上和文化上与我们有多么不同,彼此间共享之处依然远远多于相异之处。我们都有着基本的道德规范与价值判断的标准,我们同样具有尊严;我们同样相信,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强调与尊重应当具有普适性。人类学仿佛就是为跨文化交往与对话而生!我们应当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类所谓的“古训”视同毫无意义的“垃圾话”(trash talking)。

二、流动性与当下中国

如果说流动性是当下世界范围内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境内又何尝不是如此?不同的是,前者通过“跨国”而凸显,后者则体现为“跨地域”。而跨地流动之所以能与其他问题一起构成中国所特有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则主要拜政府治理术所赐。而我之所以用跨地来指涉,乃在于一座无形社会政治之墙的阻拦。如果说阻挡跨国流动的是边界、海关的话,阻碍中国人口自由流动则是户口——二者都是现代国家暴力的折射。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大量的农民离开了土地与家乡,流入城市或者各类工业园区,寻求自身发展的机会和更为美好的生活。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户口制度的存在,使得大量的流入非农业生产领域的农民成为了“农民工”。这一在字义上充满矛盾的身份标签表明了他们特殊的历史和社会际遇。户口制度在社会治理上成就了中国语境内一种特殊的不平等和“类种族隔离”,也因此成为了国家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巨大障碍。由于长期以来户口制度提供给了城市居民以一些必要的,与民生相关的社会福利与特权,致使原先业已存在的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开了距离。这种被拉开的距离不仅表现在公民待遇的层面,而且还深入到人们的观念里。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城里人对他们的歧视立即呈现出来。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依然得不到应有尊重。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依然无法在他们务工之地定居下来。他们仿佛永远处于漂泊的状态。中国大地蔚为壮观的“春运”大潮,其实是制度性歧视的典型后果。正是由于制度的不合理所产生的特殊社会形貌,遂有学者将之称为“城乡二元结构”。正是由于这种二元结构,致使以农村户籍为主的流动人口成为城市里的“另类”。他们的处境竟然如同一些国家里的外国务工人口,亦即所谓的“外劳”(migrant worker)那样,有着类似的法定“身份”问题。可悲的是,他们的命运和待遇甚至远不如许多发达国家里的外国务工人员。他们无法象其他国家里的外国务工者那样,享受与所在国公民大体相近的公民待遇。在许多国家,大量的外国务工者——无论是合法或者“非法”,最终都能获得所在国的永久居民与公民身份。

不独农业户籍人口如此流动,许多受过较高教育的年轻人的生活也处于流动之中。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许多高校毕业生都青睐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类大城市。但是在这些城市里,他们也面临着种种问题。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使众多这类收入体面的白领,或者有其他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要么成为“房奴”,要么在“逃离”和“留下”的两难中艰难抉择。如果一个社会资源分配合理的话,诺大的中国怎么可能就“北上广”成为年轻人的逐梦之地?但与此同时,不容否认的是,也由于资源和人材如此集中,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成为了中国最为重要的研发基地和最具活力的创新园区。这不仅推动了这几个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各种资源也朝这几个城市进一步集中,而且也进一步提高了具备在这几个城市生活的“准入”门槛。也许有人会以近邻的日本和其他国家,如所谓的“金砖四国”的某些国家为例,来说明这种状况的出现纯属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没错,日本虽然一直有着资源高度集中的现象,例如,东京集中了全国大量的教育和人材资源,其他重要城市也不甘居于其后。但是,日本的地区发展有中国如此不平衡吗?日本各地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有中国这样相差悬殊吗?且日本国土如此之狭小,产生这种各种资源集中的状况的确比中国要“自然”得多。另外,也因其狭小,各种资源虽然高度集中,但这些资源所产生的效应与产出却很容易配置或者辐射到其他地区。因此,日本的资源高度集中现象所反映的恰恰是一种“因地制宜”。换言之,对日本而言,这是真正的“集中精力办大事”。其他国家如巴西,虽然也有类似现象,但它绝不是一种事实上由国家“安排”所酿就的现象。所以,思考我国目前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与高度集中的现实,必须反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计划经济的阴影还存在于我国治理者的思维模式当中?或者,治理者有关发展的思维模式里究竟还有多少来自计划经济时代的残余?如果说由国家操控市场的市场经济是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哪么,所谓成功是否应在长程的维度里重新进行定义?这些问题似乎偏离了人类学的传统关怀,但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观察方式无疑可以提供一些独特的洞见。

此外,在世界范围内,现代性发展到了晚期或者后现代性的今天,原先较为整合的社会已经分化为不同的功能层面。这些不同层面彼此之间难以交替和嫁接(Beck 2001)。在中国,我们虽然很难说我们的国家已经全面现代化,但我们的社会具有某些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则毋庸置疑。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面向,科层制或谓官僚化,在我们的国家则发展到了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我们都能体会到各个方面“行政化”的程度令人窒息,其“非人性化”在世界上罕有其匹。文牍主义盛行、签章证件满天飞已然为中国式管理的真实写照。一些我们看来无需如此细化的行政职能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在许多西方国家,情况可能相反,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似乎使涂尔干(E. Durkheim) 所说的社会“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已经成为过去时。由于相信供需的杠杆会自发地调节市场,而任何人在市场上都有成功的机会,于是,个人——而不是其他因素——得对自己完全负责。循此逻辑,人生失意与失败全属个人责任。换言之,虽然市场提供了人们成功的机会和平台,但如何在这个平台上搏杀和取得成功,完全是个人如何把握机会和所具有的能力的问题。如果说国人为过多的行政干预而恼火的话,一些发达国家的人们考虑的可能是如何去过“自己的生活”(a life of your own)。生活似乎成了完全与他人无关的事情,尽管这种无关只是某种幻象。但不容否认的是,以往规范人们的传统在日渐消弭。尤其当流动成为一个社会的重要驱动力之时。此处的流动非指社会学意义上与身份、地位、等级等有关的向上,或者向下的社会流动,而是指在都市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移动”。这种移动不仅是空间的人口流动,而且还是心态的、心灵的变化。当移动成为社会的主要,传统虽然无法像过去那样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南,但并非不存在,而是因为它的存在也得由人们自身来选择。因此,传统的发明或者重构仿佛成为了世界的常态。

当今的中国社会虽然也卷入了全球化的漩涡,但却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了自己的“特色”。她不象其他国家那样,因全球化导致了相当程度的主权缺失,而是强化了主权的意识与行使,尽管在有些层面,主权的缺失也不可避免。例如,中国也进入了信息社会,这就使得信息不可能完全被控制在国家的手上。此外,政府高度卷入经济运行也是特色之一。一方面市场被高度推崇,另一方面国家却远未从市场全面收手。相反,政府放弃了许多本应由其承担的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但却在其他领域内进行控制并直接参与经济经营。所谓“国企”则成为公权力与民争利的强大机器。中国的民众在享受发展所带来的益处的同时,不公平的市场与社会现实使他们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发展最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生活虽然比以前富裕了,但环境变了,人们之间变得冷漠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不平等显得如此怵目惊心!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带来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社会的疏离,每天正在以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表现出来。而政府部门则从许多本应承担的公共领域中退出或者收手,这在无形之中加剧了社会转变为信息社会之后所出现的社会碎片化或者“弥散化”(atomization)现象,但我国社会又不象许多社会那样,个人和团体有足够的自由话语空间。由于政府对个人产权缺乏足够的尊重,尤其对个人产权立法保护的缺位,富人竟也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这是近些年来大量富人移民国外的重要因素。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获得财富的途径或曾有过罪恶的一面。因此,自然会对法律是非公断有所畏惧。各种矛盾的社会现实使得公众的风险感有增无减。由是观之,治理上的乱象也是产生流动的因素。

在横向的、空的流的同纵轴上向上的社会流却几乎停滞。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程有些不同。所有的达国家在高速期均打破了封建期的身份壁经济体的展与市的活,使人有机会美梦成真。多人通个人的努力脱了贫穷得了在前工代不太可能得到的“致地位“(achieved status)。今天,多国家,特是美国,也被本国人士批社会富两极分化达到史上最高点,但由于些国家人口中占据大部分的是中产阶层,政府也大都公民提供免的中小学教育,多人依然是有机会通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中产”之梦——尽管可能得付出更多的努力。反中国,情况不容乐观。如今的社会向向上流的活力基本枯竭,不无法与刚刚改革开放期相比,甚至也无法与毛泽东时代相提并。在很期内,尤其在经济时代,尽管口制度如同枷,陷人的横向流于不能之境,但除了“文革”十年废除高考,人们至少还是能高考或者参的方式来去除枷,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考到中国社会人口构成上中产阶层不成比例,社会流的枯竭于社会而言不啻是一种风险。这是改革上的某些策略和举措不当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上个世9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市化改革无疑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攻城掠地有关。但是,发生在中国的这些改革偏偏将新自由主义理念中的市场”推向了极致。换言之,政府在这些改革中对本应由其承当的责任基本采取不作为的态度,将之抛向市场。这种放弃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行为几乎不见于其他国家。即便撒切尔夫人的强势改革也不敢在教育、医疗这些方面有过火措施。一旦政府将这些本应由其负担的责任抛向社会,民众必然得为之埋单。可能一些公司以及为数不多的事业单位员工,对此较为无虞,但对于那些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农民工来说,情况就很不一样。自从九十年代中期的改革以来,强烈的市场化倾向使得众多的用人单位——无论是工矿或者企业,对于外包的经营方式十分青睐。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在这种的营运方式下,可以节约成本,获取利益最大化。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一旦外包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中广泛存在的话,必然会带来大量的寻租机会。更有甚者,外包经常是逐层进行,这就必然使处于生产和服务第一线的最底层的利益被大量剥夺。因此,工作在最底层者获取低薪酬是意料之中的事。而处在利益链条最低端的生产者,为了尽量获利,必然会尽量降低成本,这就使各种低劣的原材料和各种弄虚作假和伪劣产品有了市场,这些可能危及人们的健康和破坏信任,从而给社会带来风险。今天,虽然这些工作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有所改善——至少不象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大部分人那样贫穷和匮乏,但是,生活、教育、医疗成本的大幅度提高,实际上令不少人的生活水准在相对的意义上甚至低于毛泽东时代)——尽管那是个普遍饥饿的时代。

我们都知道,接受教育是现代人社会流动所必需的条件。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最起码的条件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许多中国人来说竟然变得如此遥远,甚至可遇而不可求。我们从媒体上知道,许多人因为付不起高昂的学费而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或者降格以求,到一些名声不彰、质量低下,公众未必真正认可的高校里就读。在我国,由于社会上对职业教育在心态上存在着一种事实上的抵制(de factor resistance),因此,一旦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就等于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而在其他国家,如德国,社会上普遍鼓励公众接受职业教育,大部分人对自身的人生期待有轨可行,都各有上升流动的机会。美国社会也类似。美国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虽然较高,但许多人实际上只上了社区学院。社会上还有更多的人甚至没有接受任何程度的高等教育。但是,美国社会各行各业有众多的训练项目,它们为许多人提供了专门训练的机会。学员们在这样的项目中接受一年左右的训练就基本具备了在具体的不同行业中就业的资格。而在美国的公司和机构里,员工的提升的主要尺度是能力,学历的高低对于已经在公司里任职者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尽管美国总有不少人整天念叨社会流动的渠道已经被堵死,但深入骨髓的经济理念还是使雇佣者倾向于遴选和推荐有能力者。美国政界可能是各种“二代”最集中的场域,即便如此,一介平民的克林顿和身为黑人的奥巴马还是可能脱颖而出。你尽管可能指责他们成功当选的背后有某种因素的支持,甚至你可以以最离谱的恶意来看待美国民主政治,你也不得不承认,无论是金融寡头或者其他垄断资本集团,绝不会选一个笨伯来担任他们的代言人。

三、社会弥散化与风险

社会疏离表明传统的面对面社会转变为陌生人社会之后,所出现的不同的人际关系。维系人们的已经不再是血缘、地缘这类原生性的系结,而可能是诸如社团、同业公会之类的其他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变迁过程中,通过原生系结产生的社会资本至今大行其道。这与普见于人情社会的低信任度有关(Fukuyama 1995),也与我们的民众在这个国家里缺乏结社自由不无关系。因此,人们的社会关系很难根据个人的一些兴趣、理念,或者理想来构建——根据共同信仰或者因为志同道合来建立自己的社团,在这个政治体制下是危险的。按理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弥散化不容易出现,因为来自制度性的反自由结社的压力会强化人们的血缘与地缘纽带。因此,人们总是在积累社会资本。传统中国是为法礼社会,人们行为逻辑所根据的是伦理是辈份与地位,这套行事逻辑运用到法制不彰的职场和市场上,必然是礼物的流动和贿赂盛行——如此经营社会资本来建立信任以抵消各种潜在的风险。这样的社会应该不仅不容易产生弥散现象,反倒是更易于导致社会的结构性固化。然而,从社会上的各种现象来看,一些社会理论家所称的弥散化现象至少已见端倪,这在一定年龄层和一定行业的人士中尤为突出。

按照贝克的说法,弥散化肇因于社会的高度制度化,这种制度化生产了标准化的生活结合成就与公平,个体利益和理性化的社会彼此无法分开。社会化的规训和教育制度随着民族国家的扩张生产并支持个体主义(individualization)。他认为这是“制度性个体主义”吊诡(the paradox of “institutional individualism”)。福利国家法律准则将个人而不是群体制定为获益人,从而强化了人们必须越来越多地依靠自身来照料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规则。人类曾经在传统社会里生活,人们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或者宗教。今天,为了在激烈竞争中获胜,个体必须积极、有创造力和灵活多变;要有自己的主意;要快、要敏捷和更有创造力。这不是一时的要求,而是每天的要求。个体成为自己人生与认同的舞台演员、建造者、奔跑者和经理;经营自己的社会链接和社会网络(Beck 2002)。理性化过程带来碎片化的后果,这大概就是贝克认为的弥散化的根本原因。但是,仔细想想,在我国的一线城市里,专业人士的生活难道不是这样吗?其实,在我国社会,情况更不容乐观。大部分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系统都比较完善,社会出现弥散化似乎对个人和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过是通过风险的透镜折射出来。但在我国,则是社会问题。如农村地区的空心化,社会上信任缺失,等等。而今天高科技和信息社会的高度发展,可以使人们忽视这些已经存在的,在过去鲜有存在的社会问题。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我们所处的信息社会和互联网时代在客观上也具备了社会弥散化现象得以存在的条件。正因为信息社会和互联网使得距离对我们不再具有以往的意义,正因为互联网和卫星手机等等高科技技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方便,使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似乎一个人可以足不出门便可遍知天下事,有能力把握和处理个人所有的事情;所谓新自由主义强调的市场定夺、鼓励竞争所导致的“过自己的生活”,才会与这种状况如此地“相得益彰”。我们无需为新自由主义辩解,它犹如双刃剑,既给社会带来活力,又使社会的某些方面颇受伤害。其实,经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未必如同一些人所理解的那般“残酷”。哈耶克(F. A. Hayek)在《通往奴役之路》(2012)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他并不是认为政府应当“无为”(inaction) ,因为他不主张经济活动中彻底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s)。正因为如此,他主张政府在法制的框架内通过立法和法律来进行管理和社会治理。

与社会弥散化不无关联的是犬儒主义盛行,这种状况所反映的是对公权力的全面失信,以及社会信任的普遍缺失。这种信任缺失和对公信力的失信导致了许多原先与政治无关的事情很容易被政治化。也正因为如此,公权力也很愿意利用舆论的力量来转移人们的视线,从而将自己从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中摆脱出来。这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公权力不得不作出些行动。但必须注意,人们可能很容易被这些一时的行动与措施所迷惑,从而忽略了更值得关注的制度性问题。

毋庸讳言,中国如今已经是风险社会。贝克和吉登斯笔下的风险社会虽然是主要就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但谁也不能否认,他们所描绘的现象在我们的国家也不少见。更有甚者,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风险比之于西方国家可能是有过之无不及。许多潜在的风险导源于国家的制度性因素。除了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之外,我们还有许多因为一些制度的实施而开始浮现的后果,这些后果无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有着相当的风险。比如,计划生育制度实施至今虽然使我们这个国家少出生大量的人口,但却也使我们的社会在事实上过早地进入了“老龄化”。在一个社会福利制度远非完善的国家,社会过早地“老龄化”所带来的潜在的风险可能是我们目前所难以预估的。虽然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推算出由于各种社会成本的加大,政府和社会将来的负担将不堪其负;但是,可能出现的主要风险可能比这要严重得多。今天,虽然政府已经稍微放宽了生育控制,但一般民众已经如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民众那样,生育意愿降低。根据笔者在不同场合的随机询问,许多有条件生育二胎者都表示不愿意再生育。

当一个国家的老年公民在人口比例上超过了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公民,必然会给社会带来许多不安——即便在社会福利系统健全的发达国家也概莫能外,遑论中国。一个老年化的中国在我们的想像中会是怎么样的呢?也许有些不寒而栗。面对着退休以后的生活,许多人都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感。而有关部门对此也不置可否,社保基金本身问题很多,杯水车薪,故而又有讨论“以房养老”、“社会养老”,等等。其实,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政府的积极表态最能使民众不确定感得以释缓。我国政府的税收幅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应该有能力进行各种社会福利工程建设。社会其他机构和组织在这方面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不应当,也不可能,在这方面但当主力军。如果一个社会能为社会福利提供大量的资源的话,这样的社会一定是公民社会。在进入工业社会的门槛之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必定面临挑战。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人口的年龄构成在这一阶段时就已经很不理想,已然“未富先老”。而长期以来对私有产权先是剥夺后是不尊重,致使社会本身迄今为止未能积累起与国家的经济体规模相适应的财富,是为典型的国富民穷。因此,政府如果未能表明能在这方面得更多,人们在这方面的风险意识(consciousness of risk)只会日渐增加。

风险意识源于不确定性。今天的社会被称为风险社会,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对许多事情的发展难以预期,不确定性广泛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这种不可预知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发展的后果。现代科学的发展到了今天的高度反倒使人们对与之相关的许多后果产生风险感,这大概是始料未及的。日本的福岛发电站、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殷鉴未远。

人类对未知之域强烈的好奇心与对问题的较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劲动力,但曾几何时,这种探索精神却也带来了事与愿违的后果。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科学家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在今天的人类学上已经成为广受质疑的对象。人类学者敏锐的洞察力发现,被社会公众广泛接受的科学和科学自身的发展,致使科学可以成为权力的工具。科学所标榜的公正与客观性经常使自己被治理者玩弄于鼓掌之中而不自知。我们看到,各级政府推出其方案时总喜欢找所谓的科学家或者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所谓的“专家论证”,而在当前的体制下,在可观的利益诱惑面前,这些专家在论证过程中,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政府的有关方案提出质疑、挑战甚至否决则令人怀疑。总之,治理者瞩意以科学之名推出其治理方略。在科学的包装下,任何治理方略都给人以美好的遐思。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就是“统领的艺术”(art of government);他援引其他学者讨论了治理术意义上政府的三种类型,其一为仲裁型,其二为管理型,最后是治理型。治理型政府面对的是“公众”(mass)——密集和体积庞大的人口,与这样的政府因应的是由安全机构控制的社会,它必须求助于工具性的持家知识,合理性(rationality)必须贯穿其中。而所谓持家的知识就是经济(economy)的原意(参见: Foucault 2000)。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治理术理解为如持家般地践行权力的艺术,它意味着某种说服,即:政府说服公民,它能保证公民实现自己的愿望,公民在它的领导下是有盼头的。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政府热衷发展、强调发展。如果站在这些国家政府的立场上,我们就能发现,发展,或者GDP的增长,已经成为维护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径。所以不顾后果的发展实际上反映的是治理者对自身、对所依赖的制度的不自信。由此可见,科学必定成为任何政府进行治理的工具与“法则”。于是,经过了“科学论证”政府便可以将不同的意见“正当地”排除,名正言顺地推行自己的意志,这就可能为日后的风险或者危机埋下伏笔。许多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吃足了苦头,因此在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时,都必须有反复考虑、论证的过程,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但在许多后发国家则情况大相迳庭。在此,主要的问题便是发展的消极方面可以导致一种“脆弱性积累”,它可能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带来更为惨重的后果,后者本身就可能是一场灾难(Oliver-Smith 1996)。围绕着三峡工程的争论正是聚焦在这上面。批评三峡工程的人士认为,那些为工程的可行性进行论证的专家学者无视在该地区建造大坝的潜在危险,为政府意志背书。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科学本身无罪;即便灾难或者不幸来自某种科学的后果,其罪魁祸首依然是人或者制度。

尽管国家政府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进行治理,但在决策过程最为重要的环节应当是倾听民众的声音,以便站在民众亦即被治理者的立场上进行思考。虽然民众的意见或者见解未必都有道理或者未必都是对的,但至少治理者可以通过这一过程了解到什么才是被治理者所真正关心的,以及他们对公权力的期望。正是因为社会由于在人为计划的发展的影响下变化太快,人们才会有不确定性和风险意识。费孝通早在60多年前就已经予以指出,传统中国是一个“阿波罗式”的社会(费孝通 2011)。那个时候虽然民众普遍贫穷,但由于其“乡土性”,人们未必有着今日所特有的风险意识或者不确定感。当人们根植于土地的时候,土地便是保险,它可以带来心理上的安定感。土地是不仅是生活之本,它的存在意味着老有所养。农业社会多子多福的观念亦与土地联系在一起。此外,传统中国之乡土性还有一个特点,那便是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所谓“命定”或者“福”“报”之类的观念或者信仰,致使民众逆来顺受。在这样的氛围里,人们难有今天正在热烈讨论的风险意识。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风险意识只有在传统与宗教普遍失去其原有的那种为人们提供生活指南的状况下方有可能出现(Giddens 2002)。吉登斯同时也指出,与此同时,传统并非不存在,而是被选择性地重振、发明,或者再创造,但其意义已与过去大异其趣。然而,“祛魅”的过程必定与怪力乱神相始终,现代性必然带来碎片化的后现代性。人类在讴歌启蒙与理性之时并没有看到理性与启蒙在多大程度上可能给人类带来另类的灾难。在此,我无意于否定启蒙或者理性。但今天人类学所质疑的“发展”不正是政府通过所谓的科学规划来实施的么?在某些体制下,一旦启蒙的幽灵为权力所挟持,科学与理性完全可能堕落而为虎作伥。这是有些国家之所以沦为风险社会的根本原因。

总之,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它赋予人类学工作者更多的使命。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类学不能只满足于单纯的象牙之塔式的学理性探讨,而应更多地直面当下,为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和环境、我们生存的社会和制约、治理这个社会的体制,更适宜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唯有如此,方能使这门百年学科更具生命力、解释力和想象力。

四、结语

本文讨论了“流动性”和与之相关的一些社会议题,探讨了这些议题成为当下人类学研究课题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流动性”可以视为全球化的主体,全球化所带来的信息流动、资本流动、人们的各种跨界流动给我们生活的星球带来了空前的巨变。这些流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接触、对话、交汇、互融;思想的碰撞与交锋;主权的缺失与强化,等等。整个世界给人以一种万象共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千景象。但是,全球化也是问题的全球化。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关怀也随之发生了可视为某种本质性的变化。文化他者依然是我们关注的对象,但是文化已不再是如同有边界的实体那样,甚至在一个地点从事实地研究也得设想为进行所谓的“多点”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流动性也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我国人口流动之活跃的状况是几千年来从未曾有过的。中国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不仅在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共同面迎挑战,而且也得共同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袭击。我国的流动问题是多方面的。首先,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然而,由于户口制度的制肘,大量的产业工人迄今依然顶着“农民工”的帽子。农民工这种身份,这一群体只有在流动性的条件下方可出现,却也体现了落后的治理制度使得这部分人的身份在流动性的时代处于永远的漂泊状态,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其次,由于政府在改制的过程中把新自由主义所尊崇的市场推向涉及民生,但本应由国家来提供公共产品的领域,致使社会流动在坐标系的纵轴上基本无法上移。有着大量漂泊者的社会一定是风险社会。而众多在异乡的漂泊者进入的不是传统,传统对他们已经失去制约,而社会又缺乏其他可以赖以依托的社会资源,如果借用贝克所言的“弥散化”的话,这正是当前社会的一种状态。而在追求发展和GDP狂热当中遭到毁灭性破坏的环境与资源更是风险的根源。发展——包括科技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在给中国民众带来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丰裕的物质生活,但也使我们在面临自然灾害时可能更为脆弱。

最后,与治理乱象和制度设计不无关系的问题是社会信任的缺失。社会信任的存在是一个社会之所以能够整合的重要因素,因此一个社会在信任或者诚信上出现危机,必然加大风险系数。当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缺乏互信的话,这样的社会一定是病态的。人类学者在当下应当更积极地从事相关社会问题的研究,我们所谈到的许多问题已经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全球化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移民输出国,而且也是一个接受外来移民的国家。仅就这点,就可以看出全球化势不可挡。一个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每天都在发生的时代,也必定是问题丛生的时代,人类学者可以通过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处于变动过程中的社会,以自己的感悟与思考来参与这个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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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32-38/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1502期。



[1] 他们两人学术生涯奠基之作均出版于1922年(Malinowski 1922, Radcliffe-Brown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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