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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可:《移民与“离散”:迁徙的政治》
时间: 2015/5/12 19:25:30 浏览量:

  

作者简介】范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所所长,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移民与“离散”在近些年再度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与讨论,这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有直接关系。移民现象早已有之,人类的历史可谓是迁徙的过程,但移民现象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后有了不同的意涵。而“离散”则是一种认同政治现象,它是移民对故土的眷念和认同的表达。今天的“离散”则成为一种政治诉求的隐喻,运用该隐喻的现象说明,在认可多元族裔和文化贡献的社会条件下,少数族裔通过对移民历史境遇的追忆来参与所在国政治的行动,反映的绝不是对所居国的疏离感而是相反。所谓的“离散化”其实与真正意义上的“离散”没有多少关系,它也是一种隐喻,反映的是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某种吊诡关系。

关键词】移民;迁徙;离散;离散化;跨国;全球化



 

近二三十年来,移民和“离散”成为国际学术界热点。这种状况与全球化的急剧进程有着直接关系。鉴于国内学界有些同行对相关术语与这些术语所指涉的现象所存在的一些误解,因而有必要对相关概念进行研讨。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期以一孔之见抛砖引玉。笔者以为,移民与族群现象并不一定携带“离散”的意涵,尽管后者必定与前两者有关。需要说明的是,“离散”社区的存在无法说明移民对所居国缺乏忠诚和对主流社会的疏离。“离散”在认同政治里成为一种隐喻,有助于追忆移民的历史遭遇。这样的表达反映了融入主流社会者对所居国的复杂情感。而“离散化”则是另一种隐喻,它反映的是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某种反射性关系(reflexive relation)

一、迁徙、移民、跨国移民

移民,如果仅指迁徙,那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人们从不轻易背井离乡。所以,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多是万不得已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历史建构历来都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外推展,所以,中国的历史不啻为移民的画卷。

由于历来叙事皆以中原为正朔,史上之移民记载大都始于北方地区。例如,《汉书》载武帝元狩四年曾将“关东”(今豫东、鲁西一带)贫民迁往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等地;《闽书》也有诸如永嘉之乱时,“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等等。在这些记载里,移民多由于政府行为,或者躲避战乱之故。

我们经常听到的“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等都是比较晚近的事。原因多与灾荒有关。但也不尽然,清代的土地政策也是一个原因,它实际上鼓励关内农民前往关外开疆拓野。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徙大多与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有关。如果土地够多够好,人们也就不会去走西口,闯关东。

“下南洋”是闽南对海外谋生的说法。农民一旦下南洋,那就不再是蔡亚诺夫(A.V.Chayanov)意义上的小农了。因为大部分人下南洋为的是发财而不是为了生存。与闯关东和走西口不同的是,早先下南洋者少有携家带口,而且一般也没有将家人接到外邦的打算。这与一般观念中的移民或者迁徙很不相同。[①]到南洋谋生者多为男性,他们有些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有些则单身。无论是已婚或者单身,下南洋者多无在异乡生根的打算。他们大都希望日后衣锦还乡。然世事难料,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者也有不少。但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未将自己视为当地人。在过去的闽南乡间,常有男人在南洋,女人留守侍奉公婆抚育孩子。泉州的“姑嫂塔”传说反映的就是夫妻分离望穿秋水而难以相见的思念之情。

如果我们把移民定义为迁徙到异乡定居者,那就不能把下南洋考虑为“移民”。因为当年的当事人没有“移”到那儿落地生根的想法。几乎每个人都想着有朝一日回来与妻儿团聚,共享天年。在“南洋”定居最初一定是被考虑为不得已之事。而后来定居于旅居地者渐多则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共内战的结果有关。[②]换言之,许多人其实是被动地从“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所以,长期以来,闽南人都将下南洋者称之为“侨”。这实际上暗指:无论当事人在南洋生活多久,他们都期待着有朝一日回归故里。在此意义上,下南洋者都是侨居。虽然,许多人早已不再是侨居,但“侨”却一直是闽南语里对那些到海外谋生者和归国者的统称。

今天,学界关于何者为“侨”有着大体一致的共识。我们没有必要细究一些具体细节。一般而言,侨意味着侨居。真正意义上的华侨是那些有在外生活较长时间,最终又回到国内者。至于那些已经获得所在国公民身份者,则被泛称为华人(ethnic Chinese)或者海外华人(overseas Chinese)。在此,“华”显然是作为一种文化上的意义而存在。如是说来,两岸三地和海外的华人都可包括在华人这一类别之内,但如果称台港澳的华人为海外华人,又会引起争议。王赓武先生就认为,港澳台胞不是海外华人(王赓武,1998)。由于涉及人口的问题或者类别往往又与政治以及国家的政府治理术不无瓜葛,因此,在一些有着华人居住的国家里,华人也就成为这些国家的一个人口类别。于是,当我们谈到华人时,往往考虑到国际背景。换言之,尽管中国人也是华人,但是一提华人就不可能不涉及国际语境。无论我们如何考虑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些在海外生活的华人都是移民或者移民后裔。

移民的历史与人类旅行的历史同样漫长。迄今为止,在人类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是食物拾取者(food collector)。人类成为食物生产者(food producer)不过是1万多年前的事情。而当我们还是食物拾取者时,我们的生活必定是一直处于迁徙之中。但是,这不是移民。显然,移民的前提是要有故土。所以,移民之所以为移民,一定是人类成为食物生产者之后的事。居无定所者也可以成为食物生产者,游牧民族就是如此。但是,游牧者逐水草而居,所以有关古代移民的研究也少有涉及他们的。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研究移民不可能不提少数民族,专门史著作也有关于少数民族移民的描写。但是,游牧民族迁徙处于常态,把移民概念应用到他们身上时,必然是在讨论他们的非常态迁徙。这种迁徙确同移民一样,他们离开自己赖以为生的草原空间,迁往他处。当今较为完备的描写中国历史上移民有葛著《中国移民史》(葛剑雄,1997)。虽然,该书所谈内容与我们今天所关注的移民现象大相径庭,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该书了解中国历史上的人口的移动,以及这些移动如何影响到今天的人口分布格局,等等。

当今所关注的移民与历史上的移民有何不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今天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民族国家成为世界政治秩序的基本单位之后所特有。现代性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这时,主权成为国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同时,传统国家的边疆也因此而转为边界——在不同主权国家的接壤处划分你我。边界确立之后,随之而来就是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意在维护主权,实为给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制造障碍。而原先并非互不往来的不同国家之边疆民众,也就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边民”了。在一般的情况下,作为两国之间的边民并不至于在每次跨越边界时都得具备完整的出入境手续。在理论上,大部分国家都不希望如此。如果你来我往有去有回,当局并不见得会来找麻烦。但如果两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或者两国之间生活水准相差悬殊,边民自然也就无法方便地跨境往来。例如,美国与墨西哥有着很长的边境线,两个国家也关系友好,但由于彼此间经济水平相差太大,墨西哥遂成为美国最大非法移民输出国。美国虽然有时也睁只眼闭只眼,但最近10多年来也积极在美墨边境建立围墙,试图阻止源源涌入的墨西哥人和试图通过美墨边境偷渡美国的来自其他国家的非法移民。

因此,我们现在一提到移民便不能不考虑一些国家治理上的问题。过去的老牌殖民主义国家都成为移民吸纳国;美国等原先属于殖民地的发达国家也是移民国家。这些国家都有较为完善移民法律,通过法律来输入移民。所有法律的确立都是以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为前提的,因此,通过合法途径移民也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非法移民于是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社会问题(李明欢,2011)。由于冷战之后跨国移民潮日益高涨,使得不少原先对待移民较为宽厚的发达国家也提高了移民的门槛。于是,有学者戏称,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这些国家正在通过制定一些措施限制外人的进入,这就好像在全球化的空间里建立一个“飞地”(enclave),使得国家犹如一个“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因此,公民权在这些国家里再度成为话题(Turner2007)。上述试图说明,移民其实同为迁徙过程与结果,但并非所有迁徙的目的都是移民。换句话说,在法律的意义上,通常不把公民在自己的国家之内迁徙视为移民。我们有流动人口之说,那是因为我国对特定身份类别的人口的自由迁徙曾经存在着严格的限制。[③]因此,那些通常用来指涉移民的术语,在中国也很贴切。比如,通常“外劳”(migrant worker)用以指外籍劳务者,如香港的“菲佣”,迪拜的外来务工人员等等。但在中国,它被用来指“农民工”。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对部分本国公民的限制不亚于一些国家对外籍人士的限制。许多国家都允许外来者在居住了若干年限之后,获得永久居留身份,并进而“归化”为所在国公民。而这种待遇对生活在一国之内的中国“农民工”而言,几乎是可遇不可求的。之所以如此,乃因中国特色的户口制度。这一制度制造了“农”与“非农”两大人口类别,造就了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

还有一种移民则是通过权力的运作来实现的。斯大林政权曾出于某种考虑而将一些少数民族——如鞑靼人——连根拔起迁到别的地方。还有些则是因为国家计划中的工程项目而进行的移民搬迁。由于这样的移民并非被迁者的个人意愿,对他们的研究遂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如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同仁们一直在进行的水库移民研究。这些例子表明,移民有时是非自愿的,甚至是被迫的。

这些年国际学术界移民研究的兴盛,实在是拜全球化之赐。过去,在世界范围内虽然也有移民,但其影响与当今无法相比。在很长的时期内,美国所接受的移民多来自欧洲。但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印度支那战争结束之后,大量的印支难民涌向美国。而且,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美国每年接受的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超过了来自欧洲国家者。“冷战”结束之后,全球化加快了步伐。资本的全球性流动,旅行交通成本和通讯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既是推动全球化的原因,同时也是全球化的结果。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与这种状况相伴而行的就是跨国移民(transnational migration)的大量出现。

跨国移民与我们所理解的移民有所不同。它指的是那些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迁徙,他们的生活是跨境的,他们的社会关系也是如此(Schiller2003)。显然,对这种类型的移民来说,是否能获得“移入”国的公民权不是最重要的。他们需要的是能在所居住的不同国家之间自由游走。往返于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大量浙江人就是这样一种情形(Christiansen2003;范可,2010);生活在美国的来自福州地区的移民也是如此(Chu2010)。构成跨国移民群体者各种职业都有。他们不是简单的移民。换句话说,无论他们拥有哪个国家的国籍,他们所选择的生活却是在两个以上的国家内生活。虽然,最有条件选择这种方式的人多为精英(Huntington2004),但也不尽然(Chu2010)。游走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成为生活常态之后,其归属感必然会受到影响,因为社会期待、文化价值,以及社会互动的模式都会受到一种以上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所型塑(Stephen2007)。因此,对于跨国移民而言,久而久之的跨境生活,使得其国家从属性的感觉会有所弱化(Huntington2004Ong1999)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移民潮自然有增无减,跨国移民更是如此。由于历史的原因,发达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在生活水准或者各种个人的发展机会上都占有绝对优势,它们自然成为了移民的目的地。有证据表明,2010年全球国际移民的人数达到2.14亿,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国际移民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数量的3.1%。换言之,全球大约每30人中就有1人是国际移民。而在发达国家中,这一比例高达10%(李明欢,20111)。越来越多的人过着跨国的生活,无疑给一些国家政府带来治理上的不便。因此,一些有大量外来移民涌入的国家都制定了各种政策。这些政策自然是以本国利益为主导,旨在对跨国流动的人口进行各种限制与选择。而各种相关的国际组织也对国际移民进行定义。来自不同机构组织的不同的定义不外乎取决于这么几个因素:跨越主权国家边界、在异国居住的时间跨度、迁移的目的性等(李明欢,20116)

二、“离散”与认同政治

“离散”(Diaspora)或“离散点”(diasporas)是最近10多年来频繁出现的术语。“离散”一词来自于希腊语,原先指的是犹太人和亚美尼亚人被逐出家园后那种流离失所的状况。这个字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它表示着很深的对故土的依恋之情,浸透着一种无家可归的悲凉。我们可能在听斯美塔那(Bodoich Smetana)的交响诗《我的祖国》,或者马思聪的《思乡曲》时就能体会这样的感觉。在西方社会,把“离散”与“家园”(homeland)并置使用已有数百年历史。这两个给人以沉郁和忧伤的字眼,经常令人联想到欧洲的早期浪漫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今天,我们的世界经常被形容为仿佛不存在边界的“地球村”。这是一种全新的面貌——全球性的市场和迅即的信息技术使得民族主义成为多余而独立的个人更为世界主义(Weingrod and Levy20053)。但事实上是否如此呢?情况显然并不是这样。笔者认为全球化无疑是一个趋势,应当看到,它所带动的跨国移民浪潮,对世界经济实际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全球化也有它消极的一面。波兹南斯基(Kazimierz Z.Poznanski)在对东欧转型的研究中就指出,全球化导致了苏东解体后东欧的许多国家民族资本被剥夺(波兹南斯基,2004)。当然,我们如果跳出民族国家的框架来看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波兹南斯基所指出的现象足以使我们警觉的是,在所有的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里,淘得第一桶金和获得暴利者究竟是什么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而在这些国家里因此有若干国家,由于公众对被剥夺现实的不满,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有增无减。

全球化还使那些在历史上与基督教世界处于对立状态的地区陷入不安之中。这些地区(如伊斯兰世界)中的一部分人和既得利益集团,无法接受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普世价值传播,再加上长期以来在阿以冲突中西方国家普遍支持以色列,导致了各种实质上反全球化的活动层出不穷。最典型的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恐怖主义活动。

上述例子说明,没有边界的地球村只是一种幻想,它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是由于全球化,现代国家的主权在许多方面都不再像过去那样完整。世界上许多国家彼此之间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状况反映的是,作为现代国家主权象征的边界已经与过去的状况很不相同。如是,我们得想一想,究竟涉及移民问题的所谓“离散”状况是知识分子和少数族裔精英的建构,还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用“离散”来概括原先来自不同主权国家的移民在海外的社区是否合理?笔者认为,“离散”作为一种情绪存在于移民当中是有的,但作为一种政治诉求的标签反映的则是其他问题。

“离散”,从一个很古老的用语到成为一个学术话题与全球化进程有直接关系。全球化导致的移民潮使数百万人离开自己的家园迁徙到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而推动全球化的各种高科技通讯手段和低廉的交通成本又使这样的情况成为可能:许多人可以同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亨廷顿认为,那些最有条件过跨国生活的文化和商业精英,可能是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一群。因为根据他的团队对美国24家大型跨国公司总裁的调查发现,这些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的国籍,而且还断言,如果其他国家的国籍比美国护照更为方便的话,他们宁可持他国护照。在他看来,许多美国精英实际上已经“去国族化”(denationalization),这种状况构成了对美国认同的挑战(Huntington2004;范可,2005a)。无论跨国主义是否真如亨廷顿所说的那样——消解或者弱化国家认同,也无论跨国主义者是否都是世界主义者,无可置疑的是,跨国主义者一定不会是民族主义的朋友。当今各种便捷、低廉的通讯交通手段,足以使一般人过起跨国的生活:移民海外者可以时时与国内的亲朋故旧保持联系,他们可以把他们的生活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国家。这样,原有的社会网络在离开家乡之后不仅没有失去或者缩小,反倒有所扩大。这种情形无疑会延滞新移民对移入国产生认同感,但却也未必意味着强化原有的国家认同。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在经济上承受得起的现代通讯与交通手段,新移民在新的国家里的生活将会是另一回事。他们必将与早年的移民一样,除了埋头打工挣钱之外,几乎不做他想,从而也不大可能在政治上对移出国或者移入国产生影响。像这样与祖国保持密切联系的移民社区或许称得上是“离散”社区或者“离散点”。

可是,一旦回到“离散”原先的语境,如果说这些当今所谓的“离散点”也有着那种沉郁的背井离乡之感未免有失真实。所以,有些学者遂主张,“离散”概念强调的是多元(multiplicity)同时也是对民族国家所要求的一致性(uniformity)的批评。如是,那“离散”又与族群性有什么不同呢?这是这个概念之所以会产生误导的原因。在此,我们必须釐清。在笔者看来,两个概念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是否跨国。“离散”必须是跨国的,所以它总是与“家园”、“故土”这类意象联系在一起。而族群性则未必如此。不言而喻,“离散”可以产生或者携带族群性的意涵,美国一些少数族裔社区是为其例。但族群性却不一非得有“离散”的意义,尽管这种意义可能在族群精英的操弄下无中生有。学术界也不乏这样的现象,有些学者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常常会用带有情感色彩的术语来建构他们所想象的某种认同。在许多国家里,少数民族通常也是国家领土的主人。但由于在民族国家的建构下,少数民族的话语往往被消解,因此他们与主体民族或者主流社会之间一直存在着话语权的争夺。少数民族往往会要求国家与主流社会承认他们的主体性存在。换句话说,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族群性更多地是涉及到“主人”地位的问题。“离散”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如果说来自社会精英的跨国者能够“直把他乡当故乡”的话,“离散”成员的感觉大概至多是“家处异邦”或者“异邦为家”(at home in diaspora)(Walters2005),或多或少地有某种漂泊之感。故而,讨论“离散”无法忽视跨国的因素。如前所述,并非所有的跨国移民都可以被考虑为“离散者”。如果说,跨国主义者可以是世界公民(citizens of the world)的话,离散者绝对不是。二者虽然如此不同,但却有其共性,前者不可能是国族主义者,后者也难以成为所居国的国族主义者,但却有可能成为祖国的国族主义者。例如,美国的海地移民就极大地影响了海地的政治。世界各国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也是一个例子。这种情形,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91)称之为“远距离国族主义”(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也有干脆直接称之为“离散国族主义”(diaspora nationalism)者。

从保守的爱国主义立场出发,亨廷顿认为,无论是跨国精英还是离散社区的存在,都是对美国认同的消解。他认为,“离散点”是跨国的种族或文化社区,其成员认同于他们的祖居地;该祖居地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国家政权(Huntington2004;范可,2005b)。亨廷顿力主对移民的同化。而离散社区的存在显然无助于此。在他看来,认同祖居地必然弱化对所居国的认同。这种看法的背后其实是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文化的边界应当与国家的边界重叠。在笔者看来,对祖居地的认同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无法说明持有此种认同者对所居国的忠诚问题。事实表明,众多的离散社区成员尽管表现出对祖国的支持和依恋,但通常不愿放弃在所居国的生活与身份。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支持往往是通过他们的美国认同来实现。如果亨廷顿定义中的暗喻是正确的话,那生活在纽约的正统犹太人岂不成了对美国最缺乏忠诚感的一群?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美国华人的状况也可以说明问题。早期华人大都作为劳工进入北美。他们为横贯美国的太平洋铁路的建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年的华工不仅得应付各种工程建设中的困难,而且还得面对欧裔移民和种族主义者的竞争与欺凌。这些华工中的许多人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难以遂愿回到家乡,而长眠在北美的土地上。他们和他们的后裔在北美的许多城市形成社区——唐人街。最早来美国的华人和他们的后裔,以及后来通过亲属关系源源而来的移民,是构成北美华人社区的主要成员。由于语言和教育背景上的障碍,这批人很难进入美国的社会主流。这部分民众因此有不少人与家乡保持着较强的联系。甚至有些在北美大地已经生活了几代人的华人,他们家中的布置依然有祖先牌位等传统中国文化的东西。但是对于那些通过良好教育,进入美国主流的华人来讲,情况就很不一样了。这些人,即便他们是过去华工的后裔,往往离开唐人街,搬到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住宅区。唐人街或者华埠成了他们的儿时记忆和间或回去的地方。这群“成功”的华人自然不会数典忘祖,他们让自己的孩子在课外学习中文和大量的中华才艺。同时,也乐于让孩子参加各种形式的“寻根之旅”,让他们对祖先的故土产生情感,尽管故土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种形而上的父母之邦。这种对故土的铭感、对先人的缅怀,有着一种“怀乡”(nostalgia)的“离散”的色彩,但并非如亨廷顿所断言的那样,离散社区的存在表明的是对主流社会的疏离和缺乏对所居国的忠诚(范可,2007)

根据韦伯(Max Weber)的看法,相同的习惯,相似的外表,以及迁徙的记忆能在一个新的国家里造就族群。他指出,持续影响的固有生活方式和童年的记忆是移民延续他们对故土情感的源头活水,尽管移民们会力图使自己去适应新的国家(Weber198718)。他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主流社会对外来移民的态度是否影响到离散社区的形成,但是根据欧洲当时的状况,这种情况是不言而喻的。在类似的讨论里,韦伯还提到,移民群体或者族群(韦伯将二者同等看待)“由于外表和习惯的相似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或者殖民或者迁徙的记忆,所以有着他们共享裔脉的主观信念”(Weber1922389)

然而,用“离散”来形容移民社区者经常是那些已经离开了移民社区的移民后代。而居住在这种与主流社会相对隔离的社区(如唐人街)里的老居民是不会理解这些移民后裔精英们用这个概念时所想要表达的政治意涵。但是,如果你怀疑这些精英对所居国的忠诚,那就错了。他们这样做恰恰反映了他们只可能对所居国忠诚。因为所居国是他们自己的国家,所居国主流社会使用的语言是他们的母语。他们用这样的概念来描述自己原先的社区说明他们感悟到先人的经历,而如果没有先人的遭遇,也就不会有他们的成功。所以,他们如此描绘自己原先的社区,如此倾诉先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贡献和所遭遇的不幸,表达的实际上是他们的政治诉求。他们通过他们参与所在国的政治与认同政治试图说明:他们并不是无视所居国政治生活的离散者。他们认为自己所由来的社区之所以称得上“离散”,那是因为外在条件——也就是美国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片断——所导致的结果。而在提倡文化多样性、文化多元主义和种族和谐的当下,“离散”作为一个隐喻不仅刻画了移民社区的特质,同时又是对曾经有过的历史际遇的有力控诉。

通过对历史际遇的反思来批判社会现状,是美国华人精英试图通过政治参与来表达自己作为所居国公民应尽的责任。没有这样的参与,我们又怎能想象美国参院能通过对当年颁布排斥华人法案的道歉?所以,怀疑这些积极投入所在国社会认同政治的华裔或者其他移民族裔对所在国的忠诚实在是大错特错。答案恰恰相反。美国社会长期以来对华裔有种刻板印象,认为他们是经济动物,只顾赚钱,对国家政治不闻不问。有人因此指责华人移民不愿融入这个国家。华裔精英们对美国历史和社会的批判反映的是他们的参与态度。通过他们的参与,他们力图改变美国社会对华裔的刻板印象。所以,在笔者看来,华裔精英的认同政治反映的恰恰是对自己国家的忠诚。

三、全球化与“离散化”

“同”与“异”一直是人类学的焦虑,全球化凸显了这一焦虑。也许有不少人担心全球化可能会导致世界文化趋同,人类学者对这种悲观的看法做出了许多解读。在不少人类学者看来,全球化导致到结果可能恰恰相反,它不仅可能导致文化多样性的重新建构,而且也可能导致某种世界性文化的出现。今天,我们看到,两者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由于全球化的驱动靠的是经济,因此,我们很难将那些看似对抗它的文化再建构和传统振兴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对抗。事实表明,许多文化在建构和传统振兴运动背后的动力是利益最大化。换句话说,地方都想通过使自己与他人有所不同来吸引外界的眼光和获得认可。今天,旅游业几经成为世界产业里有意义的组成部分。而旅游业界如何招徕客人?除了各种消费娱乐之外,主要靠的就是所谓的文化。因此旅游业的兴起确乎引起了某种可称为离散化(diasporization)的作用。

我们所讨论的离散和离散社区,虽然也涉及全球化,但离散化只有在全球化的语境和观照里才有意义。有些学者指出,离散化本身就是全球化之扩散意义的隐喻(Friedman2005)。汤因比(ArnoldJToynbee)在《历史研究》中就已经预言,在未来的世界里,民族国家将最终为离散社区所取代(Friedman2005)。阿帕杜莱也有这样的表达(Appadurai1996)。在后殖民研究领域,这样的诊断几乎成为一种话语。离散也因此从它历史上的含义进一步被理解为各种跨国的社会文化构成。

全球化的快速运转加上最近二三十年来的跨国移民潮,致使不少人觉得我们世界似乎处于移动之中。如果将大规模的跨国移民潮作为世界处于移动之中的证明,显然不合理。虽然世界看似处于移动之中,但这仅仅是与过去的状况相比较而言的。这种状况无疑给“离散”以新的理解,同时也把这个术语推到了新的领域。确实,媒体和全球性旅游,通过快速有效的交通工具使地球上的一些原先被视为“净土”的地方拥挤起来。但是,迄今为止,尽管生活在移动当中者之数量远超以往,我们甚至可以将这种情形刻画为“众生移民”(mass migration),可是情况却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宏伟。事实上,跨越国界的迁徙者甚至稍少于全球总人口的3%!绝大部分人口实际上仍然在生活在原来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排除在国家边境之内的人口流动。人口大规模移动也曾经在1920世纪之交出现,其规模不见得会比今天小多少。但是,为什么当时却没有出现所谓全球化的说法?今天,尽管大部分的人口依然没有走出自己的国家,但人们的印象却是世界处于移动之中。显然,造成这样的错觉的并不是跨境移动中的人们。那么究竟是什么给人以这样的想象呢?很明显,当代传媒居功至伟。媒体可以把世界带到你的面前,可以把刚发生的远在其他国家的事情带到你面前,我们好像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感知外在的世界。但是,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幻象。但是,这样的幻象却可能是离散化的一个契机。我们看到,许多不同的文化被用来消费,跨国资本利用各种高科技传媒手段和广告来推动消费,消费主义文化包括了对文化的消费,但这一文化消费与法兰克福学派所讨论的有所不同。消费主义文化的文化消费是将外来的、异国的文化拿来消费。这种消费包括视觉、触觉、味觉与其他的感觉。因此,一个国家里出现异族的文化,常常不是移民带来的,而是跨国资本推动的文化消费所带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西方国家,许多来自亚非拉国家文化的元素进入了特定或者一般人群里的生活,从而产生了大量的有着混生特点的新的文化元素。原先就已经存在的移民社区变得日益族群化也未必是因为新移民的增加,或者新移民带来的什么文化养分,而可能是高科技传媒和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和资本的文化消费宣传的结果。

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在这里的生活,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外界也可以看到,可以感知。当代的先进通讯与传媒技术使得每个地区都能被外界所注意。这样的条件自然使得不同地方的人们不用走出国门就知道如何来吸引来自外界的资本。在全球化的语境里,归根结底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力推动着国家政府和地方的文化重建与“再地方化”,甚或土著化(indigenization)、族群化(ethnification)。所以,“离散化”是一种隐喻,用来指涉我们这个文化日益多元、不同文化元素全球性互相传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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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思想战线》,2012 年第 1 期 第 38 卷 第14-20/原文收录《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7期。



[] 男性先行在移民中相当普遍,但对绝大部分人来说,这只是暂时的。先行者往往在站稳脚跟后遂将家人一一接来。

[]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 年以后,闽粤侨乡的大量 “侨眷”都与他们的海外亲人失去了联系。这种状况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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