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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兆荣:“文化表述”的四个反思面向
时间: 2015/1/5 15:28:08 浏览量:

 


作者简介】彭兆荣,博士,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旅游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探索研究”首席专家;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研究方向:旅游人类学、文化遗产学。


我觉得讨论文化表述,有四重反思的面向:

第一重,当然是对西方话语的反思。我们现在很多表述,包括话语、语汇,都是“夹生饭”,比如“艺术”、“民族”啊,很多是从西方取道日本然后转过来的。就是近代国家衰落后,我们只看到历史上很多不平等条约,却没有发现我们的很多文化表述事实上也是在“不平等”的背景下舶来的,未及自觉的辨析、梳理,成为“夹生饭”。今天是我们反思西方话语表述最好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大学是不是培养属于中国自己的学生,孔夫子的教学体制去到了哪里?孔子是“教育先师”,这在联合国都有“注册”,可是他的教育传承在哪里?在我国现代的大学里有多少是他老人家的东西?我们都来不及去思考“西学东渐”、“东学西渐”的后果,表述便被强塞到我们的手里。就像我经常讲的例子“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两天奥运会,运动员得金牌,在冉冉升起五星红旗时,播音员辩白“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可是有谁想过,那是一个什么概念?中华民族就是世界的中心,“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什么时候,怎么跑到东方去啦?那是另一个“中心论”(欧洲中心)把我们挤兑到了“东方”。类似荒谬的概念我们都没有去反思。还有,中国学问和西方学问完全是两线的,我们因为曾经的崇洋,把西方的东西都接纳、变成自己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hospitality,我前段时间主持一个旅游人类学高峰论坛,主题是“Hospitality China”,翻译成中文是“好客中国”。然而,彼“好客”非此“好客”。在我国传统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我们的原则,我称之为“元规则”,只要读一下《尚书》、《礼记》之类的典籍便能明白。在甲骨文中“友”是两手交合朝同一方面,难怪《说文·又部》释:“友,同志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而西方的hospitality 是两码事情,在香港及东南亚,hospitality 指接待业,而且 hospitality  hospital 同源,人出了问题要进医院,医院是专门救死扶伤的。事实上,西方的hospitality 原来指对陌生人、危险的人甚至是敌对的处理态度,也有帮助那些无家可归、需要帮助的人的意思。德里达曾专门就这个词写了一本书,他说无条件的友好永远是没有的,hospitality 永远是有条件的、功利的、提防的。在古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制度里,把城外的人(为什么要修城啊),外面的人,当成 hospitality 的对象,对待外人和陌生人我要用友好的方式,但事实上是在提防你,它也可以翻译成“友好”。同样的“好客”,中西方迥异。我们现在太多地去读洋文,洋文的意思反而把我们中国的本意给遮蔽了。所以我觉得文化表述在今天确实值得我们反思。

第二重,对汉民族话语的反思。我刚从热贡回来。热贡进入了联合国的非遗,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最早的一批(四个)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一。热贡艺术主要以唐卡为核心。唐卡是什么呢?唐卡是藏传佛教的一种绘画。在此,我先给大家讲一个亲身经历。有一天,当地的文化局长接待我,我问他为什么要用热贡“艺术”?

他说这是上面决定的。我说“艺术”原本是先从西方取道日本来到中国的。我说你们藏族有自己的“艺术”概念吗?他说有啊。我问这个艺术和现在我们讲的“艺术”是不是相同啊?他说不完全一样,他说“吉则”,它有自己的分类和意思,藏族大学者更登群培对此做了64 种分类,而更登群培的这 64 分类主要指性爱艺术,其主要来自《印度爱经》。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藏族是有艺术的概念,那为什么一定要用“艺术”呢?另外,我们所知的“唐卡”(佛教的一种特殊的绘画工艺和形式)有其独特的分类体系,与所谓的“工巧明”有关。“工巧明”是藏族空间五明之一,即“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大体相当于手工技艺范畴。这些例子不仅涉及到西方的话语问题,也涉及到汉文化话语。我曾经看过许多少数民族博物馆,如藏族、蒙古族,他们有自己的年代,但从来都以诸如唐代、宋代、元代等来进行年代“换算”,难道就不能完全使用自己的吗?这种话语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少数民族自我言说的权力和能力,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那个表述。所以我觉得许多的东西值得反思。

第三重,那是纵向的、历时性的反思。“西学东渐”以来,我们把西方的东西看得太重,忘掉了自己历史的这条线,现在很多词,特别是现在一些没文化的小部分年轻人在网络上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这些表述是完全没有文化的根,你要去查一下我们中国自己的根在哪儿。举一个例子,“格物致知”大家都很熟悉,“格”字,风格的“格”,去查一下甲骨文、金文,它有多少重意思,有度量、到达、宣告(“通天地”的意思)、祭祀等,甚至还形成了“格学”。《尚书》中出现了大量的“格”字,我们只有把这些意思弄清楚之后,再来理解“格物致知”的概念,你这样就会明白中国文化是多么的博大精深。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要到自己的历史空间去找自己的“元表述”,了解其原意和延伸意义之间的关系。

第四个面向,是对“写文化”(Writing culture)的反思。事实上“书写文化”被提出来以后,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反思空间,也就是说,非 writing 的东西、被遮蔽的东西,重新被焕发了生命力。我们可以想一下,为什么口传文化,口述传(Oral tradition)在今天会这么受重视。这不是因为民俗学、民族学有什么了不起,其实民俗学早就在讲 Oral tradition,只不过民俗学这学科长期不被重视。现代为什么很多表述可以名正言顺地站在舞台上,除了口述以外,身体表达,绘画表达,音声表达,记事表达,行动表达,非常非常多,都走到了表述的前台,我想这些都与对“写文化”话语权力的反思有关。今天那个书写“上帝”被拉下了殿堂,其它的东西才翻身做主人,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很多东西都属于非书写的东西。

 

【评议人点评】

叶舒宪:彭兆荣老师把表述问题具体化了,四个面向都很重要,里边说到一个“元话语”的问题,人类学家做的很多原住民的(话语研究),现在变成国际通用语,像什么图腾,原来就是一个族群的东西。进入每一个本土文化,去寻找“元话语”,这是一个反思清理的工作,同时也是一个符号与媒介的问题,就是“元话语”究竟是口语的还是文字的?这里边涉及到符号表述的问题。

 

来源:《社会科学家》2013 年,第 2 期,总第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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