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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舒宪:人类学质疑“发展观”
时间: 2014/11/15 21:54:22 浏览量:

  


【摘 要】随工业社会、工业革命而形成的发展理念,其背后动力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只是千百种人类生存方式之中的一种,人类社会的发展之路应该有多样化的选择。

【关键词】人类学;发展观;多样化

Disputes about the View of Development from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A Speech on the High Level Forum of Anthropology in Yinchuan

YE Shu-xia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 00732,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resulting from industrial society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forwarded by the idea to pursue the utmost profit of capital. Whereas the mode of production and life of the Western capita lism is just one among thousands of life modes, that is to say, there should be multiple choi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anthropology; view of development; multiple

 

【作者简介】

叶舒宪(1954),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我本人不是人类学专业科班出身,发言谈不上是什么讲演,只是个人读书和思考的报告,本来准备的材料比较多,大概有两三万字,主要介绍了三本人类学的著作。我认为这三本人类学的著作,在台湾以及大陆人类学界几乎没有人涉及,也没有多少人讨论。这三部著作刚好和我们这次会议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题是息息相关的。我的发言分为三个部分,引言的部分是“人类学的世纪转折与现代性话语的反思”,我们讲的发展、进化、历史进步等等这一套叫做“现代性话语”,那么它和人类学的世纪转折是什么关系呢?这两者完全是一表一里的关系。什么是人类学的世纪转折呢?我们知道,人类学的诞生一般按照教科书的说法是以爱得华·泰勒1871年的著作《原始文化》为标记的,发展到今天是130多年。人类学发展从它的诞生到20世纪后期,在这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发现人类学的研究重心以及它的观念、对文化理念的看法,尤其是对文明和原始这样一种截然划分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潜台词就关系到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人类学家瑞泽弗得写了一本书,叫做Savage and civilization——who will survive》,“savage”就是过去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叫做原始人、野蛮人。这些原始人、野蛮人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在泰勒、弗雷泽的著作里都被当作是所谓另类的。那么这些人和以西方人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人在未来的社会生存竞争中谁能够存活下去,谁才是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这本书的书名,我觉得这个书名非常具有警醒作用。那么,我们所质疑的这个现代性话语的发展观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先讲讲什么是话语,过去我们认为在学术上、课堂上学习的都是知识、真理,从福柯以后,我们发现学习的很多是话语。话语是什么呢?话语并不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而是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背后,制造出来的一种语词符号,大家都这样说、这样用,不去对它加以思考。我们现在所谓的“发展”,包括在国际组织中用的“环境与发展、进步、进化”,都是启蒙时代以来的世界观,按照李教授的说法也就是工业时代的产物。而人类社会如果从南非算起的话,以人类学家的看法应该有300万~500万年,现在人类社会作为主题词的这些三百年以来的启蒙时代的世界观,即我们现在认为天经地义的说法仅仅是人类历史中一瞬间产生的,它到底有多少合法性?所以,我的发言讲“人类学的世纪转折”,其转折点就在于,过去认为是另类、他者、原始、落后、野蛮、需要征服、需要传教或者需要消灭的这种人,现在却变成了人类未来生存的一个榜样。这个转折几乎是180度的,或者说跟原来的人类学的初衷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人类学的产生和殖民的进程是有关系的,新大陆的发现,美洲、澳洲、非洲各地出现的所谓的原始部落、原始村落需要殖民者去了解。为了治理他们,就要了解他们的文化,于是人类学这门学科应运而生了。但是,今天的人类学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反思人类学派出现的一些著作已经彻底的把过去作为另类、他者的人们的形象转变成了一个批判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镜子了。那么,这样一个转折回到现代性话语的建构系统中来看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启蒙的理想“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人类社会向着未来的美好的进发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也都是在启蒙话语的背景中,把社会划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五个阶段,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高级,背后的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19世纪人类学诞生的时候,也恰恰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风行的时候,所谓“进化”这个观念对人类学的诞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早期人类学家的著作全是进化论模式的,像泰勒的“从万物有灵到巫术”,弗雷泽的“从巫术、宗教到科学”,摩尔根的“社会进化,婚姻的五阶段”,都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这样的世界观是近300年来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加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看圣经、古希腊神话就知道了,古人的世界观都是循环式的,这跟李教授在台湾民间做的祖宗牌位的系谱是一致的,它是循环的。黄金时代过后是一个堕落,然后还要回到黄金时代。圣经中的伊甸园失弃了,到启示录中回到千禧年的审判,最后要回到天堂时代、乐园时代。进步的时间观或者直线性进步的历史时间观和古人的循环性时间观是带有两种文化理念的,按照李教授的话说:这两种理念支配下的行为是截然不一样的。过去社会科学中关注较多的是资本主义发生的问题,主要是由于马克斯-韦伯提出了“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概念以后,人们从生产力、生产关系角度寻找资本主义为什么只在西方发生。现在,我们要关注的是为什么这种只在西方发生的生产、生活方式变成了全球性的。通过这个问题也就把资本主义的原因、现代性的原因又延伸到了所谓全球化的原因。因为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性是不可分割的,有人就把全球化看成是现代性的一个必然后果,我们现在用现代性话语的反思来看待整个这一套话语的建构,发现它和早期的启蒙理想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人应该是进步的,如果进步的步伐慢的话是改良,步伐快的话叫做“revolution”,就是革命。在那样的时代,人们就是急于向前走,革命的背后实际上有生产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动力,单纯从政治角度看就是仇杀。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进步的观念开始动摇了,最先动摇的是文学艺术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这种人类社会朝向永恒进步的理念在西方社会中已经受到了尖锐的批判,从文学艺术的古典主义、写实主义到现代派的变体就完全代表了对未来进步的远景已经完全丧失了。那么,人类未来向哪里走?这个问题就非常尖锐地提到了社会科学家的面前。

人类学在最初建构的时候充当了历史进步观或者进化论人类学的论证者。1988英国人类学者阿达穆-克鲁伯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可惜的是中语的学术界没有多少人探讨这部著作,这部书实际上就是用后福柯的观点来分析西方人类学所研究的对象,即所谓的“primitive society”——原始社会,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他用的这个词“invention”,是很有意思的。“invention”就是发明,即原来没有,是现在发明出来的,从而构成了原始社会的三大假说,即图腾、母权制、乱婚。这些假说经过一个世纪的全世界范围内人类学田野作业,大部分都被证伪了。“图腾”是印第安人宗教的一种现象,没有世界的普适性;“乱婚”,目前还没有发现所谓群婚的状态,没有一个人类社会是按照乱婚的方式或者是群婚的方式生活的。这就是进化论,这种理论要适应进化的模式,而进化的模式就是把原始人放在第一个阶段,把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殖民主义放在最高等的阶段。这种模式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发现一个原始人,要么消灭他,要么把文明带给他、教化他、传教他。在后殖民的时代,整个这一套发明建构背后的马脚就完全被揭示出来了,当然不是说弗雷泽、弗洛伊德都探讨图腾而充当了殖民主义的传声筒,并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是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就是这样,人们无法跳出这个背景,这就是前殖民时代或者说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人类学思维的一个根本的变化。那么,又是谁发明了原始社会?是代表进步一方的白人、西方工业文明的代表者。他们发明了所谓的关于原始社会的探讨,关于原始社会最重要的精神现象的探讨。

法国人列维—布留耳的《原始思维》,主要的是要把地中海文明,也就是把法兰西所代表的西欧文明和世界上其他的另类人的思维区分开来。他所说的原始思维指的就是五大洲所谓的原著民,他写《原始思维》的直接动因是读了司马迁《史记》的法文译本,译本中的人和天之间“天人感应”的历史观,在他看来跟原始思维是一样的。天和人之间怎么能感应呢?也就是刚才李教授所说的,天人之间和谐的观点,在这位法国白人学者看来就代表了原始思维的特征。于是,他下去搜集了所谓人种学、民族学的材料,写成了《原始思维》这部书。这部书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只不过我们当时听不到批判的声音,而只能从前苏联的俄译本转译到汉语学术界,结果包括现在研究《史记》的学者也要引用列维-布留耳所谓的人类学家关于《原始思维》的著作来分析中国人的原始思维。这从后殖民的话语来说,是非常可怕的阐释循环,这实际上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了原始人的地位上。布留耳是用另类的观点来看中国人的,现在,我们研究自己文化的人也是用这样的语言。我觉得这里刚好缺少一个再启蒙的过程。

接下来进入我发言的第一部著作,美国人类学家保尔-拉比母的《Primitive men of philos ophy》,就是作为哲人或哲学家的原始人,保尔-拉比母这部书是在对新西兰毛立人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写成的。他认为毛立人是落后、野蛮的人,书中分析了毛立人思维精神上的观念。毛立人灵魂的观念比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灵魂观念要复杂很多倍,他们的灵魂分为两个层次:物质的层次,精神的层次,而精神的层次中又分了七个层次,那种区分在西方的语言中是无法表达的。所以,拉比母认为那些白人看不起的原始的毛立人是作为哲学家而存在的,因此书名是反弹琵琶的。这部书最初于1927年问世,当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为它写了一个前言,认为:“保尔—拉比母博士的著作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很容易想象他的贡献成为原始人生活的专业研究者中热烈争论的一个中心,几乎是一场风暴的中心”,这个争论本身我没有时间过多的介绍了,我只是把书的创作的背景略微交代一下,它是针对列维-布留耳的“原始思维”说而写的,在书中第十三章把列维-布留耳称为一位哲学家,而没有把他叫做人类学家,拉比母认为这位哲学家所建构的原始思维,也就是对“原始社会假说”这个知识话语产生了重大支撑作用的这种假说是没有经过论证的,是不严谨的,甚至是虚构的,列维—布留耳讲的“原始思维”有两个,一个是互渗率,一个是集体表象,所谓的萨满,这种思维也就是人和自然之间是不区分的。而经过了黑格尔哲学洗礼以后,人和自然都是被区分清清楚楚了的,人是自我意识的,自然就是自然。而在所谓的“原始思维”中,人和万物是息息相通的,人要向每一个草木,向每一个木石去寻找灵感、寻求信息,而不能把人特殊出来。这也就是说,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的文化理念在产生之前,萨满教的世界观或者叫原始思维的世界观是普遍性的。拉比母用了很多的例子,主要是毛立人宗教神话思维的例子,来说明列维-布留耳如何不理解原始人所谓的原始思维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并认为它们的精细的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西方哲学家对人的灵魂的归纳和概括。

1960年,一位美国学者为纪念保尔-拉比母的书,推出了一个论文集,叫做《原始人的世界观》,这本书的编者就是我要介绍的第二个人类学家,美国人类学家斯坦尼-戴蒙德,书名是In search of primitive men and criticize the civilization》,就是要寻求一种原始人,反过来批判所谓的文明、文明人。这部书于1974年发表,作者是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人类学系教授主任,曾经在西部非洲阿拉伯村落易洛魁的印第安人部落长期做田野作业。可以说是对异民族所谓的原始人是非常熟悉的,他对亚、非、美三大洲的原始人有直接的接触、体验,积累了多年的调研材料写了这部书,一位叫沃尔夫的教授在书中的序言中写到“西方世界的危机也是人类的危机,它不仅限于社会、经济和技术的问题。它关涉到我们对人的定义和真正的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自豪地称为‘文明’的社会中,但是我们的法律和机器却都享用了它们自己的生命,它们同我们的精神和生理的生存相对立。用来解放我们的科学,现在把我们关进了抽象的牢房。职业学者之手把概念变成了痴迷的对象,消磨掉了激情。人类的学生试图通过抽象模式去捕捉快速流动的人类现实。人学变成了政策科学,即控制人的学问,它完全背离了人的本性。”所以他要呼唤建立一种新的人类学,用来警示世人。这本书主要解答的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那些没有从激情中分离出来的,与还没有陷入到劳动异化中的人,他给出的答案只有一个词,就是“primitivemen”,就是所谓的原始人。书中做了很多带有深刻历史哲学性的关于文明人和原始人的对比。书中提到了一个口号就是:“现在摆在文明人面前的任务是向原始人重新学习”,并将这个任务分解成三个方面,“像原始人那样去理解原始世界,用原始人的观点反思我们自己的世界,把这两种世界联系起来思考我们未曾洞悉的人的本质”。我们可以假设,假如马克思能活在今天,如果他看到了20世纪人类学田野作业广泛的成果,就绝不会仅停留在摩尔根的水平上。所以,我们也不用再人云亦云的重复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阶段性的进化论人类学模式。斯坦尼-戴蒙德提出在原始和所谓文明之间的界限要重新加以思考。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告诉我们最深切的道理就是:不论技术物质如何简朴落后,人类社会现存的每一种文化都是千百万年来,人类这个物种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适应特定的环境而存活到今的绝无仅有的特例,每一种文化消失了就和生物多样性一样,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所以,不要用生产力、技术水平的高低去衡量所谓的原始文化,把新的技术传给他们,实际上对他们是一个毁灭、一个打击。我们重新看待所谓的原始人的观点,就是把文化相对主义贯彻到彻底的程度,它给我们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

我要介绍的最后一本书,是1975年问世的,比戴蒙德的书晚了三年,作者是英国人类学家罗宾-克拉克和杰弗瑞-亨得里,书名是《The challenge of the primitive men》,即原始人的挑战。这两位英国人类学家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算得上是英国白人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了。可是,他们的文化身份和认同却和美国的戴蒙德和保尔-拉比母一样,把原始人视为尊贵和理想,以借原始文化为镜,反思批判西方文明的失误和偏向。书中主要批判的是现代性赖以确立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也就是李教授刚才讲的,人的物欲的无限的膨胀。对物质的追求和对金钱的渴求,加上科学技术生产力,就产生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用吉登斯的话说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后果”,即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我们经历了SARS,经历了9·11,经历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我们身边不断有人体炸弹每天在爆炸,数以千百计的物种在灭亡,人类生活在一个疯狂的状态,而大家却还认为我们在发展、进化。在书中罗宾-克拉克和杰弗瑞-亨得里,举了人类学教科书中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瑞查得-比利在非洲布须曼昆人中所做的田野报告。用今天的生产力来说,布须曼昆人可以说是最低下的,他们几乎身上就挂些布片,没有农业,不会种粮食,而且生存的环境是在连绿洲都没有的沙漠中。这个人类学报告,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是非常具有打击力的,只不过这种效力一直没有爆发出来,在前殖民时代话语、殖民话语占主流的时代,它的意义没有被阐发出来。这个群落的英文就是kung!,这个族群作为布须曼人的一个族,生活在非洲北部卡拉哈里大沙漠,那里的生态是非常恶劣的,但是他们的生活质量是怎样的呢?书中说:“过去的人类学关注了很多非西方社会的生活状态,但是对于所谓这个高贵的野蛮人究竟怎么样生活?文明人的偏见一般认为他们生活在饥饿、贫困、死亡的边缘。他们需要救助,需要把地盘让给文明人的原因,就是在于他们的生活不理想、不合逻辑,是应该被消灭,应该被改造,被文明化的。”经过他的人类学调查,他从这几个方面揭示出一个仅靠采集和部分的狩猎维生的部落的人的生活质量,他们每周的工作量是14个小时,平均每天2小时,大部分时间在休闲、社交与娱乐,对于他们而言没有艾滋病、没有科学技术反作用的原子武器的核威胁,没有污染,那里的大部分生活就表现出了道家所说的“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用中国的成语来说叫做“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了饭锅里。”他们的这种生活质量的原因,在于他们的人口极少,一个群落只有几十个人,所以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他们完全能够survive,而且能够survive得很好。昆人的工作量只是西方社会中普遍人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在昆人的语言中,不同的动植物的命名多达200种,有85种植物和54种不同种类的动物,构成了昆人餐桌上的食物。经过研究发现,他们每天摄入的卡路里和蛋白质都接近或超过目前世界上人均占有量最优秀的美国人,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高出三到四倍,如果计算肉食的话,人类学家统计了一个月内昆人狩猎的情况,他们一共杀死了大小动物18个,提供可吃的肉食454,这一数量每人每日平均数量略多于9盎司生肉,可提供大约35动物蛋白。这个数字也超过了当今美国人的人均摄入量。对营养状况调查统计的总结论是:昆人日人均摄入2140卡路里热量和93.1蛋白质,这个摄入量在全世界的发达国家中,只有极少数的北欧国家能够和其相提并论。这就是一种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存活下来的一个活的镜子。如果把现代化带给他们,使他们像我们一样盖高楼大厦,发展工厂,发展污染的话,不用说镜子的作用没有了,人类未来的文化多样性又要少去一个宝贵的选择的余地。

我发言的主要问题回归到结论上来,也就是,人类学为什么要质疑发展观。因为发展这种理念是随着工业社会、工业革命以来而形成的,它的背后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现在的问题是,工业主义的文化从西方的一个社会经过全球化把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一个加工厂,我们都知道领导人经常讲的一句话是:中国用了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而今我们已经负担了世界手机生产、电脑生产、电视机生产的60%80%的生产量,我们的资源消耗的程度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现在,从黑龙江的漠河到海南岛已经没有了清澈的河流;我国人均患有乙肝的人口在世界上约占世界总乙肝人口的50%。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还要上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霸权话语的当,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实际上等于自掘坟墓,代价是非常沉重的!所以,人类学所提供的质疑是根本性的质疑。好了,我今天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6卷,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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