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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注重边缘,让我的研究有活力,并甘之若饴
时间: 2014/11/14 23:32:16 浏览量:


2012年王明珂教授在川南大凉山昭觉做田野考察



王明珂,1952年生于台湾,1992年获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研院”院士,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主要从事羌族及西南少数民族与北方游牧社会的田野调查研究,在历史人类学领域成绩卓著,影响深广。著有《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游牧者的抉择》、《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等。

学术研究传承着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为我们重新展开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开那些已经凝固的伟大思想。但以学术为业的学人们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没有太多的鲜花和掌声,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当下,学术显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优选途径,选择学术,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学术为志业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2013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问学录”专题着眼于学术名家的求学、治学往事,追溯他们的治学之路,并试图从他们身上寻找真正的学术之途。我们希望展现的是,在一个越来越急功近利的社会,有这么一群人,埋首学术,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就在上个月,王明珂特意回了趟汶川,考察当地灾后重建情形。当地政府投入数十亿资金打造观光文化的做法,让他痛心疾首。在王明珂的构想里,这里理应变成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因为这一带的生物多样性远超过美国的黄石公园。二十年前,1994年的夏天,刚从哈佛取得博士学位的王明珂,第一次来到大陆,走进川西羌族,从历史人类学视角进行田野调查,“一入山”,就是十个年头。通过对“华夏及其边缘人群”的研究,他不遗余力地希望建立一套新历史知识,让今日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对自身在历史上的存在加深了解。

作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异数”,这些年里,王明珂一直在试图打破典范史学的“神话”。他强调生活即田野,强调学者对自我乃至对学科本身的反思。这种学术叛逆,与他在眷村混太保、不着调的年少生活不无关系。王明珂告诉南都记者,他在台湾中兴大学三年文学院院长的任期快要结束。行政工作占据了他七八成的精力和时间,往后几年,他很想来大陆教书,一是方便田野调查,二是在人类历史学领域真心培养几个学生,就像当年李济培养张光直,张光直又培养了他那样。

眷村生活与三年“困学期”

南都:2012年底你的首部随笔集在内地出版,开篇即是追忆父亲及早年眷村生活的文章《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并且用作书名。

王明珂:可以说这是我用情最深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称自己的研究“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但却从不研究抗日与国共战争的历史,因为这与我的个人记忆有关。

二十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台湾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边的黄埔新村。从小就在长辈们百谈不厌的抗战、“剿匪”记忆里长大。我很年轻时,就想写一篇文章纪念我父亲,可直到现在这个年龄才动笔。晚动笔的好处是,文中也融汇了这些年我对历史的反思,希望大家多注意历史中的每个“参与者”,以及被重大历史事件遮掩的“个人”情感和意图。对参加战争的人来讲,伤害会跟着他一辈子,也许还影响到他的下一代。

南都:什么时候开始你意识到童年的经历对你的治学之路构成影响?

王明珂: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眷村生活赋予我整个学术特色里叛逆的那一面。眷村是一个没有根的地方。中国许多社会价值与规范,都在家族邻里关系中维持与传承;畏惧邻里闲话,让个人被这些社会价值与规范绑得很死。但在眷村,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大多数家庭中没有老一辈亲人,邻里间也无宗族长辈。在这样“不土著”的社会中,中国传统的约束力很脆弱;眷村十几岁的孩子在家里抽烟、办舞会,在外结帮混太保,都是不足为怪的。因此,眷村的小孩在外面都恶名昭彰。

南都:你小时候会对身份的模糊感到困扰吗?

王明珂:当然会,我后来走上“族群研究”,特别是“边缘研究”跟我自己作为族群边缘的身份有很大关系。我的父辈在武昌是经商世家,父亲是军人,随蒋介石来台,我的母亲和母系亲友则是本省人(台湾闽南人)。小时候﹐我表姐在一所本省人居住区的国小教书。为了方便管我,我母亲把我送去表姐的学校读书。但在那里,我是同学眼中的外省人,边缘异类;而在眷村,我有时又被喊“杂种”,也是边缘异类。平常大家相处都很好,只要一吵架,这种身份就变成了别人攻击的目标。

南都:你说自己人生的转折发生在二十二岁服完兵役。

王明珂:我退伍前半年,父亲因病去世。办完父亲丧事后不久,我自军中退伍。那时届临高考只有约七个月。我先在报社当了一个月的夜间校对,赚一点零花钱。然后,我每天至少花十五个小时有计划的读书。半年后,1974年夏我考入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如我在那文章中所称,推动我的力量是:在我最失意、失败的时候,我父亲依然以我为荣,这是最让我感念的。

南都:当时为什么报考师范大学?

王明珂:最重要的是,师范大学是全公费的大学,我不想自己读书成为家人的负担。还有便是,当时我是想一辈子做老师。因为以前荒唐过,如果能够浪子回头,当个老师,或许可以鼓励很多跟我有类似背景的小孩。甚至我到大三、大四的时候,还是这样想。我走上学术的道路是读了研究所以后的事情。

南都:在中学教了一年书后,你又考回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上古史?

王明珂:对,其实我很早就对上古史很感兴趣。念大学时我就经常去中文系旁听《诗经》、《尚书》,还有甲骨文、钟鼎文等课。读研时我的指导老师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管东贵先生,我也是经他推荐才进入史语所的。

南都:在史语所的头三年,受益最大的是哪些方面?

王明珂:因为史语所非常注重文献,那三年我做了大量文献阅读。史语所中有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家,以及各领域之历史学家,所有演讲我们新人都一定要参加,这也让我受益匪浅。

我虽然因硕士论文“上古的姜、羌与氐羌研究”而能进入史语所,但在那最初的三年中,我一直很怀疑自己的研究,一直困惑所谓民族到底是什么?文献上有“羌”,但羌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群体?我以这些问题问史语所的长辈同仁,大家也答不出来,或认为这些问题没有意义。

南都:跟你同一批进史语所的新人,大抵会沿着史语所的传统学术路径走下去,潜心史料。为什么当时你会对这些“典范”,或者说基础性的概念产生疑惑?

王明珂:你讲的没错,跟我差不多时间进史语所的同事,不管是做艺术史、思想史还是社会史,经过这么多年,现在都已是各自领域里面的专家。但我不属于任何这些领域。人家常常问我,你到底是历史学家,还是人类学家,或历史人类学家,我答不出来。对典范的质疑,自然与我注重“边缘”的研究有关;注重“边缘”让我的研究有活力,也让我居于学术边缘但又甘之若饴。

赴哈佛求学

南都:我没记错的话,管东贵先生当时对你的硕士论文是持保留意见的。如果是“乖学生”,应该是按老师的方法和思路做学问呀?

王明珂:其中一个原因,也许跟我太太有关系吧。从大一开始,朋友们常问我,读历史究竟有何用。我们读历史的,常常用一个简单话来搪塞这类质疑:他们不懂历史。我们还是觉得自己做的是很有意义的学问。直到我跟我太太结婚后,作为“行外人”,她也常问你们研究历史做什么?当时写完硕士论文后,我自己都非常不满意,她的质疑更加剧了我的困惑。我甚至怀疑自己的研究是否有意义。

南都:因为在史学所中的“困学”,你开始和张光直先生交往?

王明珂:对,那时张光直虽然是台湾中研院的院士,但一直在哈佛教书,很少回到台湾。我直到决定出国留学时,才写信跟他联系,一是告诉他自己的研究计划即有关古代羌族的研究以及困境,再就是表达对哈佛的向往。

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虽然我只跟他通过一两封信,但他马上就能为我未来的学习路线作了些规划指导。我还记得那一年,1987年,开学前两周我抵达哈佛,第二天一早去见他时,他很明确地告诉我应去拜访人类学系的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教授和东亚系的叶慈(Robin Yates)教授,还要我选修汤拜亚(Stanley Tambiah)的经济人类学等课程。如此几天之间就决定了我往后三年将要修的课程。我现在作为台湾一所“顶尖大学”(类似大陆的985大学)中兴大学的文学院院长。然而,我很惭愧,如今我却不能给我们的学生提供这样的指导。

南都:因为张光直在人类学系,所以你绝大部分课程都是在人类学修的。对你后来治学影响最大的老师和课程有哪些?

王明珂: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人类学里最重要的就是经济人类学。我上面提到的那位汤拜亚教授,他是印度裔的美国人类学家。哈佛有个传统,部分名教授上完课,学生会起立鼓掌,他的课就有人起立鼓掌。汤拜亚参与过经济人类学的几次大论战,这是在整个人类学里非常重要的学术史。他的课非常有体系,展现了人类学的整体图景,他也介绍我们读亲属体系、交换理论等等,受益良多。

因为汤拜亚的印度英语口音很重,我当时的英文听力不是非常好,所以每次上课都要录音。当时课上很多美国学生都知道,有一个东方学生在录音。有时他们缺课,都会来跟我借录音带。哈佛大学的教育方式是最让我感激的。

南都:哈佛最引以为傲的核心课程你当时上过吗?

王明珂:这种核心课程有两种,一种是每个系给全校本科学生开的,设计得非常精致。但因为我是去读硕博,所以没有上过这种核心课程。我想说的是另一种核心课程,譬如考古学入门、社会人类学入门,开设在大学的高年级跟研究生之间,张光直要我修的好几门课都属于这类课。哈佛这类型的课程训练是非常惊人的,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读的是什么专业,透过这种课,你的整个学术概念将被重整。

南都:能具体聊聊这种课都怎么上?

王明珂:这种课如为三个学分,便在每周一三五上课,每次只上一小时,但每堂课后老师会为下一小时列出至少一两百页的阅读内容,隔天上课前必须读完。而哈佛研究生一学期必须修四门课。所以我几乎每天都只睡五个半小时。在哈佛最痛惜的就是时间不够用,想修的课太多,能修的课太少。四门课负担已经非常重,但看到有些非常天才的同学能够修到五门,六门课,大家就只有羡慕的份。没有人会想翘课。

不只是学生,助教和教授都要付出巨大的劳力。一个助教负责十个学生,每周还要提前给一特殊教室(实验室)做教学布置。譬如这节课上的是铜器时代,助教就要把哈佛的考古铜器库藏里不同文化的铜器拿出来布置,放上说明牌。学生要戴手套亲手摸铜器。为此,学生每一个礼拜都要写一个实验室报告。加上期中考、期末考、期中报告、期末报告,这就是所谓“全套服务”(full service)课程。在台湾没有一个大学能这样子去做。

南都:听说你那时还阅读了大量民族志?

王明珂:对,尤其在哈佛人类学系,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没有人希望你空谈理论,老师总会要你提出民族志的实际例子来说明。我在写博士论文前要通过general exam,需选三个主题领域,譬如我有个领域是“游牧人类学”。单就这一门课,几乎所有的世界游牧民族志我都读遍了,起码上百本书。

不满足于只做“解构式”的研究

南都:你在做学问方面有什么诀窍吗?

王明珂:对我来讲,我最兴奋、最珍贵的时间就是晚上躺下去,还没睡着的那段时间。你可以脱离琐碎的资料,去思考一些学术路线上比较宏观的问题。不过那个时间很短,通常我不到十分钟就睡着了。

我从考大学起就养成了长时间读书的习惯。如果只有两个小时,我反而做不了什么研究。有人会觉得工作到四个小时左右会很疲乏,我是越久越进入状态,到第四个小时恰是最进入状况的时候。

另外,我喜欢溪钓。这种钓鱼法需要徒步到深山里,找没有人的溪流钓鱼,活动量很大。过去我的一个读书方式是:已经时间不够了,还故意把时间再压迫一下。譬如距离大考只剩两个礼拜,我会先背着帐篷到山溪里去露营﹑钓鱼。三天以后,当觉得很懊悔而归心似箭时,便回来读书。因此那一个礼拜或十天效率就非常高。

南都:你读硕士时就开始做羌族研究了,哈佛读博时也是这个方向,但侧重于文献。毕业后你就很明确要做田野了吗?

王明珂:我去哈佛读博时已经35岁了,而且人在美国,不好进行田野。我人类学系的那些美国同学,基本上读一年人就不见了,跑到日本或中国去做田野。所以我的博士论文还是偏向历史学。我1994年初次来到大陆时野心勃勃,在考古田野、人类学田野、游牧社会方面,我都有兴趣。当时我跟陕西考古所、青海考古所的学者们都谈过合作事宜。但是台湾学者要在大陆进行考古发掘很困难。

南都:最后选定进入四川羌族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是什么样的机缘呢?

王明珂:因为我在博士论文里,把古代的“羌”当做华夏心目中“西方异族”的概念,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民族实体。但汶川那边的确有些人自称羌族,我必须回答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做“解构式”的研究,你只需证明近代所建构的历史或民族知识是被创造出来的,如此而已。1994年那次旅行,最后一站汶川。我记得自己只待了35天,就印证了我博士论文中的观点,即对当时的羌族人来说,典范羌族史与羌族认同都是自外习得的新事物。但我认为,“解构”本身并不具有太多学术意义。我仍要问:在成为羌族之前,这边的族群认同体系是怎样的?他们在得到羌族历史记忆之前,又有着怎样的历史记忆?

南都:你刚开始在汶川做田野时,并不是以学者身份介入的?

王明珂:我运气很好,一去就认识了一批羌族老师,包括威州师范学校、阿坝师专,当然还有一些县志办等政府机构中知识程度较高的羌族朋友。他们当时正在着手建立一套标准的羌语文字,隔一段时间就聚在一起开会讨论。这些人对于本民族文化也非常热忱。因为师范学校老师教出的学生,毕业后大多数分到村寨的乡小教书。师范学校学生的家长,往往是村寨里一些有办法的人。所以只要师范学校的老师带着我做田野,各个村的村民们都非常热忱,因为我们是本地“老师的老师”带来的朋友。依照乡村社会的特色,我大都是住在村上“有办法”的人物家里,安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南都:你采取的田野考察方式是移动、多元式的,这也有别于西方传统的人类学“蹲点”。

王明珂:说实话,起初是因为客观条件限制,我个人的时间安排和经费都不允许我长时间蹲守一处,我还有家人要照顾。做了8年、10年田野以后,我才慢慢感觉到,这种移动式的田野跟西方传统的人类学田野法则在知识产生的逻辑上是不一样的。

传统人类学强调长期深入“参与观察”,绝大多数学者视研究对象是“独特的”,一般要蹲点2年左右。但我认为,这样长期留在一地的蹲点田野研究限制了人类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在历史人类学中,因为历史变迁的遗痕常在广大空间人群间造成“差异”,只有移动的多点考察才能在人群社会差异和社会边缘发现历史变迁的痕迹,以及认识“现在”。

田野实践影响了我的治学思路

南都:《羌在汉藏之间》算是你田野实践十年的产物。你在这本书里如何用本土的观点对羌族做历史诠释?

王明珂:最重要的是,我花了近十年时间的田野,去发掘在成为羌族之前,这个区域人群的族群认同,以及那些看似神话或地方传说的“弟兄祖先故事”。我通过分析其中的血缘符号、地缘符号,我认为这些故事就是有当地人观点的一种“历史”。而这些历史叙事都遵循一种叙事模式,我将这种规律称为“弟兄祖先历史心性”;随后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这本书中,我重新思考华夏怎样形成它的“历史心性”,即“英雄祖先历史心性”,追溯了战国至汉代的华夏如何在这种“历史心性”下,将黄帝这个英雄祖先奉为凝聚华夏的共同祖先。

所以《羌在汉藏之间》及相关的田野经验,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使我建立起长期的尤其是移动的田野思路,并因此发现“历史心性”这样的人类历史记忆文化。

南都:这十余年的田野实践,反过来对你的治学思路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明珂:因为做田野,以前读的一些理论譬如皮耶·布迪厄的“场域”与“习性”就慢慢地“活”了。除此之外,西方人类学在谈到如何去了解“异文化”常讲:“化陌生为熟悉,化熟悉为陌生”。这是强调,当你了解异文化后,如何进一步审视我们自身的文化。但不管是在人类学、社会学或者历史学,这句话多半只是一个漂亮的口号而已。

另一方面,我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这书里建立了一套文本分析的方法。基于文本存在于时代社会,它们是某种社会现实所产生的文本表征,因此透过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理解它背后的情境,这样我们能建立一种更可信的历史。我后续的工作,便是希望历史学界能够接受这种研究方法。

南都:作为史语所的研究员,您在学术脉络上是不是更亲近于顾颉刚的传统?

王明珂: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多少刺激及促成史语所的新研究典范。但新研究典范却反过来把顾颉刚打入学术边缘。可以说顾颉刚的传统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在近代中国学术上,中研院史语所确实有很多的贡献。但作为史语所的成员,我却要去反思史语所过于典范化的研究。

南都:你接下来的学术计划是?

王明珂:我对整个东北亚历史一直很感兴趣,这牵涉到三个主要国家:中国、日本、朝鲜。因为很多东北亚国家间的历史之“结”,都聚焦在“满洲”这个地方。我并不是要找寻﹑厘清那些大家一直争论的历史事实;我认为,传统的考古学﹑历史学方法争议这些问题是没有用的,甚至常造成敌对与冲突。我想以反思史学方法,建立一种有体会与体谅的历史知识体系。我希望能在一年内完成这本关于反思史学的方法论著作,我也希望能与东北亚几个国家的学者共同组成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对相关历史重新做一些梳理。

同题问答

1.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几本?

我高中时读过的书,目前较有印象的是美国作家房龙的《人类的故事》,和《幸运夫人》,作者应是Warren Weaver。前者最早让我产生对历史的兴趣。后者让我在思考问题时较有逻辑。在学术方面,法国社会学者布迪厄的著作对我影响最大。

2.你认为,要做好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

在学习典范学术法则外,要怀疑及反思典范,并注意边缘及不寻常的现象。

3.你个人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羌在汉藏之间》、《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

4.学术研究工作要经常到深夜吗?工作习惯是怎样的?

我一般工作到晚上11点,12点就寝,不会太早或太晚睡。在早上6点到晚上11点,只要有可能我便都在读书或写作,对我太太来说,这是很坏的习惯。在开行政会议时,我经常也在读书,因有些会议实在不太需要用脑。

5.学术研究之外,有什么业余爱好?

过去年轻时我喜欢溪钓、爬山,多年来已无时间钓鱼了,但我的田野研究仍让我能经常接近山。

 

来源:南方都市报·大家访谈,2013-5-16(B14-15),采写:南都记者/邵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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