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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河走向海洋——汉民族移民千年走势分析
时间: 2014/9/2 14:41:43 浏览量:

 

  】汉民族本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汉书·元帝纪》载“安土重迁,黎民之性。”但从世界几乎处处有汉民族的现实,从大的历史观来考察和反思汉民族移民的大走势后,我们不得不对汉民族安土重迁的习俗重新进行认识。由此深入考量安土重迁的内涵,我们发现“安土”的意思更应该是汉民族人民期望和梦想安居乐业;“重迁”的意思是移民一定要深思熟虑,迁入地应比迁出地更宜安居乐业。因此,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从唐代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从宋辽夏金到元代,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移民大潮,使汉民族从中原走到长江边,继而过长江,再继而走向东南沿海,最后走向了海洋,开始不断向海外移民。这种波浪式的从北向南的逐步推进、延伸和发展的移民潮,使汉民族从一个江河民族蜕变成一个世界性的海洋民族。

关键词】汉民族;汉民族移民;千年走势;从江河走向海洋

作者简介】广西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美学与文化理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们都遵循由自己行动所构成的历史规律,这就有了历史观。历史观有大有小。小的历史事件、小的视野,可以构成小的历史观,而大的历史事件、大的视野,可以构成大的历史观。有了大的历史观, 研究历史,分析历史时, 能在现实生活中洞察与历史有微妙勾连的现象和事件。汉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奇葩。在世界民族的万花筒(kaleidoscope)中,她以悠久而连绵的历史、灿烂而多彩的文化、坚忍而合和的理念、众多而共美的人口,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疑是世界民族万花筒中最耀眼、最伟岸的奇葩。在世界民族的万花筒中,万花筒的转动虽瞬息万变,但汉民族的存在却万变不离其宗,永远存在于万花筒的任何一个图像之中。

一、安土重迁新解

汉民族本是一个安土重迁的民族,《汉书·元帝纪》即云:“安土重迁,黎民之性。”说的是留恋故土,不肯轻易迁移。而现在的情况是世界上几乎处处可见汉民族的存在, 据暨南大学华侨华人文献信息中心截止2002427日的统计,全世界共有华侨华人34072632人,集中分布于140个国家[①]。其中亚洲有28175752人,分布在34个国家;欧洲有1618640人,分布在26个国家;非洲有136865人,分布在33个国家;美洲有3570750人,分布在33个国家;澳洲和太平洋岛屿有570625人,分布在14个国家。汉民族在世界各国的分布虽极不均匀,多的达百万以上,少的仅有十余人。如人数超过100万人口的国家有8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有731万人,其次是泰国(610)、马来西亚(528万)、新加坡(229万)、菲律宾(220万)、缅甸(200万)、美国(200万)和越南(190万)。人口不足百人的国家有17个,五大洲均有分布。有些国家的汉民人数虽然极少,如黎巴嫩仅有12人,马耳他有15人。其他还有汤加、刚果、塞拉利昂、保加利亚、多哥、罗马尼亚、博茨瓦纳、苏丹、喀麦隆、马拉维、摩洛哥、巴巴多斯、阿曼、斯威士兰等国人数也很少。但不管人多人少,可见世界几乎处处有汉民族了。

这种世界处处有汉民族的现象,不是与汉民族安土重迁的习俗相悖吗?为什么会出这种现象呢?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向题。让我们走进汉民族移民的时空世界,去探研世界处处有汉民族的国际现象吧!从世界几乎处处有汉民族的现实,从大的历史观来考察和反思汉民族移民的大走势, 我们不得不对汉民族安土重迁的习俗重新进行认识。

历史的记忆告诉我们:汉民族不仅在国内历史上经常迁徙,最有名的是三国魏晋南北朝和宋辽夏金时,北方民族大迁徙入主中原,中原汉民族大量南迁,出现了“闯关东”、“走西口”,以及洪洞县大槐树的传说[②]。为了研究中国的移民问题,葛剑雄、吴松弟和曹树基三人历时9年,写出了256万字的6卷本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展现了中国以汉民族为主流的波澜壮阔的移民史画卷。其实,汉民族的移民历史从来没有中断过,正如葛剑雄所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移民的历史与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共同开始,移民的作用和影响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研究都离不开移民史的研究。”[③]

由此而深入考量安土重迁的内涵,我们发现“安土”的意思更应该是汉民族人民期望和梦想安居乐业;“重迁”的意思是移民一定要深思熟虑,迁入地应该比迁出地更宜安居乐业。

对于汉民族安土重迁的解读,美国学者孔力飞在他2008年的新著《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中,也有独到的解读,孔教授援引史实指出,虽然明清时期曾多次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实施“海禁”,但从来就没有完全成功过。无论当时推行海禁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导致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冒险破戒者需要从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中获取实际利益。由此可见,“移民”或曰“流动”实际上一直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战略,民众的基本需求从来就不可能通过政令完全阻止。的确,纵观中国社会发展的漫漫历程,普通民众为谋生存、求发展而离乡背井,游走迁移,史不绝书。无论是闯关东、走西口,还是下南洋、赴金山;无论是国内著名的徽商、晋商,还是名震南洋的华商侨领,无不形成于流动迁移之中。

由此,孔教授对“安土重迁”做出了新的解读:

其一,中国文化中的“安土重迁”并不意味着固守乡土,而是表现为即便远离家乡干万里仍然保持着与故乡故土从情感到物质的关联。无论是为逃避迫害的被动性迁移,或是出于经济目的的自愿迁移,无论是长久性的移居他乡,或是季节性的往返流动,迁移者背负的往往是家庭乃至家族的振兴期待,他们的“家”始终扎根在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中国人所说的“一家人”,可能分别居住在相距十里、百里乃至千万里的不同地方,但通过经济上的互惠仍互视为“一家人”。因此,中国人的迁移,不是与出生地和与生俱来之血缘群体的分离,而是既有联系的地域扩展。

其二,正因为中华文化所具有的以上深刻内涵,“安土重迁”的另一面,就是“衣锦还乡”。绝大多数从故土家乡向异域他国迁移的中国人,其意愿多为在国外打拼一段时间后,就衣锦还乡。而且,历史上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也正是这么做的,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殊的“侨居”文化。孔教授指出,在中文当中,找不到一个能够与英文emigrant完全对应的词。英文emigrant的意思是指“从自己的所在地迁移并(永久性地)定居在另一个地方”;但中文传统“移民”的语义虽然指人的流动,却并不包含“在另一地永久定居”的意思。

既“守”又“走”,地域上的分离与情感和经济上的相连并存,这就是中国迁移文化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取向是血缘高于一切,其价值的主要尺度存在于他终生归依的那个集团之中。尤其对于从传统乡村走向海外的第一代移民而言,无论立足于何处,其生命之根总是联系着故乡那个与生俱来的群体,而他的人生价值也总是希望在那个群体中得到确认。由此,“安土重迁”与“移民发展”一双看似对立的人生取向,在中国人对于“家”和“家乡”之浓厚情感与执著认同的基础上,获得了统一[]

所以,安土重迁与海外移民并不相悖, 两者完全可以在汉民族海外移民中求得统一。因此,从三国西晋到南北朝, 从唐代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从宋辽夏金到元代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移民潮,汉民族的移民潮一浪接一浪,从中原走到长江边,继而过长江,再继而走向东南沿海,最后,为了安居乐业,寻找世外桃园,汉民族走向了海洋, 开始不断向海外移民。

二、汉人南迁到长江边:汉民族的第一个大移民时代

汉民族南迁的第一个浪潮是从中原南迁到了长江边。

汉帝国的瓦解和灭亡,虽然是一个帝国政治体的崩溃,但却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重构。也就是说,汉帝国的灭亡却是汉民族新生的开始。在这个大分裂、大混战、大动荡的时代,汉民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中原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以其巨大的吸收力和凝聚力,融合了入主中原的匈奴、鲜卑、乌丸、氐、羌及蛮族等少数民族的同时,又在向南方的迁徙中走向新生,从而开始了汉民族的第一个大移民时代。

东汉末年战乱多在北方,无论军阀混战,还是少数民族贵族割据,或是农民起义,多发生在被称为中原的北方。而汉魏之际开始得到较大规模开发的江南地区,则相对比较稳定,人口也较少,未开发的地方也比较多,更拥有关东和关中地区所无法比拟的、极其优越的自然条件。那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河网交错,利于各种作物的生长。司马迁曾评价云:江南“地广人稀”,“火耕而水耨”,“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 [⑤]。如福建一带,自从汉武帝北徏闽越人于江淮以后,基本上成了无人区。至东汉末年的建安年间(196-220),侯官的地方官制仍为“长”。史载,建安元年(196),侯官长商升为支持会稽太守王朗而起兵。根据汉代官制,万户以上称令,万户以下称长,则可知当时侯官辖地的人口尚不足万户[⑥]。及至“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⑦],人们纷纷南迁。西晋永嘉之乱,“京洛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⑧]

()第一阶段:三国到西晋时期

东汉末年,汉民族向南方的大移民始于初平元年(190年)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之时,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将洛阳200里内数百万人强行西迁[⑨],引发了汉民族百姓由中原地区向南方的大迁移。除了这数百万人外,今山东西部和河南的人口主要向南迁至今湖北江陵的荆州一带投奔荆州牧刘表[⑩]。不久大迁移开始于初平三年(192年),王允杀董卓后,董卓的部将李催、郭汜等攻人长安,杀了王允,不久又自相攻击,关中大乱。关中的难民有数十万东迁至今江苏徐州一带投奔徐州刺史陶谦[11]。另有数万户进入今四川境内投奔益州牧刘焉[12]。一部分人出武关(今陕西商州市西南丹江北岸)经南阳盆地继续迁入荆州。献帝西迁长安时,“三辅户民尚数十万户”,经过这场大乱,到兴平二年(195年)时,“关中无复人迹”[13]。就在这一年,孙策渡长江南下经营江东,江淮间不少人随之南迁。至建安四年(199年),孙策攻下皖城,俘获袁术留下的“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迁至吴(今苏州市)[14]。建安十六年(211年),屯兵关中的马腾、韩遂等十部起兵反曹数万户越过秦岭进入汉中盆地,投奔张鲁[15]。建安十八年,曹操与孙权相持不下后北归,“恐沿江滨郡县为(孙)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寄春、广陵(约相当今自江淮间安徽、江苏地)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万之多南惟有皖城(今安徽潜山县)”[16]。这是这时汉民族向南方长江边移民规模较大的一次,人数达数十万之多[17]

这个时期,吴国是汉民族百姓南迁的主要目的地。据中国移民史家葛剑雄的研究,吴国的移民主要来自北方今河南、山东、安徽和江苏北部,其他地区仅有零星迁入,而完全没有关中和西北的移民。此外,见于《晋书》的还有几例:卷57《滕脩传》,滕脩,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南)人;卷58《周访传》,周访曾祖,汝南安城(今河南汝南县东南)人;卷78《孔愉传》,孔潜,梁国(今河南商丘县南)人,迁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卷82《干宝传》,干统,新蔡(今河南新蔡县)人。由于迁吴国的对象中不少人都是率领大批宗族和部曲同行的[18],而且南迁后基本上就在吴国安顿了下来, 所以吴国接受的移民数量很多,仅建安十八年(213)至少即有四五十万,但当时各国的户口统计范围并不是全部人口,所以不能反映实际人口数量。如果以县级行政区的设置作为一个地方的初期开发基本完成的标准,吴国的新开发区超过了整个东汉新增加的单位,是南方开发史上一个有突出进步的阶段。这主要得益于汉民族移民的迁入,以及主要由汉民族移民所传播的相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19]。从此,汉民族百姓南迁的大门洞开,为了生存,为了过上安定的生活,移民到南方去,成了北方汉民族中一股永不停息的潮流。

西晋永嘉之乱更是引发了北方汉民族南迁的大浪潮。

西晋末永嘉(307- 313年)年间的战乱和西晋的最终覆灭,因传染病流行、旱灾、霜害、饥荒,迫使北方汉民族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其中主要的迁移方向是南方,大部分汉民族移民的迁入地也是南方。永嘉二年初,全国出现空前大旱,长江、汉水、黄河、洛水都一度断流,人们可涉水过河。在大旱后,北方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爆发严重蝗灾,“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20]。可见,大多数汉民族百姓在北方的故乡已无法生存。怎么办? 只有南迁移民才能求得一条生路。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永嘉五年后,建康已成为晋朝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江南又是远离战火的安全区,所以晋朝的宗室贵族、文武大臣、北方的世家豪族都以建康及周围地区为主要迁移目标,这一阶段南迁的大族和官员,不仅成为司马睿建立东晋的主要支柱,也在整个东晋和南朝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以王导等为首的琅邪临沂(今山东费县东)王氏,以王承为首的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王氏,以谢鲲为首的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谢氏,以袁瓖为首的陈郡阳夏袁氏,以庾亮为首的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县西北)庾氏,以桓彝为首的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北)桓氏,以筍崧为首的颍川(今河南许昌、临颍一带)荀氏,以圭曼为苴的泰虹南城(今山东平邑县南)羊氏,以周颉为首的汝南安成(今河南汝南县东南)周氏,以蔡谟为首的济阳(陈留)考城(今河南民权县东北)蔡氏,济阳考城江氏,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刘氏,以刁协为首的渤海饶安(今河北盐山县西南)刁氏,以卞壶为首的济阴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卞氏,以郗鉴为首的高平金乡(今山东嘉祥县南)郗氏,以诸葛恢为首琅玡阳都(今山东沂南县南)诸葛氏,以颜含为首和琅玡临沂颜氏,鲁国(令山东曲阜市)孔氏,以毛宝为首的荥阳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东南)毛氏,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人卫玠,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东南)人温峤等。此外,东晋初的北伐主将祖逖和其弟祖约,也是在这一阶段南迁的[21]

这样,为了安置涌入南方成千上万的汉民族移民,东晋初年的太兴三年(320年)七月,元帝以从琅邪国(都开阳,今山东临沂市北,辖境约相当周围数县)迁来的近千户在其侨居地建康置怀德县[22],是专为北方汉民族移民设置的第一个政区。以后又在北方汉民族移民集中定居的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和江南沿江一带设置了以安置移民为主的侨州、侨郡和侨县,如在江北置有徐、兖、幽、冀、青、并等州[23],在徐州还侨置过司州[24]。明帝时(323325年)“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东莞、南平昌、南济阴、南濮阳、南夕太平、南泰山、南济阳、南鲁等郡以属徐、兖二州”[25]。迁入江南的还有来自秦国(原扶风国,约相当关中泾水、渭水以西北地)的流民,因而曾改堂邑县(今江苏六合县北)为秦郡,并侨置了尉氏县[26]。于是,永嘉之乱后的汉民族南迁大移民的浪潮开始减退。

()第二阶段:东晋及南北朝时期

进入东晋及南北朝时期,汉民族南迁的浪潮并没有停止,随着东晋在与十六国交战的关系而使汉民族南迁浪潮呈波浪式的起伏。

第一次起伏于太宁三年(325)太宁三年,后赵军接连向晋在北方的残余势力发动进攻,晋淮北诸将或降或逃,司、豫、徐、兖四州完全沦陷,晋朝的北界退至淮河一线。淮北的居民渡淮南迁,原来迁至淮北避乱的北方汉民族难民此时又继续南迁,为安置这些流民,在锺离县(今安徽风阳县东北临淮关)侨立徐州[27]。据葛剑雄研究:从太宁三年至咸和四年的汉民族南迁浪潮,明显反映在侨州郡县的设置上。在江南的淮南郡及其辖县就是为此而设的。《晋书·地理志》豫州后序:“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杨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又以旧当涂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宋书·州郡志》扬州淮南郡称:“其后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度,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又大至,民南度江者转多,乃于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晋末,遂割丹阳之于湖县(今安徽当涂县)为淮南境。”又南徐州:“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治丹徒[28],今江苏镇江市东北)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又南豫州:“晋江左胡寇强盛,豫部歼覆,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约始自谯城退还寿春。成帝咸和四年,侨立豫州,……治芜湖(今安徽芜湖市)。”流民的分布和定居并不限于侨州郡县的范围,如孔坦在苏峻乱后任吴兴内史(治今浙江湖州市,辖浙西数县),辖区内就有不少“江淮流人”[29]。当时人称:“自江陵至于建康,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治今江西南昌,辖境约有今江西、福建及湖北、湖一部)。[30]”。所谓“布在江州”,应指江州境内的长江沿岸[31], 可见中原汉人已南迁到长江边。

第二次起伏于永和六年 (350)永和五年末,冉闵在后赵境内大肆屠杀胡、羯,次年自立为魏帝。后赵残余势力与冉闵相战,前燕军南下夺取后赵故地,羌人首领蒲洪等率秦雍流民夺取关中,中原战乱愈演愈烈。至永和七年,“盗贼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32]。这时一般汉民族百姓,特别是士大夫的心目中,南方的东晋依然是正统所在,所以北方籍人口也会以东晋为避乱目的地。如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傅氏,是晋司徒傅祗、秘书丞傅畅之后,“胡乱得还”[33]。因王敦之乱而北投石勒的刘隗(彭城人),其孙刘波(时任后赵冠军将军王洽参军)于此时与王洽一起降晋[34]。祖逖之子道重,在祖约祖氏全家被杀时获救,也以此时南归[35]。又如谢尚于永和中镇寿阳(今安徽寿县),“尚于是采拾乐人,并制石磬,以备太乐。江表有钟石之乐,自尚始也”[36],等等。

此外,晋军取得局部胜利或退兵时,往往将当地汉民族民户迁回,如永和六年,庐江太守袁真袭取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迁其百姓而还”[37]。永和十年,桓温自关中撤军时,“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38]。永和十二年,桓温与姚襄战于伊水,“徙其众三千余家于江汉之间”[39]。由于关中也战乱不息,秦、雍汉民族流民也大量南迁汉中,或继续南下蜀地,或顺汉水而下,迁至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一带。东晋已于此前的永和三年(347年)灭成汉,所以此时也在蜀地和汉水流域设置了若干侨州郡县。如据《晋书·地理志》:“及桓温平蜀之后,以巴汉流人立晋昌郡,领长乐、安晋、延寿、安乐、宣汉、宁都、新兴、吉阳、东关、永安十县,又置益昌、晋兴二县,属巴西郡;于德阳界东南置遂宁郡;又于晋寿置剑阁县,属梁州。后孝武分梓潼北界立晋寿郡,统晋寿、白水、邵欢、兴安四县;梓潼徙居梓潼,罢剑阁县;又别置南汉中郡,分巴西、梓潼为金山郡。”这些建置证明自晋重新取得蜀地后,北方移民一直在迁入巴蜀。又如《宋书·州郡志》云:雍州,“胡亡氐乱,秦、雍流民多出樊、沔,晋孝武始于襄阳侨立雍州,并立侨郡县。”秦州,“晋孝复立,寄治襄阳。”又云:益州,“安固太守,张氏于凉州立。晋哀帝时,民流)蜀,侨立此郡。”可见此郡人口主要应来自凉州[40],可见中原汉人已南迁到长江边。

第三次起伏于太元八年 (383)太元八年(383年),淝水之战东晋大胜,太元九年,晋军分道北上西进,先后攻克襄阳、彭城、洛阳、黎阳(今河南浚县东),至次年又攻克成都,收复益、梁二州[41]。此后数年间,北方前秦、后秦、后燕、西燕、北魏等政权间的争夺异常激烈,这些都引起流民的南迁。如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人王懿、王叔兄弟在苻坚败后起兵,兵败后南奔泰山,“太元末,徙居彭城”[42];可见是在太元十九年泰山被后燕攻陷后再南迁的。据《宋书·州郡志》,晋安帝时将原来侨置在襄阳的秦州迁至汉中南郑,显然是适应安置来自原秦州地区流民的需要。秦州的西京兆郡、西扶风郡,都是晋末为安置流入汉中的三辅流民而设的。益州的怀宁郡、始康郡、晋熙郡都是安帝时为了安置“秦、雍流民”、“关陇流民”和“秦州流民”。

义熙元年(405年),晋刘裕遣使向后秦求和,并索回隆安二年(398)的失地,后秦主姚兴将汉水以北的南乡、顺阳、新野、舞阴等十二郡归还于晋[43]。这引起一些北人投向南方。义熙十四年,留在关中的晋将自相残杀,关中郡县纷纷降于夏。在刘裕和晋军东归时,一些关中人随之迁回,如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裴先福(裴叔业先人)南迁后寓居寿阳(今安徽寿县)[44],京兆霸城(今陕西西安市东北)王氏[45],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市)人陡阴袭迁至南(今湖北公安县西北)定居[46];京兆杜陵(今陕西长安县东北)韦肃,“刘义真镇关中,辟为主簿,仍随义真度江”[47]。此外,河南也有人南迁,如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州市)褚该的先人,在晋末迁居江左[48]。另一些人则是在关中的战乱中先东迁至河南,然后再南迁晋境。如王猛之孙王康,先携家至洛阳,再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后又去洛阳视母,当地就有“长安徙民”等百余人和“侨户七百余家”,王康家属被接至建康[49]

《宋书·州郡志》中明确载为晋末以北方汉民族移民所置的侨郡、侨县有:荆州南义阳郡(治今湖南安乡县西南),“晋末以义阳(治今河南新野县),流民侨立”;汝南县,“晋末汝南郡(治今河南息县),民流寓夏口(今湖北武汉市东南),因立为汝南县”。永初中,康穆率乡族三干余家南迁襄阳岘南,宋为此专门设置了华山郡蓝田县,寄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康氏相继任华山太守[50],可见中原汉人已南迁到长江边。

第四次起伏于宋泰始六年(470)进入南朝之后,随着北方政权汉化程度的加深,与汉族人民间的民族矛盾已降至次要地位。所以,除了因政治斗争失败、逃避惩处等原因而投奔南方的人员及边境地区的灾民外,较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在泰始六年后已不复存在,汉民族南迁只剩下余波了,如:

梁普通六年(525年),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称帝失败后降于梁,“拥其僚属、守令、兵戍及郭邑士女万余口南人”[51]

梁承圣元年(552),侯景之乱刚平息,北齐占有江北,百姓不愿属齐,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侨民朱盛、张象潜聚众袭齐刺史,梁将陈霸先渡江救援。后因梁、齐议和而退兵,江北居民随军南迁者万余口[52]

陈祯明元年(587年),隋所立梁国主萧琮入朝长安,隋军逼近江陵,琮叔萧岩、弟萧谳等率所属文武及居民二万余口渡江投陈[53]。陈割扬州吴郡和钱塘县置吴州,以萧磁为刺史,又以萧岩为东扬州刺史。从祯明三年陈亡后萧岩、萧轍都曾被百姓“推为主以御隋师”[54]来看,二年前随迁的百姓大概大多是被安置在吴州一带的, 可见中原汉人已南迁到长江边。

()汉民族第一次大移民到了长江边

汉民族第一个大移民时代的走势虽有不同的说法,谭其骧在《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55]中分为东西二线。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设置及其地理分布》[56]分为五线。丘菊贤和扬东晨则认为晋末至隋唐以前,中原各地汉人南移的基本路线是,中原汉人大部分人都集结今河南南阳,经襄樊沿江东下,至今九江,过鄱阳洲顺赣水汇集在今赣南山区;唐宋时再朝闽入东西,东南至粤东地区;少部分则由淮水或南或东沿海道进入浙闽的[57]。葛剑雄综合两家所言,提出了他的三线说,他认为:这次移民高潮历时一百多年,计其余波更长达近三百年,但移民南迁的路线前后大致相同,主要有东、中、西三线:

东线以淮河及其支流(包括当时入淮各水)汝、颍、沙、泄(涡)、睢、汴、泗、沂、沐等水和沟通江淮的邗沟构成主要水路,辅以各水间陆路。不仅在今河南、山东和安徽、江苏北部的司、豫、兖、青、徐诸州移民大多由此线南渡,就是在今山西、河北的并、冀、幽州的流民也多数在渡过黄河后循此线而南。由今河南和淮北渡淮的北人往往居留于淮南,或继续由陆路南下,渡江后定居于皖南、赣北沿江地带。由今山东、豫东而下的流民一般居于沿泗水的彭城、下相、淮阴一带,或渡淮居于苏北,或由邗沟南下广陵(今扬州市西北),过江至京口(今镇江市),聚居于江南。此线的起点是西晋、十六国和北朝经济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终点又是东晋、南朝政治中心所在和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所以是最重要的一线。永嘉后的汉人南迁,特别是宗室贵族、文武大臣、世家大族,多数经由此线。江淮间和苏南、皖南是侨州郡县的主要设置区,也是北方汉民族移民最集中的地方。

中线起点主要是洛阳和关中,分别由洛阳经南阳盆地,由关中越秦岭东南经南阳盆地,由关中越秦岭至汉中盆地顺汉水而下,最后都汇聚于襄阳,然后再由汉水东南下。在今甘肃、陕西、山西和河南西部的秦、雍、梁、司、并流民大多走此线,南迁后往往定居于襄阳、江陵等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也有一部分人从南阳盆地东南越过桐柏山、大别山的隘口进入江汉平原。

西线汇聚了今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境内的凉、秦、雍流民,由穿越秦岭的栈道进入汉中盆地。继续南迁者循剑阁道南下蜀地,或部分利用嘉陵江水路,定居于沿线和成都平原。也有人在今甘肃南部沿白龙江而东南。在蜀地发生战乱时,部分流民又循长江东下,进入长江中下游[58]

总之,在汉民族的第一个大移民时代,汉人南迁到了长江边,主要分布在从巴蜀到荆州、江洲,及至建康的长江沿岸一带。

三、汉人南迁过长江:汉民族的第二个大移民时代

唐安史之乱后经过近152年的大动荡,大迁徙,到五代十囯,中国再次进入了一个大分裂、大动乱的历史时期,在这200多年中又出现了中原汉民族人民的大批南移,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在历史惊人相似的重演中,汉民族迎来了第二个大移民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史家谓汉人南迁,一般为两次大浪潮,一为西晋八王之乱后,二为北宋靖康之乱后的汉人南迁。因为这两次移民浪潮同时导致了汉民族政权的南迁。后有学者认为唐后期的安史之乱后,唐政权虽未南迁,但从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黄巢农民战争和五代纷争,都引发了一定规模的北方汉民族人口南迁浪潮,特别是唐末黄巢起义之后的北方汉人南迁,规模远过于安史之乱。从时间上讲此次移民潮,始于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止于五代(960)结束,持续了200多年,影响十分深远。故多数学者已认同对中国南方地区开发和经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的浪潮有三次,即除西晋八王之乱和北宋靖康之乱二次外,还有唐后期安史之乱到五代结束这一次[59]。在这一次南迁中,汉民族移民大举而过了长江。

唐代之乱引发的汉人南迁,主要可分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黄巢农民战争三个时期:

()安史之乱时期的汉人南迁

安史之乱是唐帝国于7551216日至763217日所发生的一场政治叛乱,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从此唐帝国形成藩镇割据的态势。由于发起叛唐者乃是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因此史称“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历时七年零二个月,乱事最终虽然得以平定,可是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司马光《资治通鉴》唐肃宗乾元元年中云:安史之乱爆发之后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不过,逃避战乱并不是北方人民迁移的唯一原因,农民处境的日益恶化也是重要原因。至德二载,肃宗诏书说:“诸州百姓,多有逃亡,或官吏侵渔,或盗贼驱逼,或赋敛不一,或征发过多。俾其怨,何以辑睦?”[60]诏书所说的导致逃亡的原因,除“盗贼驱迫”指安史之乱,其余都是剥削过重所致。战争中人民的大量死亡和避难人口的大批南迁使北方人口数量急剧减少,但政府基于战争的需求却又需要役使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仍留在当地的人民无法忍受,只有逃亡一途。《资治通鉴》宝应元年正月下的注文,清楚地说明安史乱后租调和民户逃亡的关系:“天宝十三载,天下未乱,租调之入为盛。十四载而禄山反,租调始有违负逋逃。自是迄于去年,大难未平,战兵不止,违负逋逃,年甚一年。”[61]上举宝应元年四月代宗的诏书,也说明躲避繁重的劳役是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原因。韩愈追溯道:“当是时,中国新去乱,士多避处江淮间。尝为显官得名声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数。”[62]

许多北方汉民族人民在南迁时,往往携家乃至举族迁徙。例如,崔氏家族,包括博陵安平人崔众甫,其堂兄弟崔祐甫,姐姐卢夫人崔氏,侄女窦夫人崔氏,四家均在安史乱后自北方南迁江西。“内外相从,百有余口”[63],人口不可谓不少。在李白看来,移民南迁的规模超过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的迁徙。他替人上书皇帝,指出:“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64]考虑到建中元年是在安史之乱结束后的10余年,并考虑到可能还有一些人未列入统计这两个因素,估计在安史之乱结束时大约有250万北方汉人定居在南方[65]。可见,汉人南迁已过长江。

 ()藩镇割据时期的汉人南迁

唐代平定安史之乱,是以军事进攻和招纳叛军将领的方法实现的。大历十二年(777年),李正已据有相当于今山东省绝大部分和江苏北部的15州之地,拥兵10万,雄据东方;田承嗣据有今河北省南部、河南北部和山东西北的7州,拥兵5万;李宝臣据有今河北中部的7州,拥兵5万;梁崇义据有今湖北西北部和河南西南部的6州,拥兵2万。这些节度使,“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还在境内“筑垒、缮兵无虚日”[66],成为唐帝国的国中之国。

自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起,发生在局部地区的藩镇之间争夺地盘和藩镇与朝廷之间的战争不断发生,战乱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经常受到威胁而南迁。与此同时,北方汉族人民为了躲避过重的赋役也南迁。

建中二年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要求承袭父亲职位,遭到唐德宗的拒绝,不久成德、魏博、淄青、山南东道四节镇起兵反唐,即所谓的“四王二帝之乱”(因有四节镇称王、二节镇称帝得名)。六月,淮宁节度使李希烈反,据襄阳一带为已有。蕲州(治今湖北蕲春县北)刺史李良安,因李希烈对其“外示宠行,实去之也”,遂领老幼2万余口,渡江迁入江西,依附于江西节度使李皋[67],这是藩镇割据时期一次规模不小的移民。 

藩镇割据时期,南方的一些府州,特别是江陵府(治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区)、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市)、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市)等府州,因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成绩或减轻人民负担,都接纳了相当数量的外来移民。有的州移民人数甚多,如衡州和汉州分别达到6 000户和9 000户。而衡州,据吕温《简获隐户奏》[68],元和六年(811年)全州检刮出未登记户籍的人家16 700户,如依《通典》卷7所载建中初诸道客户占总户数的比例(土户共180余万,客户共130余万,客户占总户数的42%),估计浮客有6 000多户。越州可以余姚县为例,据阙名《唐故李府君墓志之铭》,贞元年间李汲任余姚县令,“子人济俗”,“户口增倍,歌谣至今” [69]。藩镇割据时期汉人南迁虽然规模不大,但却连接了安史之乱和黄巢起义之间汉人南迁的轨迹,使这个时期的汉人南迁因此而连绵不断。由此可见,汉人南迁已过长江。

 ()黄巢起义时期的汉人南迁

黄巢起义再次触发了唐末北方汉人南迁的高潮。

黄巢起义形成持续二三十年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纵横于黄河流域和南方各地,便中原陷入长期战乱之中。为了避乱,北方汉人不得不又一次向南方迁徙,“王畿之人”,“大半流丧”[70]。如《金华子杂编》作者刘崇远一家流寓江南,恒州人倪氏一家被迫迁居江浙,连偏在极东南安史之乱时北方移民较少的福建,此时也有不少移民,仅某一天,“奔闽之僧尼士庶”便达五千人[71]

王畿地区如此,江淮地区也同样。如原居江夏黄氏族人分别向江南和西蜀迁移[72]。此外,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地方,因黄巢南下和军阀争战,迫使一些人向更加僻远的地区流亡。如宛陵(今安徽宣州市)人顾蒙在广明以后自某地流落江浙间,甲辰年(中和四年,884年)淮浙亦乱,于是避地到广州[73]。苏州人陆氏为避唐末之乱,迁入福建侯官(今福州市)[74]。丘氏自湖州(今属浙江)迁泉州永春(今属福建)[75],都是其中的例子。

另一种情况是这个时期北方汉人的南迁,除了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零散迁徙,还有一些是在州官和州将带领下的集体南迁。如光启元年(885)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县)汉人的南迁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为避开秦宗权的进攻,光州刺史王绪“悉举光、寿(治今安徽寿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经长途跋涉进入福建,随其迁入的移民可能达二三万人[76]。又如兖州节度使朱瑾和前往支援的河东将领史俨、李承嗣,于乾宁四年(897年)二月率残部并“拥州民俱来”,投附淮南杨行密[77],也是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体迁徙。

此外,还有二种形式的南迁,一是许多北方汉人大乱前由于任官、出使、经商、当兵、流放等原因暂住南方,乱后因避乱或道路不通而决意不回。如天祐元年(904)扬承休奉命出使江南,“扬行密乱江淮,道阻不克归,遂留居杭州”[78]; 清河(今属河北)县人尚悫,唐末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市)任馆驿巡官,因北方乱留居不归[79]。滑县人邓密唐末谪南方,子孙因家于福建沙县,后世代为沙县人[80]。中原人裴茝 ,唐末驻守雷州(治今广东海康县),因乱不能归,其子裴绍迁居吉阳(今海南三亚市东北)[81]

另一种是在黄巢军纵横南北的作战过程中,许多北方军人因被俘、投降、受伤、掉队等原因流落在南方。如淮南节度使高骈下属将领郑汉章、毕师铎、秦彦、李罕之、许勃、徐约等人,都是投降唐军的黄巢军将领[82],随其留居的黄巢部众应有一定数量。唐末一度控制浙东七州之地的刘汉宏也是黄巢部众[83]。鲁景仁则是南下岭南时因病留居连州(治今广东连县)的黄巢部下[84]。此外,在潭州被黄巢军战败的5万名北方军人,生存的人除了被黄巢军俘获以外,相当一部分人由于北方大乱可能都留在当地。青州人陶英在唐末任太尉,因得罪朱温,授征南将军领兵出镇昭州(今广西平乐县境),唐亡后全家隐居于此[85]。可见汉人南迁已过长江。

 ()汉民族第二个大移民时代小结

汉人第二次大移民遍布南方各地, 其中,江南、江西、淮南和蜀中吸收了最大量的移民,是移民的主要迁入区域,福建则唐末移民的重要迁入区。

苏州长期以来是太湖流域的区域中心,影响并达到长江下游地区,唐代的江南东道治所即设于此。由于经济文化发达,向来被誉为“甲郡标天下”[86]。唐代北方汉人移民也以其为重要聚居地,江南各州的第一位。如苏州治所吴县北方汉人移民占到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天宝时苏州有人口63万余[87],按此比例估算,移民至少有20余万。

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市)的汉人移民多集中在唐末五代,安史之乱阶段衢州的人口有较多的增长,乾元元年(758年)玉山县自衢州改隶新成立的信州,但在两年后的上元元年有人却说衢州人口未见减少,而且“去岁江湖不登,兹境稍穰,故浙右流离多就遗秉,凡增万余室而不为众”[88]。在当时的情况下,涌入衢州的万余户“浙右流离”应有南方籍和北方籍两部分人。婺州在开元至元和间乡数由189个增加到200[89],表明人口有一定的增长。这些都表明汉人南迁已过长江。

总之,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囯中囯的第二个大移民时代前期,中国人口的分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据吴松弟的研究:经历唐后期五代,到北宋初太平兴国年间南方人口数量已经超过北方。此后,南方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稳步上升,到元代达到极点,明清时期有所下降,但仍占全国四分之三上下。据此可见,安史之乱是我国历史人口分布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以前北方人口占全国的半数以上,此后南方占半数以上,并且稳步上升[90]

四、汉人南迁过岭南: 汉民族的第三个大移民时代

汉民族的第三个大移民时代指的是宋代靖康之乱之后, 北方汉人的南迁。这个移民时代断断续续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大致可分靖康之乱、南宋金对峙、南宋蒙元对峙三个时期[91]

靖康之乱是指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事件,发生于北宋皇帝宋钦宗靖康年间(11261127年)。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在城内搜刮数日,金太宗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贬为庶人,强行脱去二帝龙袍,并掳徽宗、钦宗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卿等数千人后北撤,其中还有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携文籍舆图、宝器法物,百姓男女不下10万人等,东京城中公私积蓄被掠一空。

靖康之乱, 北宋灭亡, 从而引发了中国第三次大移民时代汉人南迁的更大浪潮。

()靖康之乱时期的汉人南迁

在金灭北宋前后的十七年(11251142),战火几乎烧遍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给北方人民带来惨重的战争灾难。庄绰说:“建炎元年秋,余自穰下(指今河南南阳市)由许昌以趋宋城(今商丘县),几千里无复鸡犬。”[92]河北、河东、山东等地“皆被其害,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93]为了活命和生存,不仅仅皇室、官僚、士大夫,连平民百姓也纷纷向南方地区迁移。

建炎元年(1127年)十一月,张遇率领北方流民渡过长江,进入池州(安徽贵池)[94],标志着北方流民武装集团开始进入江南。建炎三年正月,金军进入淮南。二月初,高宗下令“听土民从便避兵”,并令刘正彦部兵护卫皇子和六宫自扬州迁杭州[95]。三日,金军陷天长,离扬州只有百里,高宗闻讯大惊,匆匆忙忙带五六内侍和亲军数人乘小渡船渡过长江[96],百官和百姓约有数万人纷纷跟随南渡[97]。在二月的其他日子里,北方移民仍继续自各长江渡口进入南方,朝廷也“令有司具舟常(常州)、润(今镇江),迎济衣冠、军民家属”[98]。为加快摆渡速度,朝廷命令将领“多以绢帛堆垛江口赏募,日夜济渡”[99]。史载“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100]

建炎四年六月,秦帅辛兴宗统所募秦(甘肃天水市)、凤(陕西凤翔县)诸州“良家子”赴江南[101];密州人徐文统所部反金武装5 000人泛海南归,到达两浙[102]

建炎和绍兴初年,流民武装集团的南迁也在不断进行着。综合《宋史·高宗纪》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三、四年各卷的记载,有张用、王善、宋进等13个武装集团南迁。每一集团少者几千人上万人,多者十几万人。如建炎三年十月,郭仲威部几万人渡过长江,进入平江府[103];四年,孔彦舟部进入洞庭湖以南地区[104];绍兴元年八月,曹成部进入湖南,之后向岭南发展,直进到广西贺州[105]。当时迁入江南, 在江南活动的还有许多其他武装集团,他们控制的北方流民不下百余万人。

汉人不仅南迁长江流域的江南一带,还还岭南, 向东南沿海地区移民,包括今广东、广西和海南三省区的岭南地区虽比较偏远,因远离战争也是北方人民避难的乐园,“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106]。如原居荆门(湖北今市)的理学家胡安国一家,靖康之乱后寓居湖南湘潭,湖南北部乱后复向南部的邵州(邵阳市)迁移,此后更进入广西全州灌阳县[107];管理宗室成员的大宗正司先自开封迁到虔州,建炎四年三月再向南迁入广州[108]。连广西非汉民族居住的沿边13州也有北方移民[109]。曾在各地流徙的北方诗人张崠记当时的情景云:“十年敌骑遍寰海,北客走到天南陬。天高地迥岂不广,南来北去皆离忧。”[110]《鸡肋编》卷上也云:“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

靖康之乱时期的汉人南迁,吴松弟总结说:靖康元年至建炎四年(1126 -1130年)的北方人口南迁,大约有三个浪潮。金军攻人河北、河东以后,移民进入河南和淮南;攻入淮南以后,移民进入江南;攻人江南以后,一些移民进入岭南、福建以及其他山区。当然,这种总结只是指出了主要趋势[111]

(二)南宋金对峙时期的汉人南迁

宋金绍兴和约的正式签定,标志着两国开始进入南北对峙时期,这一时期一直继续到金亡。在这一时期(1141-1234年),宋金双方都曾发动过大规模战争,但往往几年便告结束,双方仍维持秦岭一淮河这一分界线。每一次北方人口南迁都与战争相联系,先后曾发生过海陵南侵之役、开禧北伐之役、宣宗南侵之役、宋蒙灭金之役等。在重新掀起北方汉人南迁的浪潮中,汉民族移民继续过长江、过岭南。

如开禧北伐之役,南宋对金全面开战以后,没想到很快失利,金军反攻,进入宋境,江淮人民再次被迫南迁。仅淮南的安丰(今安徽寿县)、濠、盱眙、楚、庐、和、扬七州军,“其民奔渡江求活者几二十万家”[112]。据开禧二年十一月枢密院报告,两淮渡江人民主要分布在镇江、平江、建康、江阴、广德、嘉兴、湖、常、衢、婺、信、饶等府州军[113]。更重要的是“自开禧兵变,淮民稍徙入于浙、于闽”[114]

又如金末 ,“河朔大乱,凡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115]这时,新兴的蒙古国约南宋联合灭金。南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年,金天兴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四年),南宋派兵与蒙古军一起合围金都汴京,金亡。于是,面对战乱, 大批北方汉人“又多转徙南北”[116],又出现一次北方汉人口南迁的浪潮。如绍定六年,孟珙统率宋军在河南作战,先后俘获金朝军人和民户甚多。第一次是120 020户;第二次是32 000人;第三次是军士15 500人,民户35 300户、125 553人;第四次是壮士老小12 300[117]。这些汉人最初留在唐、邓,不久蒙古军大举攻宋,他们中的一些人便随宋军南迁[118]

(三)南宋蒙元对峙时期的汉人南迁

蒙古铁骑并没有因为南宋与之联盟灭金而停止向江南的进攻。理宗端平元年(1234)正月,蒙古和宋联合灭金。第二年,蒙古便挥师南下,分三路攻打南宋的四川、荆襄和淮南地区,宋蒙战争全面展开。

此后宋元对峙了45年,直到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宋亡,三年后(1279年)帝爵蹈海,南宋残部彻底覆灭。在蒙元灭宋战争期间,除了北方人民迁入江淮和江淮人民迁入江南这两种移民浪潮仍在继续外,对汉民族海外移民有特别意义的是南宋残部大批过岭南而迁入闽广。

宋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元军兵临临安城下,南宋恭帝和太后降元,南宋亡。当晚不愿降元的丞相陈宜中逃归温州,将领张世杰也率所部离开临安。次日,驸马杨镇,将领苏刘义、张亮节、张全等人,奉度宗儿子益王赵星、广王赵曷和二王之母杨氏、俞氏南行,也进入温州。于是南宋残部纷纷汇聚温州。不久,又自温州退入福州。五月,于福州立年仅九岁的赵星为宋主,改元景炎,筹划在东南抗元事项。福建、两浙、广东等地的南宋残余势力纷纷响应。十一月,元军进入福建,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奉帝是自福州乘船经泉州、潮州、惠州南走,由于广州已被元军占领,船只停泊在井澳(今中山市南大横琴岛下)。景炎三年四月,赵星病死,陆秀夫等人立赵爵为宋主,不久迁居新会之匪山(今新会南)。次年二月,宋元海军展开决战,宋军大败,陆秀夫负幼帝投海死,南宋残部灭亡。随二王入广的幸存者中,除陈宜中、曾渊子等少数文武臣子流落海外[119],有的北归,有的入广了。

而随二王迁闽广的人数,据《宋季三朝政要》载自福州发舟人海时,计有正军17万、民兵30万有奇,内淮兵1[120]。《宋史纪事本末》卷108《二王之立》章取此说,又载赵昺迁厓山时官、民、兵还有20万人;厓山兵败后宋军“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121]。因此,大约有二三十万官、民、兵自福州南行[122]

纵观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三次大移民时代,靖康之乱后的北方人口南迁,其规模之大,迁入人口之多,影响之深远,无疑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

五、 走向海洋的汉民族

历史发展从秦汉到宋元(221-1279),前后整整1500年, 汉民族经历了三个大移民时代,掀起了三次南迁的浪潮,逐步向南推进移民:

在第一次大移民时代,先从中原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迁徙,主要分布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及四川长江北岸,少部分过了长江,极少进入浙江、福建及岭南。

在第二次大移民时代前期,再从长江流域北岸过江, 向江南一带迁徙,并逐渐从线状分布向面状分布发展, 逐渐布满了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及重庆、四川,包括山区在内的大部分地方, 并开始进入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在第二次大移民时代后期,成规模地进入浙江、福建及岭南。

这种波浪式地从北向南的逐步推进、延伸和发展的移民潮,使汉民族逐渐从江河走向海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汉民族中终于有人脱颖而出,开始形成勇于开拓、取于冒险、能勇往直前、有无畏精神的一些族群——闽南人、潮汕人、广府人、客家人、福州人、温州人、宁波人等,开始了汉民族锲而不舍、坚韧不拔地走向海洋、开拓了汉民族走向世界的新历程。

从此之后,随着汉民族向海外移民的不断推进,凡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汉民族,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汉民族。汉民族从一个江河民族蜕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海洋民族。

 

参考文献

[1]葛剑雄主编: 《中国移民史》1-6,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年。

[2]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3]李明欢:《海外华人移民的现代篇》,《读书》2009,第8

[4]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 19346,15期。

[5]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

[6]丘菊贤,杨东晨:《中原汉人南徙与客家述评》, 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1期。

 

文章刊于《思想战线》,2014,(1):32-40.



[①] 360网: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家为193个,地区为31个。

[②] 在今天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流传着关于山西洪洞大槐树的传说。这一传说的内容是:我们的祖先是从山西大槐树下迁来的;山西洪洞大槐树是我们祖先的发祥地,是我们的根。这一传说分布于在今天河北的中南部、山东西部、中部和南部、河南中北部以及安徽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在有些地区,大槐树变成了老鸦窝——一个大槐树上的老鸦窝。大槐树不仅仅是人们的口耳相传,它还被镌刻在古老的墓碑上,写在脆黄的族谱中。

[③] 葛剑雄: 《中国移民史》第一卷,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7页。

[④] 李明欢:《海外华人移民的现代篇》,《读书》2009,第8

[⑤]《史记·货殖列传》。

[⑥] 陈支平:《汉人南来与闽北的开拓》,载《武夷文化研究——武夷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2-08-01

[⑦]《宋书·州郡志》。

[⑧]《晋书·王导传》。

[⑨]《后汉书·董卓传》。

[⑩]《后汉书·刘表传》。

[11]《后汉书·陶谦传》。

[12]《后汉书·刘焉传》。

[13]《后汉书·董卓传》。

[14]《三国志·吴书·孙讨虏传》注引《江表传》。

[15]《后汉书·刘焉传》。

[16]《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17] 参阅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271-273页。

[18] 如《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载鲁肃率300余人南行,类似情况颇多。

[19] 参阅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280-283页。

[20]《晋书·食货志》。

[21] 这方面的论著很多,本书参阅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315-316页。

[22]《晋书·元帝纪》。

[23] 《宋书·州郡志》南徐州序。

[24] 《晋书·地理志》司州后序。

[25] 《晋书·地理志》徐州后序。

[26]《晋书·地理志》雍州后序。

[27]《宋书·州郡志》徐州:“明帝世,淮北没寇,侨立徐州,治锺离。”

[28]《宋书·州郡志》晋陵太守:“太兴初,郡及丹徒县悉治京口,郗鉴复徙还丹徒。”估计当在此年。

[29]《晋书·孔坦传》。

[30]《晋书·刘胤传》。

[31] 参阅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320-321页。

[32]《晋书·石季劳龙(虎)载记》。

[33]《宋书·傅弘之传》。

[34]《晋书·刘隗传》。

[35]《晋书·祖约传》。

[36]《晋书·谢尚传》。

[37]《晋书·石季龙载记》下。

[38]《晋书·苻健载记》。

[39]《晋书·穆帝纪》。

[40] 参阅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322-325页。

[41]《资治通鉴·晋纪》太元九年、十年。

[42]《宋书·王懿传》。

[43]《资治通鉴·晋纪》义熙元年。

[44]《南齐书·裴叔业传》;《北齐书·高乾传》。

[45]《魏书·王世弼传》。

[46]《梁书·阴子春传》。

[47]《魏书·韦阆传》。

[48]《周书·艺术传·褚该》。

[49]《宋书·王镇恶传》。

[50] 参阅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325-329页。

[51]《魏书·肃宗纪》。

[52]《资治通鉴·梁纪》承圣元年。

[53]《陈书·后主纪》。萧岩等所率人口《纪》作“十万余口”,据《陈书·陈慧纪传》改。

[54]《周书·萧晉传》。

[55]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 19346,15期。

[56] 见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

[57] 丘菊贤,杨东晨:《中原汉人南徙与客家述评》, 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1期。

[58] 参阅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338-340页。

[59]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2-233页。

[60]《唐会要》卷85“逃户

[61]《资治通鉴》卷222

[62]《考功员外卢君墓铭》,《全唐文》卷566

[63] 崔祐甫《上宰相笺》,《全唐文》卷409

[64] 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全唐文》卷348

[65] 参阅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4-243页。

[66]《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二年。

[67] 阙名《李公墓志铭并序》,载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910页。

[68]《全唐文》卷 627

[69]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889页。

[70]《旧唐书·王徽传》。

[71] 黄滔:《福州雪峰山故真觉大师碑铭》,《全唐文》卷826

[72] 杨杰: 《黄府君行状》,载《无为集》卷14,四库全书本。

[73] 王定保:《唐摭言》卷10,丛书集成初编据学津讨原本。

[74] 王安石:《临川集》卷92《陆广墓志铭》,四部丛刊本。

[75] 刘克庄:《后村集》卷154《丘公行状》,四部丛刊本。

[76]《资治通鉴》卷256,僖宗光启元年正月。

[77]《十国春秋》卷1《吴一·太祖世家》,第14页。

[78]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文忠集》卷61《杨公墓志铭》,世界书局本。

[79] 徐铉:《骑省集》卷30《尚公墓志铭》。

[80] 李纲:《梁溪集》卷宝170《乐全居士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81] 王象之:《輿地纪胜》卷1S 125,昌化军“官吏

[82] 《资治通鉴》卷267,僖宗光启三年四月;卷253,僖宗乾符六年正月;卷257,僖宗光启三年四月。   

[83]《新唐书·刘汉宏传》。

[84]《资治通鉴》卷261,昭宗光化元年三月。

[85]《十国春秋》卷75《楚九.陶英传》。传载陶英领兵8万出镇,疑兵数有误。

[86] 自居易:《自到郡斋仅经旬日……》,载《全膪诗》卷447

[87]《新唐书·地理志》。

[88] 李华:《衢州刺史厅壁记》,《全唐文》卷316

[89]《元和郡县图志》卷260

[90]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54页。

[91]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7页。

[92]《鸡肋编》卷上,第2l页。

[93]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建炎四年庚申朔,第87页。

[94]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建炎元年十一月戊子,第239页。

[95]《宋史·蓓高宗纪》。

[96]《三朝北盟会编》卷121,炎兴下帙二十一。

[97] 见《宋史·赵密传》。

[98]《宋史·高宗纪》。

[99]《三朝北盟会编》卷122,炎兴下帙二十二。

[100]《宋史·食货志》。

[10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4,建炎四年六月乙亥。

[1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4,建炎四年六月壬辰。

[10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8,建炎三年十月庚寅。

[10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建炎四年正月甲午。

[105]《宋史·高宗纪》。 

[10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绍兴三年三月癸未。

[107] 见胡寅《斐然集》卷20《悼亡别记》。

[10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2,建炎四年三月丁卯。

[10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绍兴三年三月癸未。

[110]《紫微集》卷5《行建溪上是晚同宿小桥感怀书事》。

[111]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8页。

[112] 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2t<安集两淮申省状》,第10页。

[113]《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八之一O三。

[114] 叶绍翁: 《四朝闻见录》,《淮民浆枣》卷5。以上参阅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4-265页。

[115]《静修集》卷17《孙君墓铭》。

[116]《静修集》卷17《孙君墓铭》。

[117]《宋史·孟珙传》。

[118]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8页。

[119] 郑思肖:《郑思肖集·大义略叙》,第173页。

[120]《宋季三朝政要》附录卷6《广王本末》。

[121]《宋史·瀛国公纪》同此说。

[122] 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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