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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乔健与中国人类学
时间: 2014/7/28 11:29:50 浏览量:

 

 

 

编者按:在介休市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由人类学高级论坛主办,台湾世新大学异文化研究中心和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协办的“维护文化遗产、发展城市文化”圆桌论坛,于201291日至5日在山西省介休市召开。会议期间,特举办了一场对话会——对话:人类学高级论坛与乔健先生。与会学者徐杰舜、徐新建、周大鸣、彭兆荣、丁宏、罗晓南、张志东、横山广子、安介生、任锋、侯小宝和乔先生一道回忆了中国人类学所走过的风雨历程,畅谈了乔先生在中国人类学恢复重建、海峡两岸三地人类学交流、学科建设所做的巨大贡献。

对话会·上半场

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各位专家学者大家好!今天这场是一场对话会——人类学高级论坛与乔健先生。这个对话会的背景是这样的,2011年是人类学高级论坛成立10周年,6月,我们在杭州召开了人类学高级论坛第三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在这个会上,我们做了十年总结,决定对过去的这十年来对人类学做出贡献的学者们进行了奖励,授予乔健先生、李亦园先生和中山大学容观瓊先生“人类学高级论坛新世纪(20002010)人类学终身成就奖”,授予周大鸣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新世纪(2000年~2010)人类学杰出成就奖”,授予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等8为学者“人类学高级论坛新世纪((2000年~2010)人类学杰出成果奖”,等等。这些奖项,于10月份在赣州召开的第十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上颁发。乔先生也往临了此次会议。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走到这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人类学在中国大陆,曾被作为资产阶级的学科,被“掐”掉。我曾看到一份材料,费孝通先生曾恳求有关领导给人类学、社会学保留一颗种子,但都被拒绝了。人类学从此就在中国大陆消失了20多年。“文革”后,人类学开始复苏、重建,但由于种种原因,人类学的重建比较迟缓,也比较艰难。中国人类学会筹建时,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很边缘的地方——厦门大学,这种很戏剧性的状态到今天为止,也没有得到改变。那时,人类学的队伍是非常弱小的,弱小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中期,乔先生在香港举办首届瑶学研究会年会,我们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张有隽教授去参加了。回来后,他非常感慨地说:“我们去那里开会,第一次与国际接触,就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很兴奋,感觉自己是原始时代的人去到那一样,因为我们的话语和他们完全不对口,完全不接轨。”因此,乔先生建议我们好好学点人类学,张有隽先生就花钱买了一套书——《人类学概论》3本,美国的一个作者写的。我觉得我们广西民族学院能够对人类学起点作用,和张有隽那次在乔先生的指导下,把人类学的火种带到广西民族大学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路子尽管很艰难,但我们发展壮大中国人类学的信念仍旧青春依旧。我们人类学高级论坛,一没有权,二没有钱,但我们却顺利的走了十年,队伍越来越大,参加的单位也越来越多,甚至出现排队,抢申办的情况。

201112月份,我参加了厦门大学人类学博士的答辩,和彭兆荣、徐新建两位教授讨论了人类学高级论坛的新十年,应该怎么发展?彭先生介绍了一个情况,台湾非常重视学者的口述史,且李亦园先生的口述史台湾早已出版了,这个消息让人非常振奋。我对中国大陆的人类学学者也做了将近十年的访谈,十年当中,我访谈了60多位的学者,出了两本人类学的访谈录,一本书是《人类学世纪坦言》,另一书是《人类学世纪真言》。一些年轻的人类学者是看着《人类学世纪坦言》成长的。有一年,我在中央民大开会,碰见了王铭铭教授和他的北京大学的博士、硕士生们,他的学生开口就说是看着我的访谈成长起来的。徐新建的一个学生王雅娟,在书没有集结出版前,就专门收集期刊发表的访谈录。我觉得彭先生的建议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当即商定组织人员做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的采访撰写工作,建一个“人类学高级论坛·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彭老师的博士后李菲自告奋勇到台湾去做的就是李亦园先生和乔健先生的访谈。因为她有写作、访谈能力,还有财力。因为李先生年龄有80了,身体不是很好,他在台湾出版的口述史是十年以前的,我们想补充10年后的。当时黄树民先生也恰巧在厦门,所以李菲去台湾的手续很快就办下来了。在台湾三个月期间,李菲对李先生做了部分的采访,对乔先生做了30次采访。我们的口述史做得还是太晚了。人上年纪了,有的东西不清楚了。李菲尽管对乔先生做了30次的访谈,但是还是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李菲从台湾回来后,我们就商量是不是大家一起帮乔先生回忆一些东西?特别是两岸交流的一些事情。今天,乔先生就以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召集大家到介休参加这个会。我们也借此机会,与乔先生进行一次对话,一起回忆乔先生对中国大陆人类学的推动,对学者的帮助、指导,他与日本的学者也有交流。我们首先请徐新建教授补充相关内容。

徐新建(四川大学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副秘书长)很高兴,因为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学者加人到今天的学术对话中。大家对乔先生敬仰很久,这说明了乔先生的学术感召。我希望今天的话题注重学术,因为乔健先生最大的贡献在于学术。他是一个学者,而且不是一个地方化的学者。我认为乔先生是一个世界级的人类学家。这一点是很多人没有挖掘出来的。所以今天的对话最好围绕乔先生的学术贡献来谈。另外,鉴于人类学高级论坛“口述史计划”已在进行中,今天的对话,可能将成为《乔健口述史》的一章,同时也是学术史的一个资料。

作为主持人,我先讲几点与大家讨论。

第一,我认为在人类学的学科谱系中,乔健先生属于综合型的学者。人类学传入中国后,大多数学者较为注重基础和实证的调查,突出对一个社区或族群文化现象的描述与分析,有的也会由此关注到一些稍微扩大一点的理论阐释。但能从学科脉络及学术史发展的宏观层面来做把握与发挥的很少。而在这一点上,我注意到乔先生就与众不同。他也做具体的田野,但与此同时,又能关注中国人类学的理论发展及其与西方人类学的互动和反思,关注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怎么走出去,继而做到与世界沟通和对话。比如1994年,他在香港做的专题演讲,题目就叫《中国人类学的困境和前景》,我想就算到了今天,国内也还是很少有人敢这样去讲。乔健整体地把握了人类学在中国存在的四个困境,然后提出其可能的四个前景。这是很有见地的。这篇演讲标志着中国人类学在两岸沟通、过去与当下的交流以及中外对话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具有学术史的里程碑意义。去年参加人类学高级论坛的杭州参会议,我的论文就是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展开的。如今,中国人类学如果要继续发展,仍需要自我反省,找出问题,方可发现前途。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乔先生作为综合型人类学家的学术品格和影响是需要深入总结的。具体来说,他后来以演讲为基础发表的文章,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观点,第一是提出中国学者的加入对世界人类学的意义。乔先生总结说的,西方人类学对中国影响重大,但并非完美无缺,尤其是面对丰富深厚的中国资料,西方人类学显然是不完整的,如若缺少了中国人类学的加入,既有的西方理论不但难以完满,要想长久发展也是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个判断太重要了,言下之意就是没有中国的人类学,就只是“西方的”人类学。此外的另一个观点就是,乔先生强调除了历史悠久以外,中国能以多民族和谐、交流和团结的事例在人类社会里堪称绝无仅有。这个现象可以充实甚至更新人类学的基本理论。我觉得这个观点特别重要。其中一个判断就是过去的西方人类学喜欢研究小型社会,功能主义也好,结构主义也好,表面上很实用,但对于处理大型人群乃至超大国家往往难以有效。乔健举了费孝通先生和功能主义学派的例子。费先生在英国学功能主义,然后受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做成《江村经济》,提出对于“乡土中国”的解释。但往后走不够用了,因为解释大社会无效。所以乔先生说费先生后面不断的解放自己,放弃了狭小的功能在主义模式来进入中国的大社会。乔先生总结出,如何在中国大社会这一复杂的多民族共同体里改写人类学理论模式,这是很重要的任务。时隔十几年了,我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还想听听乔先生说一说,在现在背景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人类学还有无困境,中国人类学的前景是不是仍处于当年的判断语境中?你提出的问题还是否有效,或是有了新的补充?

徐杰舜:我想在乔先生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之前,插一个问题,这篇文章怎么发表出来的。乔先生是十月份(1994)在香港做的演讲,讲演完了之后传给了广西民族学院的张有隽教授,张教授看了之后拍案叫绝。当时我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当编辑部主任,张教授就将乔先生的文章推荐给我,问我敢不敢发表?因为乔先生在文章里面提到了一个斯大林的影响问题,其影响就等于是教条主义了。我看了以后就马上请示我们学校当时的书记,韦日科书记说这篇文章要发表,让我想点办法发出来,我仔细拜读了乔先生的大作之后,我决定将最敏感的第三、第四部分删掉,回避某些部门的领导的敏感性。为了征得乔先生的同意,我就给乔先生写了一封信,将发表的重要性和困难都讲清楚了。乔先生非常大度,马上回信说同意删除第四部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马上在人类学界引起了反响,北京的人类学者对乔先生发表的这篇文章进行了专门座谈。会上对乔先生的提出的问题做出了批评,但大多数是赞同的。我们要感谢乔先生,他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立了标杆。1996年,张海洋教授就此事发表评论是说,这是1995年中国学术界的热点之一。

周大鸣(中山大学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我补充一点。乔先生这篇文章的全文发表在厦门大学的《人类学通讯》上,是公开发表的。

徐杰舜:哦。后来被《新华文摘》全文转摘,乔先生对我们的刊物给了最大在支持,使得我们一炮打响。现在我们学报被评为教育部名栏和名刊。

乔健(台湾世新大学讲座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首席顾问兼学术委员会主席)在通讯上有了全文后,中央民族大学就开始了以庄孔韶带头的对我做了强烈的批判,他批判的问题现在还存在,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紧箍咒”慢慢的松掉。马列时代对于历史的解释的问题。

徐新建:顺着这梳理,回到我的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乔先生,您对人类学的中国困境还有无新的想法?

乔健:我想,当初开始时,我也不断的强调我们田野是身体力行,其就是田野工作的基本训练,就如是“成年礼”,若是经过没有长年的田野工作,没法成为一个人类学家,也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活动。田野工作也是从小到大的工作,如以费先生为例子,到老,费先生最后发表了《行行重行行》,他一辈子走来走去。虽然到了后来,行动不便,他虽然是坐上车了,但是还是不断的到处找当地人访问,但是我们觉得年轻的人做的田野工作还是不够的,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当代中国人类学者在一个地区生活超过半年以上至一年,做过长期的田野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中国人类学内是必须要认真进行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被打上反动符号,到了80年代,我们要感谢杨庆堃先生的贡献,我想是他跟江泽民或是邓小平的通话以后,大陆才重新重视人类学和社会学。在社会学方面,香港中文大学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定期在北京开了培训班,在短期的培训班中传授了现代社会学的知识,人类学也是开了培训班,也开始做了这些工作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们是一直在强调田野的工作,但是现在的田野工作还是不够的,在这一点上来讲,要真正的建设中国人类学,必须严格的要求长期田野。我想在西方国家,也是在慢慢的松懈,现在计算机那么发达,人们可以根据计算机上的数据来写论文,但大部分学校还是要求读博士的时候一定要有长期的田野工作。另外在中国做田野工作的时候,譬如费先生到了晚年,感觉到自己不足的地方,就是历史的深度不够,因为他原是功能性学派大师马凌诺斯基的学生,马氏一向是否定历史的,马氏一直强调“零点开始”,就是西方的国家跟东方的民族接触的时候,就是在文化上开始了大的变化。因此只要从那一点开始,以前的都不要管,凡有功用的部分都会留下来。但是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马氏在给费先生的《江村经济》写序的时候,已经意识到,费先生是生活在历史悠久的一个国家里,能用历史的知识来解释他的数据是很难得的。所以,埃德蒙·李区(Edmund Leach)在晚年写的一本《社会人类学》里面谈到中国的四位人类学家: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许烺光,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由于他认为一个人类学家不适宜去研究自己的社会,应该是研究other societyother culture的。所以他贬低他们的著作,惟独赞许费老的,也是因为费充分运用了历史知识。

我也同意李区这个原则,所以在台湾开始做田野工作时,就是从台湾原住民族开始的,9个族群都走遍了。后来集中在台东的卑南族吕家社。到了美国康乃尔(Cornell)大学后,校方原来指定由一位研究四川的市集制度(market system)而出名的卓越现代汉学家施坚雅(G.W. Skinner)来作我的导师。但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到美国来却研究中国社会,况且当时我也不可能回中国去做田野工作。我觉得我应该去研究印第安人。正好当时人类学系有一位教授是研究印第安人的权威,他就是约翰·罗伯茨(John M. Roberts)。我便决定换罗伯茨作导师,同时选定了拿瓦侯(Navaho)部落作研究对象,后者是北美最大的印第安人部落。罗伯茨教授的博士论文便是关于拿瓦侯(Roberts 1951),但主要是对拿瓦侯家庭的微观研述。我对拿瓦侯研究的主要问题则是其祭仪传统的传承,而选择这个题目的主要原因还与我幼年的经验有关。我幼时多病,上了几天小学之后便不上了,由先父商请了一位老先生教我古文。每天定时到他家里上课,有点像旧时的私塾。所以我对儒家传统的传承方式有过些微亲身经验。胡适不是说过儒家的前身是职司祭祀的术士吗(1930:6-27)?这很接近拿瓦侯的祭仪传统。我于是想将之与儒家传统的传承方式作一番比较。可惜限于时间与环境的因素,关于后者只能依赖文献材料。论文的总题最后定为《传统的延续:拿瓦侯与中国模式》(The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 Navaho and Chinese Models ) (Chiao 1969 )(本段引自乔200522)

论文中有关拿瓦侯的部分,首先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成专辑,书名是《拿瓦侯传统的延续》(Chiao 1971)(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 in Navaho Society)。后来台北的airiti Pres又出了增订版(Chiao 2010)

21世纪开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计划翻译一系列有关美洲印第安人的书籍,征询我的意见。我除了推介若干名著外,也建议他们把我的拿瓦侯专书译为中文,同李安宅、张光直与我的有关论文由我编辑为一书,说明中国人类学家对美洲与亚洲古文化的关联的研究。他们欣然接受,并邀请了张叔宁教授将原是英文的论作译为中文,由我编辑成书,书名经多方推敲,定为《印第安人的诵歌:美洲与亚洲的文化关联》(2004),并快速出版。可惜由于出版得有些仓促,有不少小错。我在台北逐一订正,并请李亦园院士作序,由立绪文化出版繁体字版(2005)

上述专书,原来我建议的书名是《美亚文化关联的探讨:中国人类学家对拿瓦侯、祖尼、马雅等北美原住民族的研究》,出版商则为了方便销售定了现在书名,只把我建议的部分作为书名的副题。事实上原建议书名,是我着手博士论文研究的时候所怀抱的最大目标与假设。为了编译这书,我又看了不少相关论著,对这个目标与假设也有了进一步的看法,均见该书所载首篇论文中(2005 7-47 )

语言是文化的源头。萨皮尔的假说既然认为拿德内语与汉藏语同源,我们也可以假设两者的文化也有一个共同源头。在编译上列专书的过程中更引发我一个更大胆的假想。我认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东亚存在过一种“巫文明”,主要的传承者便是巫,表演以舞蹈、唱诵及沙画为特色的宗教祭仪。在上述我的两本书(Chiao 2010及乔2005),我讨论过拿瓦侯的医药人(medicine man)或诵唱人(singer)便是“巫文明”的现代传人。中国在先秦时代,巫在宗教与政治上都扮演重要角色,秦之后逐渐为“儒”所取代。

徐新建:乔先生是田野和理论相结合的一个学者。由刚才讲到的这个例子,可以引出我对乔健先生的第二点认识,即作为跨文化的人类学家。这一点也是不容易做到的。由于深受整个“西学东渐”背景中的殖民话语影响,在中国人类学界,很少有人能做到像乔先生这样做的是跨界、跨国、跨文化的考察研究,大部分学者都只能固守本土,自我描述,以西释中。而乔先生在自己人类学生涯的起步阶段就对台湾原住民族做了很完整的研究,然后到北美留学,开始研究印第安人文化,再回到中国大陆扩展对瑶族以及中原汉人底边人群的考察研究。这真是很难得的。

丁宏(中央民族大学民社学院院长、教授):别的国家不一定做本土的,但是中国的到了美国之后,就有做本土的研究。这就是80年代,中国出国做民族学研究的学者,都基本做本土的研究的原因。乔先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徐新建:努力是一个方面,但是形成的结果更重要。中国的人类学在引进之初呈现的特点,一个是救亡保种,一个是中外失衡。在成为西方弟子的同时,也变成了他们的“打工仔”。彼此的关系是你帮我做理论,我替你做田野。这是很悲剧的事情。乔先生却敢于反抗这模式。他在美国跟著名人类学学家施坚雅做学生,却不愿依照老师的想法回头做中国(田野),而是要做印第安文化,研究美国。这样的选择令施坚雅很不高兴,设置了许多障碍。但乔先生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意愿。我觉得乔先生案例的意义不是个人的。在他发表的研究印第安文化的成果中,他提到一批同类华裔学者,如李方桂、李安宅和张光直。这批人都很了不起。乔先生对李安宅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中国学界研究印第安文化的开拓者。乔先生对张光直的评价就是美亚联系的观点。张光直将美洲和亚洲关联在一起,提出“中国-玛雅文明连续体”,以这个为挑战,认为西方(文化)只是一个特例。这个连续体才是普世性的。乔先生以这些为背景和观照进行了他对美洲人群的“异文化研究”。我觉得乔先生的愿望并非要孤立的去考察印第安人,而是要做跨文化比较,尤其是要做与中国传统的比较。如今的中国学界也有人倡导做海外民族志。但我觉得很多人的起点还没达到乔健、张光直等当年的高度,还停留在为海外而海外的情绪上。仿佛仅止满足自我的民族自尊:过去我们被殖民、被描写,现在强大了,可以冲出去了,所以就要去搞海外民族志,先从邻国做起,然后再做伦敦、纽约……。我认为如果仅仅如此的话,它的意义就像申办奥运会差不多,顶多不过是用人类学的“他者田野”增加一点“为国争光”的虚荣而已。相比之下,乔健对于印第安人研究的理论贡献则包含了好些方面。第一,他把印第安人的拿瓦侯做了对比,这个对比有三个对象,首先是藏族,他与藏族的颂歌者来做对比,看出了神圣的、世俗的、沙画;然后是汉人社会的“巫”。他强调这个巫不是萨满,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用萨满来解释乃至替换巫,巫就没有了。这是他坚持的一个理论上的观点。再进一步,第三个比较的对象是儒家体系,具体说就是儒家的身心合一观。由此可见,表面上乔健先生不听美国老师的话只是一种个性化的反叛,其实包含着学理上更深远追求和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对世界的文化做自己的解释,而不是跟着西方现存的理论套路去走。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跨界的人类学家,刚才说的是田野和理论结合。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要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本次论坛提出的“黄土文明”。其实从刚才谈论的印第安研究,就与引出了“非西方文明”话题,那么回到华北,我们还能再延伸出对人类学的哪些反思和追问?换句话说,我们在今天面对中国语境提出人类学的“黄土文明”话题,在理论上有什么意义?

乔健:我想再补充一下,早期,就像徐先生讲的,一大堆的人去美国,为什么大部分的人都在做中国的研究?主要因为在韩战之后,由于美国受到苏维埃放射第一颗卫星的刺激,以为自己的科学落后了,便拨了大批的经费在科学的研究上,当然也包括社会科学的。由于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没有打赢中国,便大规模支持中国研究。当时很多美国学者要研究中国,但不能去大陆,只好去台湾了,经费是从美国国防部出的,他们是为美国战略目标服务的,对象是近现代的汉族。这一点大家要看清楚。我跟罗伯茨第一次从美东北到西南开了几天的车,他在车上问我的都是中国的古文明问题,我觉得他是真正的人类学家,受的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学派(人类学上又叫历史学派),所以他们特别强调历史的观念,他们认为历史是连贯的。我们在做田野的工作,不能够像美国一样做刻板的田野工作,而是必须把历史加进去。费老对顾颉刚老先生们非常钦佩,而他自感对中国古典的认识还不够。费老对开弦功村的研究重点,也是近代经济的变迁的研究。介休的历史王市长说有2600多年了。所以我们在研究介休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历史的深度。我们要追溯到前秦时代,追出来后,很多现象如袄教的现象、后土庙的解释必须要追溯到远古才能解释清楚。

徐新建: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您提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您认为费孝通先生归为历史功能学派,那乔先生您自己是新的另外一种还是其他?可否用一个词语来界定?

乔健:我自己很难定,不过我的主张虽也是接近历史功能学派,但严格来说更近历史学派。大学的时候导师是李济教授,他是考古学家,后来的硕士论文导师是苗逸夫教授,他是个地道的历史学派的人物,他用的教课书是标准的历史学派的教科书,就是罗维(Robert H. Lowie)的那本《文化人类学导论》,现在也还很流行,我认为是很好的一本人类学教科书,因为他不讲大理论,而是加很多事实,这些事实说明,摩尔根是错的,所以我是受他的影响。对于功能学派,我觉得它确实是有很大的作用。但到后来我的研究引用更多的是维克多·透纳(Victor Turner)与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象征人类学也给我印象很大。总结起来,有三种学派,功能学派、历史学派和象征学派。

徐新建:因为时间很紧,我们要往下转了。请彭兆荣教授。

彭兆荣(厦门大学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席)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我大概讲一讲我自己跟乔健先生认识上的一些感悟。感怀他身上的一种人品和学品。读乔先生的书,就像是读他的生命史,他跟人类学的发展是一直串在一起的。其实传统的人类学,就是研究异文化,乔先生早期一直按照人类学的要求来做的,他在台大读书的时候,一个人跑遍了台湾的9个民族,做原著民研究。人类学成为他生命史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来说,乔先生的一生就是中国人类学生命史的楷模,当这个学科要求你去做什么的时候,他就用生命去做。在这方面,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异文化作为对象的田野研究:这就是早年在台大读书的时候对台湾的原著民的研究,和到美国康乃尔大学以美国印第安拿瓦侯部族为研究对象的博士研究时期,和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人类学那段时间对瑶族的研究。这些都是他在践行着人类学的生命史的一部分,但是,他并没有忘记除了践行人类学传统学科的要求外,他还有一种自觉,这就是如何用人类学的知识去解答中国的人类学家需要额外负起的一份责任,这个责任就是用西方的人类学知识体系去解释、验证中国这个大的古老文明体。这大抵也是中国的人类学界近二十来所谈论的所谓“人类学本土化”的问题。如何来做这种研究,作为一个具有文化自觉的人类学家,尽管长时间都是在边缘走,无论是研究台湾的原住民,北美拿瓦侯,还是华南的瑶族,无论他如何关注族群的边缘性,他始终没有一直忘掉做一个中国人类学家的责任,即需要解答中国的古老文化,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乔先生为什么会在今天提出“黄土文明”的依据,也是他经历了中原(山西)的“乐户”及“底边社会”研究后的推延性逻辑。

23年前,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在人类学研究领域算起来还是一个“小毛孩”,我有幸认识了乔健先生。那时因为我的法国老师与乔先生共同在做一个国际瑶学研讨会,乔先生甚至开玩笑是“谣言会”(瑶研会)。我的法国老师Jacque Lemoine在法国是人类学大家,当时我除了帮他做一些学术工作外,还帮他组织会议,为中国的代表团做翻译。当时,我觉得乔先是高高在上,因为他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创系主任,又是国际瑶学会的首任会长。所以可以想象,他是用生命去理解、去践行他对人类学的理解,即一个中国人类学家应该做什么。现在想起来,费先生早先的研究对象也是瑶族,他的夫人就死在广西的大瑶山(金秀),这是一段悲壮的故事。事实上,我早期为什么也从事瑶学研究,主要是受他们的影响,包括费孝通先生、乔健先生和我的法国老师Jacque Lemoin教授。所以后来我在国际瑶学研究会做的大约十年的调研,包括去泰国也做了瑶学研讨会,并与乔先生有过几次接触。这段经历让我体会到乔先生是学术生命史以及中国的人类学家应该思考的生命历程。所以,当他后来到山西来做乐户的时候,我们也不感到奇怪,因为它是一个逻辑性的东西,要回到山西来不是要解答台湾的一个小原著民部族的问题,也不是解答印第安人拿瓦侯的异族问题,也不是去解答华南的一个小民族瑶族的问题,他事实上是最终是要去解答一个中国人类学家被赋予的、被期待的更大问题,这就是中国的人类学家必须要去解答一个复杂的文明社会的大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大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乔健先生,以及多数中国,或有中国“血统”的人类学家们做过和正在做的工作。

这就是刚才讲的,为什么费先生早年追随他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做“功能学派”的研究,却将“英国式”的功能研究搬到他的家乡“江村”进行验证研究。其中的道理包括马氏的功能学派在一个小的、相对稳定的、静止的“海岛”社会里生成出来的,这种理论同样需要放到中国的背景中来考察。这是大学者的文化自觉。所以今天回到,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被乔先生提出“黄土文明”的用意。这就是从我这样一个小辈来看乔先生的生命史所得到的感悟和启示。

另外,我还觉得乔先生有个非常难能可贵的品格,可能我们都不是很注意,费先生提倡“美人其美,”其实这很难,中国的传统的学者大多是“自美其美”的,很难“美人其美”。我们来看下乔先生跟费先生的关系,包括今天,他非常感佩、尊敬费先生的工作,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史,按照传统的“文人相轻”,他是不需要这样的。可是他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在台湾,我总是听到他不断的去宣传和表彰李亦园先生,这不仅仅是年龄和辈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乔先生是从美国培养出来的,费先生是英国培养出来的,李先生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可是我们总在很多场合听到像乔先生这样总是去赞扬他们,这是我们中国人类学尤其要发挥的品德:先美人其美,再各美其美。

徐新建:今天我们来这里,不仅是要总结,还要想怎么去做。因为我们的人类学不是很理想,有很多学术上的问题,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是,学者之间,学术之间没有达到一个良好的互动,特别是刚才讲的,没有很好的去尊重他者的成果,乔先生在这点上做得非常好。

彭兆荣:那是因为他先美人其美,再各美其美,然后他才有这样的能力、境界能够成为大师。这是他的学术生命史、个人修养和人品使他成为他为大师。我对乔先生肃然起敬。虽然我很早就认识他,但多是远远地看着他,我认为,他身上的许多东西是当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应该倡导的一种风范。我觉得要写他个人的传记,这一块是我们不够重视的地方,也是许多中国学者欠缺的地方,乔先生就是有这种美人其美的品格特别难得。乔先生不是一般的穷家出生的人,看他的家世(前天我们在平遥所看到的他的家业),通常是不需要往下看的,但是他有这样的素质,他有这样的胸襟,有平易近人的品格,这点非常难得。

乔健:我觉得到了现在的情形,跟我当初去调查拿瓦侯的时候,不一样了,一是年纪大了,一是记忆力差了,我觉得作为中国的人类学家,在中国的土地上,应该可以想得更大一些,我现在关心的不只是历史,而是文明的起源问题。这点我已在前面说过,而且在我编著的《印第安人的诵歌》(2005)那本书中也初步论证过。由于今天我们研究的是介休市,可以也应该问这个问题。我想不要说是别的,费先生在研究江村的时候,他也没有需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徐新建:好!谢谢乔先生!谢谢徐杰舜教授、彭兆荣教授!对话会上半场到此结束。现在中场休息十分钟。下半场由徐杰舜教授主持。谢谢!

对话会·下半场

徐杰舜:各位学者,中场休息结束。对话会下半场现在开始。前面我们讨论得非常好,乔先生经历非常丰富。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继续进行对话。下面有请周大鸣教授讲话。

周大鸣:我认识乔先生的时间是最长的。1982年,他带着香港中文大学的老师来中山大学做访问,那时我是助教,30年了,认识他是最早的。乔先生当时作的讲座,我都听了。当年,大陆的政治气氛和现在不一样,我们系的老师和他们系的老师吵得厉害,包括谢剑等老师。不同组讨论,结果每组的都吵起来了。这说明当年乔先生打破大陆学术的风气,我觉得是有贡献的。1981年中大成立人类学系后,乔先生就主动立马带着他们所有的老师来到我们系访问和交流,他们是80年成立的人类学系。本来想做学术上的交流,但是当年我们的系主任梁先生身体不是很好,所以当时乔先生跟他谈的一些事情,他全忘记了。后来,乔先生找他落实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说,“我说过这些事情么?”

乔健:我插一句,当初确实是制度上是存在这个问题,我们要做瑶族的研究,我替我们系的学生选定了瑶族来做他们的调查地点,但是我们要和中山大学合作,中山大学要上报中央,上报中央后,批准了就下发到广东民委,民委却告诉我们可以直接去找他们,我们绕了一个大圈子。

周大鸣:当时的整个学术气候、话语,跟现在差别还是蛮大的。

乔健:后来,我们干脆直接去找广东省民委的民族研究所,他们马上带我们去了瑶族地区。

周大鸣:我跟乔先生的联系,我从三个方面来讲。一是,我一直把乔先生当成我学习的榜样,前面是学术,后面是学习他的领导能力。一是,我觉得乔先生,在推动学科的发展上做了贡献。1973年他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后,是在一个叫“人类学组”(属社会学系)里面,在香港中文大学那边的制度不是那么容易的,从一门课程到办一个系,是要比较长的时间的,他也要花7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他是创系之人。

乔健:我们是比较快,心理系申请得比我们还早,但是我们比心理系却早了两年成立。

周大鸣:这在香港中文大学制度下不是那么容易的。创系之后,他又加强了跟大陆的联系。三个学校,当时要一起成立人类学系,他们学校是第一,1980年成立的,中山大学是1981年成立的,厦门大学是1982年最后成立的。他联络两边的学校,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您也影响到了您的学生,香港中文大学那边当时的学生,现在也是教授了,包括廖迪生、张兆和等。当年他们来这里访问时,还送书、交流等。那时,我们是跟廖教授他们交流,所以现在一直保持着交流和联系。那时他们是本科生,主动跟我们交流。乔先生还搞了两岸三地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活动。我看了那个照片,在上海大学办第十届的时候,当年乔先生与李沛良先生很年轻,比我现在还年轻得多,跟费老很多大牌人物坐一起,那是在1983年,大陆去的人都是很大牌的。后来,我去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住的那个“惠友楼”,费老当时也是住在那里,他留下一首诗,我去的时候还拍下来了,陈国强老师也有留言。从两岸三地,推动人类学的发展,是第二件事情。第三,是组织瑶学研究,组织一系列的研究,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组织研究学会,参加了好几个学会,比如说瑶学、艺术人类学,很多个学会。

乔健:为了推进人类学的力量,我首先成立了一个香港人类学会,你必须要让这个社会认识这个系,之后政府才会批准,所以先开始一个香港人类学学会,很惭愧的是,参加这个会的大多数是洋人,他们对人类学感兴趣,他们很多是香港政府的官员,这对于人类学系的成立是有促进的作用的,所以我们比心理系快了2年。

周大鸣:乔先生都不摆架子,这是大家愿意跟乔先生来往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乔先生成为讲座教授,是不易的,因为在香港那边,是英式的制度。现在香港中文大学那边也只有10多个讲座教授。他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第一个讲座教授,后来也没有了。香港中文大学的会议上,校长身边坐的先是讲座教授,然后才是行政官员,说明他在大学内的地位是很高的。还有,就是那么年轻,就能够组织两岸三地十届的会议,相当不容易,因为要突破多少制度性的事情,相当不容易。因为当时的意识形态在大陆是非常不同的。

乔健:我们的第一次会议是在1983年,当时香港的报纸都是头版。

周大鸣:这个中华文化与学术会议在学术界是很大的事情,这是很突破性的。我觉得这表现出他的领导能力。在东华大学,乔先生成了唯一一个得到最高奖的,那是阿扁给您授的奖。而且也是在东华大学创建族群研究中心,现在成为了原住民民族学院。

徐杰舜:原住民民族学院,了不得。

周大鸣:他在东华大学做的一些事情,显示出了他的领导能力。东华大学最早的研究生班,也是在乔先生在任上做成的,他们几乎是每年都搞一次会议。

乔健:我们每隔一至两年都会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会后一定出版论文集。最近的是201211月召开的关于“谋略、关系与华人的管理思维”。

周大鸣:所以我要向乔先生学习如何去组织会议,如何去找钱。另外一个就是乔先生“以学术为本”去组织学术会议,所以我觉得他在学术上的贡献非常大。刚才也讲了这是很重要的讲座教授的讲话,大家都讨论了很多。其实这个讲座让大家思考不仅仅是人类学的东西,所有的学科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就是从西方传入的学科如何与中国社会相结合。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学科都是食洋不化,拿着人家的东西不化,但是人类学是比较早的反思怎么样到中国来应用、研究。我觉得这是整个中国所有的学科要面临的问题,乔先生比较早的提出了这样的话题,很可惜的是其他学科没在这上面很认真,因为这套制度越来越洋化了,动不动就是SCI/SSCI的,我觉得用洋文来发表文章就是他们的衡量方式。

乔健:这个是很可悲的。

周大鸣:我们的国语是中文,他们的国语是英文,你要去跟他们比英文的文章,怎么比得过,一个不平等的竞争,本来我们英文就是后来才学的,要将文章发到一个很高级的刊物上面,难度是很大的。

乔健:这个实际上很不公平,比如说我们人类学家,我最敬佩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若是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克利福德·格尔茨在高级刊物上发表那么少文章是通不过的。

周大鸣:除了李安宅先生做过印第安人外,到国外留学的人,很少做过。李方桂先生做的是语言学,所以中国人到国外拿博士学位容易出现问题。乔先生在求学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其实自己有一个判断,就是不盲目跟着老师的路走,而是走了自己要学习的路,这是一个学术的突破还有,我觉得乔先生做研究时,能够将一个事情做得很出色,在做瑶学研究会,国际瑶学研究会时,因为瑶族是跨境的民族,他马上将视角转向国外,如东南亚。

乔健:这个很重要,就是国际瑶协会成立后,各地的瑶族学者都说,研究瑶族本来就很冷门,现在却被炒成大热门了。

彭兆荣:乔先生是国际瑶学会的创始人。

乔健:第一届在广东,第二届在香港.第三届去了法国。

彭兆荣:将一个冷门的东西炒热了,瑶族本来是一个小的族群,然后成为了国际的话题,这是一个要有好的国际的视角。

周大鸣:包括在广西,做的那个人类学本土化,他在总结的时候,画龙点睛的讲了一些话,将整个会议的等次就提高了。1999年在百色的那个本土化的会议上,之前乔先生没有讲什么话,到了要总结的时候,我主持的,到了后面,乔先生画龙点睛,一下子将我的视野打开了,所以我觉得乔先生学术的视野,这几件事情是我看到的。我觉得,至少,乔先生为我们做了个好的榜样。还有谋略的研究,乔先生将其放到世界的视野,在人类学经济学院演讲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乔先生不错。他能将中国人的谋略的研究和世界上用这种谋略的人做比较,将中国人的谋略和世界人的谋略的意图来做比较。他将谋略上升到学术,将谋略上升到中国人的智慧里面去。他能将小的事情放大,比如说香港那边的“打小人”,就是很讨厌一个人,就打。他将文章一写,马上引起轰动,成为国际知名的话题。再如山西的乐户研究,以前山西也有很多人做这个东西,但是学界不知道,他不是研究乐户而研究乐户,而是将乐户看成是中国的底边社会,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那边开了会议。

乔健:开了第四次,第一次研讨会叫做“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学校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给它起了一个新名词叫“异文化”,包括人类学的other culture和社会学的sub culture。所以第二次会议便叫“异文化与多元媒体”,第三次谈到了中国的主流文化中的“情”,研讨会的主题便是“谈情说异”,第四次则是“谋略、关系与华人的管理思维”。

周大鸣:社会学做了很多的分层研究,大部分是用了量化的指标,但是没有一个完全的文化理念在里面,谁是底层,谁是上层,这是个文化的认同,不完全是个经济指标,你说从生活水准,从收入来讲,它绝对不是底层的,它之所以是底层的,它是个文化的东西,社会学是应该要做参考的。他们现在做分层,热得不得了,他们完全从经济的,而没有从文化的理念来看这个社会分层,所以若是能将文化的要素放进社会中,会有很大的突破。我觉得以小见大,是乔先生的一个学术贡献。包括最后回到介休,这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课题,就是如何去研究一个复杂文明的模式,我想乔先生最后的“十块钱”给我们提了怎么去研究复杂文明、城市文明的问题,这也给中国学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乔先生说人类学要与历史相结合,我也有不约而同的认识,我在我的文章里面也写到“历史研究的取向”,黄淑聘先生也非常赞同我的观点。中国人类学做的研究,只做很浅面的研究,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做任何一个村落任何一个聚落,都有几百年的历史,没有历史的维度去看待这样一个社区,无法理解。为什么去做中国人类学的研究的时候,将动态的现场跟历史的现场结合起来,我觉得是很好的。所以在中大发展了历史人类学,我们就是想突破。

乔健:我觉得很好,是个协会?

周大鸣:是个研究中心,有个《历史人类学》杂志。我觉得是进入介休研究的很好的一个视角。

徐杰舜:好!谢谢周大鸣教授。下面请丁宏发言。

丁宏:我觉得刚才讲的,可以归结到乔先生的经历、研究视野、人格魅力、个人的素养,等等。乔先生的学术功底非常强,所以包括他的为人处世。实际上有些东西是学不来的,不是说听几次讲座就能学来,但乔先生能把很多东西形成他的个人的品质。包括对别人的尊重等等,且他能将他的东西运用到研究当中,乔先生波及的面是很广的,乔先生刚才说中国人类学界缺少田野,其实还缺少一样东西,就是比乔先生年轻的那一代学者,当时是缺乏理论性的,这是中国解放后与外界的中断,其实际造成的。刚才说“人类学被取消了”,我很认同这句话,其实很重要的是融合在民族学大的框架里面,因为政府是最支持这一块发展的时候,因为解放后民族学、人类学的高潮是最得到政府、资金的支持的,所以说我们在梳理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历程时,对于民族识别,我不能不提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问题,不管是有无问题。20世纪80年代,学科重建以后,确实有成长的一批人,他们的老师是没有经过人类学的培训的,实际也是在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过程中存在问题都是有关系的。也是造成我们现在的学科归位也好存在很多问题,这不是我们现在能解决的。包括发展方向,社会上的问题、掌权的理念。我觉得乔先生的出现,尤其是费老。林老。宋老去世了。在汉语界人类学,之前我去拜访李亦园先生,他身体不是很好,所以乔先生成了国宝级的人物,但是我们看到,乔先生一直不遗余力的发挥作用,这还包括刚才周教授说的香港、台湾、大陆跟国际的关系。乔先生有大的视野,他为什么做得好,因为他对中国文化有自己的理解,他所做的研究能够游刃有余,能够比较研究。我觉得乔先生不经意的做一些事情,但是有很多实际的结果。我们都看到了。我觉得徐老师讲得有点悲观,要抓紧啊,我觉得这个也重要,但是有点悲观的,现在人的生命啊、健康啊,有时确实是不能衡量人。我们希望乔先生好好保重,因为我们尤其需要你,特别希望乔先生在研究领域能够发挥前辈、领袖的作用。

徐杰舜:谢谢丁教授。下面请人类学专家以外的同志们发言。有请罗晓南教授。

罗晓南(台湾世新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听了这么多人类学的讨论,我对人类学有了新的认识。刚才讲到西方人之田野研究,很多找中国人来做,乔老师也提到,早期中国及外国学者在台湾做的研究是美国国防部提供的经费;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影响更加大了,美国有了更多的钱放在做中国研究,很多大陆出去的做研究奖助经费都跟这些有关,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不好,黑格尔哲学里头讲了主人和奴隶劳动的辩证法,刚开始是帮他做工,开始做久了之后,学会了方法后,就可以改变甚至取代他,所以虽然目前这个规定是不好但结果不一定。论及对乔先生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真诚的人,能真诚他面对自己要问的问题,不会管外面的人怎么样,不管到哪里,他都遵循自己的心路历程去走。乔老师来世新大学时,我正担任通识中心的主任,当时通识没有人类学相关师资的需求,而口语传播系的人有田野调查相关的需求,所以一开始双方并没有什么接触经验,后来成立异文化研究中心我担任主任的时候,就跟乔老师就结缘了。我看乔老师做那个拿瓦侯的研究,就觉得很有趣,其实我虽不是人类学家,但是我跟藏传佛教还有些渊源,所以我就跟乔老师谈了,我觉得乔老师做这种比较很有趣,这个时代就是要讲“跨”,跨学科专业很重要,我觉得乔老师他能跨,且能跨得很多领域;我曾经看过一些数据,就是西藏的白教大宝法王去拜访印第安族时表示,在西藏古老的传说里认为有一天会碰到像乔先生所研究的拿瓦侯这类印第安族,而印第安族也有类似的古老传说。乔老师的研究,虽然是在两个不同的洲,但发现印藏文化间却有很多相似的东西,这确实有趣,值得研究。我觉得乔老师是非常有开阔视野的人,这对我们中心当时的成立很重要。我想说,我在成立异文化研究中心的时候,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去跟系所做结合,乔先生之前曾办了一个“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研讨会,我想这里有不少学者有参与过,这研讨会文章发表了之后,很多系所就来问,譬如社会发展研究所,是成董事长的妹妹成露茜创办的,她也是UCLA的终身教授,她觉得乔先生的东西可以和社会发展研究所联系一起,因为社会发展研究所不仅研究理论的部分,两边如何结合,结果就成立了异文化研究中心。其次,刚才我说过,乔老师是一个能真诚面对自己的人,成露茜教授也是一个面对自己很真诚的人,虽然他们两个有意结合,但是他们各有各的坚持,成教授是走critical的方法,乔老师是实证诠释的方法,他们两个要做个整合的时候又各有坚持,所以我在中间做调人,在给异文化定英文名称的时候,我就在中间做调和,经过来来回回几个过程,提出了alter-culture的名称。这之后,我们合作做异文化研究,且是跟媒体相关的,当时有个《破报》,是异文化的报纸;其中有个《立报》,是知识分子的报纸,是谈教育的。还有份《四方报》,是谈东南亚的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我们华人到国外去,其实是比他们强势的,因为我们还可以听或用到母国的语言,他们离开国家后听不到自己的母语。《四方报》成立后,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眼泪都留下来了。这些报纸都是在为边缘发声的,所以我们在2008年办了个“异文化与多元媒体”的研讨会,也请了很多著名学者,有李亦园、李欧梵院士,他们提出了新文化与异文化的方法,他们两个都认同人类学扩散的取向,这样可以更多的开拓新问题。2011年又办了“谈情说异”研讨会,其中谈到“情”与异文化的研究,参加会议的有白先勇先生、曾永义教授、李欧梵院士、哈佛大学的李惠仪教授,美国杜克大学的周成荫教授,其实这是非常盛大的会议。大家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谈“情”的问题,是中西合璧的。乔先生先将他的人类学研究构连到媒体研究,进而又构连到中国文化特重的“人情”的问题,这是非常创新的研究。即使在西方,也是到2002年左右,第一本英文的谈人类学与媒体的书才开始出现,2008年在台湾有翻译出来《媒体世界:人类学的新领域》。我们目前海峡两岸与媒体有关的理论,大多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而没有注意到不同媒体在不同文化中的运用是不同的,我随便举个例子,好莱坞的电影与宝莱坞的电视不一样,之前有很流行的电影《三个傻瓜》,在里头宝莱坞的叙事方式是以家庭方式出现,反之好莱坞则更注重以个人方式出现,兄弟姐妹不出现。所以乔老师在重视人类学与媒体结合时也可谓是媒体传播界开创新领域的大师。为了进一步的将人类学的东西能够活学多用,就得贴合学生所关注的问题,亦即刚才说的情的问题,中国人过去看重情义,现在重视浪漫的感情。社会学中有论及,浪漫的感情和有情有义是不同的,浪漫的感情往往变成情欲,情欲又变成一夜情。所以我们这次定了个谈情说异的题目。曾教授也谈到桃花扇,连死了也要爱得死去活来,其实这很有意思。也有很多从其他学校如清华的研究生专程赶上来听的。如何看待情的问题,这里也充分凸显了“跨”的精神,它跨族群,跨阶级、跨性别、跨生死,这个跨界是非常重要的。

2012年,也就是今年下半年乔老师又邀请了瑞士的胜雅律教授来谈中国文化中非常特殊的计谋理论,其实台湾企业界已经开始谈论这些很多年了。但最早也是乔老师先开始论述的。另外,乔老师也辅导了很多学生去做田野研究。最后我做个总结,我觉得他的特点有2个,一个是忠于自己的,要问自己要问的问题,一般人不敢去做的事情,他敢去做。他对他的人类学手法,不限于自己的专业,而是和其他相结合。其实早期的人类学的,去研究落后民族的,慢慢的转变角度后,我们认为是跨的,是能普遍超越专业之自我局限的。第二是,他不仅是做人类学的研究,能将谋略拿到人类学开拓的运用,其实我觉得他是人类学的诸葛亮,这个其实也是从人类学出发的,因为人类学是要从生活中的小事情出发的,由小见大,我觉得这个谋略的运用不是算计,而是智慧。他从介休这么小的地方出发,有智慧能看到中国未来人类学的走向。

徐杰舜:罗教授补充了非常重要的方面,从异文化,到谈情说爱,到即将的谋略。谢谢罗教授。我们的张志东先生要求先发言五分钟。有请张先生。

张志东(山西介休市政协委员)各位专家、各位来宾,能够参加这个节目—与乔健先生对话,对于我来说是人生中最荣幸的一次。我只是介休市政协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今天能与在国际上、国内著名的人类学家一起,谈所谓“人类学”,是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两年前我连人类学三个字都没有听说过,但从接触乔先生以后,不仅了解了人类学,而且热爱上了人类学,我可以说把学习人类学知识、研究乔先生成立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下面,我把如何同乔先生取得联系的情况,向各位专家、学者作一个介绍。

我自2001年起担任介休市政协委员,当时就有一种想法,就是如何尽快成立海外人员联络机构,把介休籍在海外的专家、学者、学子们联系起来,和他们进行联系。也写了政协提案,得到了当时市长尚金华的批示,但是一直没有办法下手。后来在参加晋中市、介休市委统战部的座谈会上也多次呼吁,应该尽快成立海外人员联络机构,2005年我被晋中市侨联增补为晋中市侨联委员,2006年担任山西省侨联青年委员会委员以后,这件事一直在我的心里涌动,直2007年,我调入市政协担任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以后,这种想法越来越强,就多次和郝继文商量,如何借助政协这个平台,与海外介休籍专家、学者直接联系,实现我的愿望。到了20091219日参加了山西省第九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紧接着,市委召开了四届七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市委秦书记谈到招商引资工作时强调:“我们不仅要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引项目,而且还要加强同海外人员的联络、吸引人才,让他们参与到介休的经济建设中来,为介休的发展献计献策。”

会议结束后,我和继文又交换了想法,他提出,先从你熟悉的人员开始联系,逐步扩大,在他的帮助和天中社长的支持下,选择了其中一部分有真才实学、热爱国家有一定成就的专家、学者,在《介休报》开辟了栏目进行介绍。于是,我就从统战部的海外人员名单中,选择了一些人,开始同他们在介休的父母或者亲戚沟通,取得他们在海外的子女或者亲戚的联系方式,然后与海外人员进行直接联系,两年间,陆陆续续刊登了七期,介绍了八位海外的介休人士。20105月,在美国诺瓦东南大学数学部担任主任的何希盛教授和夫人刘爱香女士回介休探亲期间,我把他引荐给市委统战部部长梁启胜,统战部进行了接待,第二天王怀民市长等领导专门宴请了她们,7月份,在丹麦澳胡斯大学学习工作的武春森、孙月莲夫妇回来统战部也进行了招待和座谈,这样,鼓励了我与海外人员联系的积极性。因为和海外人员的联系,我就是借助政协这个大舞台和自己侨联委员的身份,在吴定元主席和统战部梁部长、张部长的支持下进行的。

有一次,老政协委员王锡堂同志,来政协和我闲谈中提到,八十年代,有一位从香港回来探亲的教授,叫乔健,他是国际上有名的大学者,但是不知道现在在哪里。紧接着,我就开始打听乔健在介休有什么亲戚,后来,又在网络上查找,结果眼睛一亮:乔健,著名人类学家,祖籍山西介休,还担任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荣誉主任,通过朋友的帮助,联系到山西大学华北文化研究中心的郝平主任,他告诉我,乔先生刚刚参加完在江苏省吴江市举行的“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正在山西大学短暂停留,并给我提供了乔先生的儿子乔立的电话,111日晚上,我和乔立进行了联系,乔立问我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介休市政协的工作人员,想见您的父亲”。第二天,星期六上午,我和郝继文乘车前往太原,在省人民医院住院部消化科拜见了乔先生,当时,乔先生因为身体不适住医院,我们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乔先生和我们谈起与费孝通先生合作,从1983年到2003年二十年间,在海峡两岸举办“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情况。和乔先生见面的第一感觉,他是一位大学者,我们找到了介休的第二个“张额”。实在不愿意再打扰乔先生的休息,便和乔先生及其子乔立约定,等他们回到香港、台湾以后,给我们提供有关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就这样和乔先生有了正式联系。

20114月第九届海峡两岸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暨第四届中国介休清明(寒食)文化节在我市绵山举行。3月中旬我得知消息后,向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赵宇推荐,他向秦书记汇报情况后,决定邀请乔健先生及其夫人回来参加活动。但由于乔健先生在台湾世新大学事先早有安排,未能实现,乔健先生给大会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函,信中表达了对介休市邀请他参加盛典的感激和不能回来的遗憾,并表示:“极愿将其余年贡献于家乡之文化建设。望能在近期内共同商定一时间,由健专程前往介休与有关人士就家乡文化建设提供方法上与理论上之意见并协助执行”。5月,时任市委统战部部长梁启胜赴台湾考察,我便和乔先生约好,让他们在考察团住地宾馆见了面,他们就介休的文化建设进行了交谈。20118月,山西凯嘉集团成立张壁古堡文化研究院,我们推荐乔先生担任研究院的高级顾间。说实话,很多介休人都知道张额是著名历史学家,担任过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但是大家对乔先生许多人不一定了解,我和他们讲,张额在太原、在山西大家都知道。乔先生不只是在太原,在美国、在香港、在台湾名声很大。为了山西让凯嘉集团主要领导了解乔先生,我整理了乔先生的简历、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证书、和乔先生参加重要活动的照片。其中有乔先生访问民盟中央与费孝通先生的照片,有与薄一波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时的照片,因为大家都知道费孝通、知道薄一波。10月路斗恒董事长专门邀请乔先生回来访间,受到介休市委秦书记率领四套班子领导主要领导的隆重接待,秦书记热情赞扬乔先生取得的学术成就和对中国人类学的贡献,王市长三次到乔先生下榻的正达大酒店与他座谈。并约定明年9月由乔先生召集一批在国际上、国内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来介休举办一个论坛,这个论坛的主题是围绕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城市文化,秦书记、王市长明确把我作为专门的联系人。

和乔先生频繁接触的过程中,有一个感觉:“他是一位老实人、是一个很认真的人,是大师级别的人物”。接触上乔先生以后,我仿佛找到了新精神支柱,所以,学习人类学知识和研究乔先生,成立我生命的一部分,特别是对乔先生对中国人类学发展做出杰出贡献而敬仰,他在我的心中成了一座丰碑。

乔健:我觉得这次会议的成功,就是张先生跟我认识之后,主要的力量主要是靠张先生帮我收集材料啊,很多细节都是他做的。

徐杰舜:谢谢我们可爱的张先生。由于他工作繁忙,所以要求先发言。下面我们请来自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横山广子教授发言。

横山广子(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副教授)谢谢!徐教授今天说明了重视口述史的,我不怎么会普通话,今天我知道乔先生很多内容,虽然跟他接触的机会不多,直接说话的时间,统计起来没有一个小时。我有好几次见他,也是跟我的中根千枝、费老师、乔先生三位老师有关的,否则没有什么机会。发现三位老师性格差不多,我对乔先生的性格不是很了解,我觉得中根老师对其他人的评价是比较清楚的,她喜欢评价的人,但是她很青睐乔先生,很喜欢你,对费老也是一样。费老是中国人,中根教授是日本人,但是他们都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过。他们初次见面是1979年在北京,当时中根教授是代表日本做访问,那是很早的时候,那是还不知能否见费老,到北京了,北京人问她,想参观什么地方,然后她就说一定要见费老,然后中根教授就在中央民大的房间里见了费老。之后,费教授想跟她说话,然后让有关部门安排她在北京饭店,跟她见面,那时在北大见面,中根教授送费老一本书,第二次他们见面时,费老已经看完了那本书,然后,他们互相了解,有了青睐。我不知道中教授跟乔先生是什么时候见面。但我不知道他们三个为什么互相信赖呢,我觉得最多的因素是,他们的理解力强。可能是他们的敏感度强或是直观的,我觉得他们三个是直观比较突出。我的老师,她都知道,她跟别人说几句话,就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她有很判断。所以她不怎么喜欢空话,好像乔先生也是不怎么喜欢说空话,她喜欢不复杂的话,喜欢很直接、关键的话。好像是直感,已经有了专业性的直感。这次来,乔先生来之前,他说1997年访问我们博物馆,那时,我开了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乔先生和夫人来了,他说我们要进行文化遗产保护,他说他访问了一个小街道,那个地方的文化保护得很好,您是从日本来,能否跟我介绍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他访问的是什么街道,所以不能回答。这次我将我们那边传统文化保存得比较好的材料带来了,但是我没有准备得很好。那次的研讨会之后,感觉到轻松,他就到了那个地方去了,他就发现那个地方是很好的地方,是个小镇,他觉得那是未来介休的保护文化遗产是值得学习的地方,他特别要求我介绍那个地方。我觉得乔先生作为研究者的,值得抢眼的一个地方就是跟直观的了解的一种动态。昨天早上他说博物馆里面什么重要,我花了半天时间,我在考虑的,我觉得他比较重要的地方,他都说出来了。第二是,刚才有人说了,他就是大度包容的人,对日本的研究者不像中国的研究者一样,他跟我对话时,是接受我然后跟我说话,就是对所有人都包容。他的视野也很宽,这次是要谈的是介休市的发展,乔教授书了日本海式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也有值得参考的,对这方面,他视野比较宽。费老视野这么宽,乔先生也是。我来到这里,发现很多和日本不同地方。我能够考虑为什么不一样,从这里开始,可以分析的。我觉得刚才乔先生说的,现在中国的人虽说去国外,还是研究中国的太多了,因为到日本的中国人,研究自己家乡的人还是很多,为什么,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最大的因素,我觉得就是日本的老是一般不勉强让他们研究中国,但是中国人还是回家乡的多,因为他们认为开始考察的时候,会用自己的人际关系比较早得到博士学位。博物馆里面有研究生院,研究云南和西安的研究生,他们利用七年的时间,才能够写一篇博士论文,两三年写出来的时间已经很少了。第三点是,研讨会的也是跟市政府联系开办的,为什么他们能够做这方面呢,或许是他们比较重视,知道关键的是什么。他们三位知道怎么能够跟行政部门做工作,很聪明,这点很重要。费老,参加政治多,但他不是搞行政的,是搞学术的。我觉得乔先生能力很强。

徐杰舜:谢谢横山教授!我们还有三位学者没发言。先请安介生教授。

安介生(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我本人一直在关注人类学,非常高兴。觉得乔先生的自觉非常珍贵,我是出生历史学的,现在往历史地理转。民族学,大家也非常关注。乔先生有非常宽大的胸怀,我本人博士论文做山西民史,过程发现山西跟民族关系非常密切,大量的外族人鲜卑人、蒙古人等进人山西福建,所以山西人,境内的人种呢,我现在用DNA去做的时候,发现是最复杂的地区。我做民族地理的研究,九几年开课,然后在葛先生的支持之下,写了《历史民族地理》,在96年,07年时出版了,作为我们民族地理的丛书的一编,这样也是将中国民族的分布与地理相互的关系搞出来。如果您章不动,我给您寄过去。乔先生等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会继续做下去。

徐杰舜:谢谢安教授。有请任锋博士。

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在香港读的是历史人类学,我也读点人类学的东西,我的导师是历史学家,也是社科院的院士张浩先生。我做的是历史,现在也在政治界,今天上午谈的问题是,特别是西方政治文明原初的人类学,相当于现代科学如何在复杂的文明内进一步落叶生根的问题,我觉得乔先生真的是带着惊险的反叛,在当年学生期间就已经给我们树立了榜样,而他晚年提出黄土文明模式,其实也正是给我们揭示了大师级应当具有的文明自觉。中国文明怎么样在未来的世界真正发生作用。我个人体验,是我不断与导师有交流,他们漂泊海外,一辈子对中国文明反思,他为了重新学习文明,一直在反思。人类学,我非常同意大鸣老师说的,历史学不仅要注重纵向,也要回到经学、国学,才能真正能撑得起人类学。人类学作为一门学问,中国文化的大道本身,如何在这个格局下发现新迹象,这可能是乔先生注目介休给我们的启示。我希望以后的人类学者们能够为我们的自觉,在将人类学在中国格局中更新,起到更大的作用。

徐杰舜:好!谢谢!下面请侯小宝教授发言。

侯小宝(山西医科大学副教授):我是对人类学知道最少的。我对乔先生是久仰的,今天上午对我来说,是学习。乔先生老家是在洪山村,我老家离那也是2公里。我们知道洪山村是文化悠久的地方,有个泉石,是很悠久的,有个传说,有只神鸟、山洞,现在是引用水、泉水,每年三月三有源神庙会,那是活的文化遗产,下午我想去,但是心里有点忐忑,若是真正重视后,会像平窑乐山那样,那里离这大概有30公里的路程,当地人每年会去源神庙会。

徐杰舜:谢谢!我们再乔先生讲几句。

乔健:我觉得这届人类学会议,意义很大,过去,对人类学家,政府并不是太适应,很不幸的是,早期被利用了,去研究东南亚地区,后来人民说我们是特务。后面殖民政府不太信任我们。所以我们被打上了标号,后面,政府逐渐对我们转变了态度,介休政府现在指明要跟人类学协会合作,可以说是政学合作史上是先例,我觉得是很成功的例子。需要双方很谨慎的合作,但是介休开了先例,这对人类学家,是很大的鼓舞。

徐杰舜:好。今天的对话到此结束。谢谢各位!

 

文章刊于《青海民族研究》2013(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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